去年圣誕節在河南洛陽發生燒死三百多人的大火同當局處理的手法，使我從一千七百年前的“洛陽紙貴”想到如今中國人命的低賤。 洛陽是中國的故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就是洛陽，史稱東 周；東漢、三國時候的魏，后來的西晉、隋朝，以至五代十國的若干王朝， 都以此為首都。作為政治經濟中心，也就有它輝煌文化的時期。例如中國最早佛寺的白馬寺，而魏晉時期的人文哨萃更是膾炙人口。西晉時期左思的《三都賦》寫成，買紙傳抄者眾，產生了“洛陽紙貴”的成語，歌頌三都之一的《魏都賦》就是洛陽。
城市有興衰，風水輪流轉勢在難免；古都走上現代化，出現卡拉OK也不必大惊小怪，然而一千七百年下來，河南變得很窮，大躍進時信陽地區就餓死百万人，統治者的觀念沒有進步反而倒退，這种淪落才是可悲而且可恨。左思在序言中說過，“美物者歸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而被中共以無本無實假大空概念美之贊之的社會主義獨裁制度根本就是一個糟踐人命的制度，從洛陽大火事件中再一次得到証明。
追本究實，在人權問題上，事件至少說明以下几點：
一，官商勾結，無視安全。東都歌舞廳無証營業八年，九七年曾因為消 防實施不及格而被吊銷執照，但仍可以“好廳我自為之”，必然是官商勾結的結果。而其中之商，除了台灣商人之外，据說還有當地某高干之女，那豈是官商勾結，實際上是亦官亦商了。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對特權階層的优越 性。
二，孤身認尸，沒有人性。到底死了多少人，這是任何傷亡事件中必須搞清楚的最重要事情。但當局對已經難以辨認的尸首卻只允許一位家屬去辨認，不要說一個人難以辨認，為什么不允許多人去辨認以便在最傷痛的時刻可以相互扶持和免生意外呢？當局還不許召開追悼會，是怕向他們追討血債？可見當政者的冷血和心虛。家屬憤而示威，完全可以理解，更是抗議這些貪官污吏的必要行動。
三，死亡人數，盡量減少。雖然當局公布了死亡309人的數字，但是從當地傳媒所透露的，除了有294具尸体已被家屬認出外，尚有一百多張的尸体照片沒有被人認出，因此真實死亡人數可能有四百人左右。不久前廣東東 莞塌樓事件當局草草收兵不去救援，就是擔心挖出的尸体越來越多使意外事件“級數”升高而影響有關官員的烏紗帽和增多賠償數字。其中最容易瞞去的死亡人數是外來民工，因為他們在當地沒有家屬，有的還同家鄉沒有聯系，因此沒有人追究。他們的命比城里人更賤。
四，監控傳媒，掩蓋真相。事件發生后引起國內外關注，三百名中外記者云集洛陽，當局唯恐真相外露，所以進行監控，但是由于外來記者太多， 當局在手法上還比較客气，避免出丑，但是還有兩名香港記者和一名外籍記者被扣留告誡，或找去“友好談話”。而內地記者則沒有被“优待”，他們被肆意搜身，膠卷被曝光，記事簿被搶走。記者的人權內外有別。受難者家屬愿意接受境外記者的采訪而責國內記者“官腔”。其實不能全怪記者，專制体制使然。而新聞自由乃是人民防止獨裁政權一手遮天的基本權利，但在中國，傳媒不是監督政府，而是被政府監控，是政府的宣傳工具，不結束獨裁制度，情況不可能改變。
五，害怕群眾，擔心丟官。國家干部號稱是“為人民服務”的公仆，但大火發生后，市政府領導干部逃避群眾唯恐不及。他們開始對受難家屬的不滿采取冷漠態度，甚至企圖鎮壓；在理虧的情況下又處處逃避群眾；只有受難家屬進逼到他們面前時才硬著頭皮表態承擔責任，然后才出聲道歉。而河南省委書記陳奎元表示，他們怀著無比沉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和國務院作檢查。為什么他們不是向人民作檢查而是向上級作檢查呢？就是因為他們的權力來源是中共，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所以只需向江澤民負責而不必向人民負責。在江澤民表示“震怒”后，他們擔心丟官才向他作檢查，而死難家屬的哀號、游行并不能使他們“沉痛”。對比西方國家官員和台灣民選總統對遇難家屬的道歉，在新的世紀是該把中共的獨裁政權送上西天了。
六，江澤民是災難源頭。香港《明報》就這次大火發表社評《扑滅人禍大火，惟靠鏟除貪官》(但在每天轉載香港《明報》社評的紐約《明報》卻找不到這篇社評)，這是對發生在大陸多起大火案總結出來的教訓。江澤民日前在中紀委第五次全体會議的講話中表示要“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草菅人命的是貪官，貪官的源頭就是江澤民。之所以這樣說，不但江澤民是一党專政下中國共產党的總書記，而且是擔任了十一年半的總書記，要反腐敗早該反了，何必等到現在假惺惺地反腐敗？包括他的儿子江綿恒在內的家人依仗江澤民的權勢亦官亦商、官商勾結，大搞腐敗。這個源頭不是江澤民是誰？不去鏟除江澤民，腐敗如何才能治理？人禍如何能減少？江澤民与其一再“震怒”，不如以死向天下蒼生謝罪！至少也是引咎辭職。但為了家族生意，為了給儿子接班，江澤民舍得放棄這個權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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