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天安門真相》的出版，重新提出了江澤民靠整肅《世界經濟導報》起家的舊事，雖然江澤民當政十多年了，但人們對他的發跡一直心存疑慮：到底被江澤民整肅的這張報紙是一張什么樣的報紙，創辦這張報紙的欽本立又是怎么一個人，以及欽本立和《導報》与江澤民的之間是一种什么關系。大紀元獨家連載沈堯先生的系列文章，可以幫助讀者了解這一歷史真相。)
江澤民与“導報事件”之一：
中國大陸報人欽本立的新聞生涯
沈堯
一九一八年農歷七月初七，欽本立出生于江南太湖之濱的長興縣，祖先在元朝時，從蒙古遷居此地的紳士。在家中，欽本立是長子，他有一個弟弟欽本廉和兩個妹妹。欽本立在湖州念完了小學，入讀當時的名牌學校“杭高”－－－杭州高中。抗日戰爭中，欽本立考入了朝陽大學，攻讀法律專業。由于他參加并組織領導了當時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在大學三年級，被學校當局開除了學籍。
作為失學青年，欽本立在社會上闖蕩了一個時期。經當時一些進步的新聞工作者的幫助和提攜，欽本立開始了新聞工作者的生涯，先是在成都《時事新報》，又在重慶的《商報》和《商務日報》等報社服務……。 欽本立在晚年常常回憶自己重慶作報人的那段經歷。他說“《商報》只辦了一年，就被國民党當局查封了，……現在《商報》留下的人不多了，但還有几個，都是种子。”欽本立的這席話，与其說是在評論他的舊同事，還不如說是對自己一生經歷的概述。
重慶的《商務日報》，是被中共地下党控制的國民党報紙，當時吸引了不少進步新聞工作者為其效勞。現在的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的楊培新，當時任《商務日報》的探訪部主任，欽本立与劉火子、梁柯平、邵瓊、周洁等均為該報的記者。据當時的同事回憶，欽本立盡管言辭謹慎，談吐木訥，顯得城府頗深；但他生就的濃眉大眼風度洒脫，平日里喜歡戴一條紫紅色的領帶，頗具魅力。
“校場口事件”爆發以后，高集、浦熙修等著名記者發起簽名抗議國民党法西斯白色恐怖的運動，欽本立當時亦投身其中，在抗議書上毅然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抗戰之后，欽本立開始活躍于上海新聞界。期間他曾就職于上海《經濟周報》，主要通過与該報作者与讀者的社會關系，為中共作上海“解放”的准備工作。當時，欽本立作為一個為真理而獻身的進步青年，已經确立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并積极要求加入中國共產党。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匯報》被國民党當局關閉，該報創辦人徐鑄成只得將報社遷至香港。但《文匯報》仍要堅持報道國內問題為主，便在上海設立了一個記者站，欽本立當時就是上海記者站的負責人，浦熙修等著名記者在國內寫的一些重頭稿件，都是通過欽本立傳到香港去的。
在《文匯報》与徐鑄成合作
“解放”初期，上海的《申報》和《新聞報》合并，成立了《新聞日報》，欽本立作為共產党的代表人在該報主事。后欽本立又到上海市委的机關報《解放日報》任財經組組長。一九五零年，中共為了完善和鞏固自己的中央政權，從各地抽調干部進北京，充實中央各部門的工作。欽本立亦偕夫人進北京，擔任了《人民日報》國際經濟部的一位負責人，當時他主要研究和報道美國經濟。一度他也是《人民日報》首任特派美國記者的人選，后因中美交惡而告吹。
欽本立在《人民日報》期間，曾介紹當時在北京辦《教師報》的徐鑄成，結識了《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拓，當時欽本立与徐鑄成是住在同一條街上的鄰居。鄧拓与徐鑄成一見如故，談得十分投机。在交談中，鄧拓鼓勵徐鑄成恢复上海的《文匯報》，他認為這張報紙有別的報紙所不能起的作用。
徐鑄成回上海促成了《文匯報》的复刊，徐鑄成与鄧拓商量請欽本立反滬，任党組書記兼第一副總編，負責日常編務工作，即常務總編。《文匯報》當時還是一張公私合營性質的報紙，按規定應該有中共党員作“公方”代表參与或主持報社的領導工作。由于徐鑄成以前与當局所派的共產党干部合作得不盡如意，故在复刊時決意要尋找一位能夠合作共事的中共干部，曾与他共過患難的欽本立，就成了他合适的理想人選。
但欽本立起初并不愿意回上海，但當時許多朋友都去勸說欽本立夫婦，連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也鼓勵欽本立不要有顧慮，到上海后協助徐鑄成大膽工作，把《文匯報》辦好！
《文匯報》作為一張以知識分子為讀者對象的報紙，在徐、欽等老報人的領導下，當時的确辦得有聲有色，連毛澤東都感到《文匯報》比《人民日報》更有看頭。毛的這一評价使欽萌發了一個思想念頭：在中國大陸的具体國情里，可以通過報紙輿論，對高層決策的形成產生影響，從而起到推動中國社會進步作用。
“反右”被連降三級
一九五七年，欽本立和廣大知識分子、民主人士一樣，怀著滿腔熱情給党提意見，提建議。是年三月下旬，徐鑄成率領上海新聞代表團訪蘇四十多天，報社事務完全由欽本立“一把抓”。徐鑄成回國后還是整天埋頭在寫《訪蘇見聞》并逐日在《文匯報》上連載。多少年后，徐鑄成向筆者回憶道：當時看到《文匯報》卷入大鳴大放時，吃了一惊，即刻打電話對欽本立講：近期的版面處理得太過火了，過猶不及啊！雖然欽本立听取了徐鑄成的意見，對版面作了調整；但為時以晚，毛澤東在六月五日發表了《這是為什么？》，接著先后發表了《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和《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匯報》被理所當然的定性為右派報紙，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副總編兼駐北京辦事處主任浦熙修被划為全國性的大右派。
欽本立作為《文匯報》的主要負責人，按理也難逃右派分子這頂帽子，但由于他是共產党“派”他到《文匯報》去的，而反右的矛頭主要是對著民主党派的非中共党員（毛斷言民主党派在向執政的共產党進攻，欲取而代之），故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宣傳部長石西民認為，欽本立如划成右派，可能不利于中共自己的形象。結果，欽本立被處分為留党察看兩年、行政降三級。
隨著欽本立在反右運動中所受的挫折，他被調离《文匯報》，去中共上海市委調研室工作，負責主編一本內部刊物。在六十年代的“四清運動”中，他也參加“四清”工作隊下放到農村去。文革開始以后，他被下放到上海郊區的奉賢縣的一個“五七”農場勞動改造。此前，他還曾被紅衛兵、造反派，單獨一人關押在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絕的“牛棚”里，長達七個月之久，走出“牛棚”時，他不但胡須長得很長，而且已不會講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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