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隨著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欽本立獲得平反，被上海市委安排到上海社會科學院擔任世界經濟研究所党委書記兼副所長。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党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上來。對當時及以后發展的政治判斷，欽本立感到需要辦一份為改革開放方針服務的報紙，尤其是對外經濟，當時在中國報刊中還是一個空缺。故《世界經濟導報》（下簡稱《導報》）創辦之初的辦報方針是：為開放服務，突出自己是對外經濟的一個窗口。目前在中國大陸已被人們普遍接受的那句口號：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了解世界！當時是《導報》最早提出來的。
欽本立創辦《導報》，曾得益于當時的副總編李鴻禮的支持幫助。李鴻禮原先在《文匯報》當過記者，后來在政治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后被關入監獄，出獄后又被發配到北大荒勞改。文革后獲平反，經過宦鄉、欽本立等人的努力，他的戶口終于回到上海，并到欽本立主持領導工作的世界經濟研究所資料室工作。創辦《導報》時，宦鄉通過李鴻禮轉給欽本立一封信，在此信的影響下，欽本立給《導報》起的報名最初是《世界經濟資料報》，試刊號是《世界經濟報》。試刊號出版后，恰逢著名經濟學家錢俊瑞主持領導的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在滬開會，欽本立把試刊號在會上散發以后，引起了錢俊瑞的极大興趣，他向欽本立提出由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兩家合作來辦這份報紙，他同時還提出，試刊的報名太大了，“盛名之下，難副其實”，改名為《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欣然同意。
《導報》在當時的确是白手起家。要人員，沒編制。真正的編制只有一個半人，一個是李鴻禮，半個是欽本立，他當時是世界經濟所的党委書記，工資是在那里拿的，其他的工作人員胡塞、朱嘉樹、邵瓊、任嘉堯、鄭永欣、陸平、姜湘君等均是老報人，平均年齡是六十二點五歲，和欽本立都有很深厚的交情，受到以往各次政治運動的迫害，長期被剝奪了從事新聞工作的權利，那時又聚集到欽本立的麾下，重操舊業；沒有經費，欽本立出面向《文匯報》借貸了兩万元，沒有紙張，印刷設備，也請《文匯報》幫助借用，當時講明等《導報》盈利以后再償還；那時寫稿約信的郵票，甚至寫稿用的稿紙，也都是《導報》同仁自己化錢買的；報紙印出來以后，欽本立又率領《導報》同仁，親自上街賣報……
《導報》創辦之初，欽本立确立的辦報方針是，報道世界經濟的趨勢及其研究成果，比較偏重于學術方面，這主要是受到《導報》社長、著名經濟學家錢俊瑞、著名外交家和世界經濟學家宦鄉的影響，但實踐的結果是報道面過于狹窄，難于滿足讀者的要求，也影響了報紙的銷路，《導報》的同仁雖然看到了問題所在，欲突破自己原先設定的框框，但又顧慮中國國內經濟的馬蜂窩是很難捅的，《導報》的同仁又都是在政治運動的風口浪尖上滾爬過來的，對此尤為心存余悸，可是不碰國內問題而只對國際問題遠距离的發表意見，這張以國內讀者為主的報紙顯然是前途不容樂觀的。那時，欽本立鼓勵《導報》同仁解放思想、扔掉顧慮、他甚至對同仁們講：“你們就范一點錯誤給我看看。”
其實欽本立作為一個經歷過兩种社會制度的老報人，在辦《導報》之初，他就确立了一個思想：“我們辦這張報紙，主要是為了探索在中國進行新聞改革。我們絕不辦一般性質的報紙，而必須与其它的報紙不一樣，一定要突破千人一面的現實環境。”他當時對《導報》的同仁講，“我們這張報紙不管怎么辦，你們去發揮，但一定要有聲有色，如果是無聲無色的話，那就自己關門。”正在此時，中國資深經濟學家陳翰笙，以讀者的身份從北京給《導報》寫了一封信：在鼓勵《導報》之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報道世界經濟不能不報道中國經濟，而且你們介紹世界經濟的目的，就是要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這也道出了欽本立和《導報》同仁的心聲，那時《導報》社長錢俊瑞亦同意：可适當的試探性的搞點中國經濟。欽本立下達指令給《導報》同仁：創造新的風格，即使不能惊心動魄，也要讓人家眼睛亮一亮。
欽本立与副總編李鴻禮、陸平、胡塞等《導報》同仁團結一心，几乎是全身心的投入，當時立下的一個目標是每年要進一大步：八零年是雙周刊；八一年變成了周刊；以后又逐漸從十二版變成了十六版；報道范圍也從原來單純報道世界經濟，逐漸擴大到也報道中國經濟；從以世界經濟報道為主，中國經濟報道為輔，發展到以報道中國經濟尤其是中國經濟改革中的熱點敏感問題為主，配之于世界經濟。當然，欽本立和他的同仁，在改革之初，以《導報》為武器，為開放鳴鑼開道，被國內外有識之士評价為：《導報》的确起到了其他報紙所起不到的作用。
創辦初的一批“老少伙計”
俗話講，“事在人為”。《導報》的事，當然也是由《導報》的人來干的，在老報人欽本立的主持下，《導報》的風格除了体現在它的版面上以外，也具体反映在整個報社的組成人員結构上。
創辦之初，均是以欽本立為首的老報人，他們在一九四九年以后飽受了政治運動的迫害，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投入了監獄，有的成為“右派”被發配到邊疆去勞動改造。但种种磨難，仍然沒能淡化由于早年的職業而對中國社會的基本了解，也沒改變講真話的良知。而后，隨著《世界經濟導報》發展的需要，又在社會上招聘了朱杏清、范均、何凌、韓耀根、陳樂波等一些自學成才的有志青年，后接受了阮江宁、陳鴻斌、許小微、陳丹紅、陸明麗、秦建勛、沈飛昊等一批比較优秀的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這批在反思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一批新人，在欽本立精心培育下，其追求自由民主的天性，不是的在《世界經濟導報》這個舞台上，放射出耀眼的光彩。可見，《世界經濟導報》的組成人員一小部分是早在一九四九年就開始新聞生涯的老報人，而絕大部分則是剛剛踏上社會的“初生牛犢”。同中國的前十年改革一樣，欽本立帶領著一批“老少伙計”，憑著自己的良知、感覺和判斷，努力探索著一條新路。
在一九八二年，《世界經濟導報》同仁在內部有一場關于自己報紙性質的討論，按照新聞規律，和老報人們所熟悉的一九四九年前的辦報實踐，《世界經濟導報》就完全是一張民辦的“同人報紙”。但在中國大陸的具体條件下，執政党的高度集權控制，絕不會容忍在這方面開口子。欽本立根据同仁的意見，結合他對中國國情的判斷，提出《世界經濟導報》是一張社會主義的有民間色彩的報紙；而后再根据實踐的發展与形勢的變化，朝著真正的民辦報紙的方向不斷“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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