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底，中宣部、國家体改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舉行：“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當時大多數主張改革的理論家，思想家，都被排除在會議之外，甚至連當年參加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有重大貢獻的理論務虛會的理論家們，亦被拒之門外，臨開會前，中宣部長王忍之又把《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周報》兩家的代表名單給圈掉了。但在這個會議行將結束之前，在京的《世界經濟導報》編委張偉國，獲得了唯一參加會議的改革派理論家蘇紹智的長篇發言，連夜發回上海。欽本立看到后，喜出望外，打電話与張偉國商定如何編發這篇重頭稿子。當時他們一致的看法是：首先，由于《世界經濟導報》記者被剝奪了出席會議的資格，對該會議的宣傳報道紀律，就沒有遵守的義務；其次蘇紹智的稿子是在會上的一個公開發言，而官方輿論在報道這會議時，對蘇的觀點只字不提，不利于理論界全面了解這次會議的成果；第三，《世界經濟導報》發表蘇的發言稿只是拋磚引玉的一家之言，歡迎不同意見的爭鳴。電話直打到第二天凌晨二點。
蘇紹智文章的發表，曾被中國新聞界，視為是《導報》創辦八年所發表的最好一篇文章。在中國社會中，往往越是好的東西，在它的初生階段，所遭到的批評乃至摧殘也往往是最激烈的。中宣部在文章發表五天之后，提出了一個處理意見：“對于中央已經作出決定的重大政治問題，共產党個人如有意見，可以在党內提出，但是不允許在報刊上公開發表同中央決定相違反的言論。報刊不經請示也不得擅自刊登。……《世界經濟導報》發表蘇紹智上述發言屬于嚴重錯誤，應嚴肅對待。請上海市委負責認真查核處理。”
与此同時，簿一波拿著蘇紹智文章的《導報》复印件到鄧小平那里告狀，鄧小平面色非常“難看”，一旁的趙紫陽也不便講話，据傳說，只有一旁的秘書打圓場式的對鄧講《導報》登這樣的東西的确影響很不好，應該要嚴肅處理。此消息在北京理論界的有關人士傳開以后，引起了极大的關注，并紛紛向鮑彤和趙紫陽進言，這一步千万不能退，如果把《導報》拋出去，犧牲的就不止是欽本立一個人，最終趙紫陽肯定就要重蹈胡耀邦的覆轍。
令人不解的是，中共上海市委一邊在通過离退休老干部之口，向中央政治局和中顧委常委們發出通報，批評趙紫陽提出的“生產力標准”，只有一個基本點，而不是兩個基本點；一邊卻對正在遭受批評的欽本立慰撫有加－－在八九年元旦，上海市委召集各新聞單位總編舉行的迎春座談會上，江澤民對欽本立講，此事我們上海“能降溫就絕不升溫，我們要做減溫器”，“要冷處理”，并具体指導欽本立怎樣寫一個能夠過關的“情況說明”，然后由市委對中宣部講，“此事已嚴肅處理了。”欽當時是很感激的。
“以攻為守”擴展成報系
蘇紹智文章引發的風波雖然過去了，改革現行新聞体制，确保“導報”自主獨立的体制，開始成為欽本立考慮的頭等大事。實踐告訴人們，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中，必須以發展求生存，一味的“守攤子”就會被動挨整。
欽本立与他的同事當時的思路是：找一家象首都鋼鐵厂那樣的大企業挂靠，有一個厚實的經濟基礎，保持獨立的編輯方針，把《導報》改造成二元化的体制；經營、經濟成立董事會來解決，并組織一個《導報》基金會，在國內外籌集資金，創辦若干經濟實体，為《導報》的發展，提供充足的財力；編輯出版業務由董事會來領導，總編輯由理事任命，中層骨干由總編任命，而且要以攻為守，不能等著別人來抓辮子，而是要按新聞規則，逐漸把《導報》推廣成一個報系，由此，《導報》開始籌划創辦自己的印刷厂，醞釀与加拿大籍華人合作創辦《華美新聞》及《世界經濟導報》海外版和英文版，計划成立《世界經濟導報》出版社，出版改革開放的多种叢書，創辦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公司，《世界經濟導報》公共關系公司，建立自己的日報，如把恢复《新聞報》為《經濟新聞報》，并逐步發展為日報，再出几個月刊、周刊，和海外版、英文版、南方版，大學生版等不同的版本，万一有哪個周刊或者版本出了問題，就可以形成一個安全救助、互相呼應的机制。以后《世界經濟導報》和台灣《自立早報》組成姐妹報，都是欽本立和他的同仁們這一思想的產物。可惜的是，歷史沒有給欽本立充足的時間。
欽本立訪美歸來警告“走回頭路”的危險
一九八九年的頭四個月，可以講是欽本立一生的頂峰時期。
二月初，經當時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批准同意，欽本立應美國眾議員鮑‧史登普邀請，參加美國全國祈禱早餐。該早餐由美國新任總統布殊及政府高層官員和國會兩党領袖參加，作為應邀的二位中國代表之一，在早餐會上，欽本立受到了布殊的親切接見。此后，他又在華盛頓、紐約等地訪問了《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時代》雜志等世界一流的新聞机构，給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与美國同行的交流之中，欽本立進一步完善了他的擦邊球思想，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辦報原則：“一是講真話，講實話，把事實原原本本告訴讀者；二是要有多种聲音，不僅要反映上面的聲音，也要反映下面的、人民的聲音，讓人們根据事實對國家大事作出自己的判斷；三是在目前中國，要保護那些從根本上有利于改革開放、有利于激發和調動人們積极性的言論，要給那些想講話而不敢講和沒机會講的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提供充分的講話机會。”
從太平洋彼岸回國不久，《世界經濟導報》名譽社長宦鄉逝世，欽本立到北京參加遺体告別儀式，期間，他見到了于光遠、王若水、趙复三、鄭臂堅等老朋友，尤其是他在張偉國的陪同下，前去拜訪了夏衍，夏公對《導報》給予了高度評价，并對欽本立說：“現在党和政府与知識分子隔閡很深，《導報》的讀者對象主要是知識分子，而且影響也很大了，應該在溝通党和政府与知識分子、消除隔閡方面，多作些工作。”這一席話，深深印到了欽本立的腦子里去了。
四月十三日，欽本立到北京，在全國政協第一會議室，參加《世界經濟導報》特選書系《球籍：一個世紀性的選擇》發行儀式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座談會，欽本立又先后見到了李銳、朱厚澤、龔育之、戈揚、童大林、李洪林、曹思源、嚴家其、張宗厚、戴晴、陳子明等許多改革理論家，并傾听了他們對時局的分析。應該講，在那個時候，欽本立對北京的形勢已經有了切實的感受，他當時已認識到，“不能排除中國走‘回頭路’的危險，也不能排除中國進入停滯時期的可能性，也就是換上‘匈牙利病’。”
當時，《世界經濟導報》還發表了題為《倒退不是沒有可能的－－千家駒評李鵬政府工作報告》的文章，這在中國新聞界又產生了一個石破天惊的效應。正在大陸采訪的台灣《聯合報》記者王麗美，与《世界經濟導報》及時聯系，經欽本立同意，在《世界經濟導報》發表的同一天，《聯合報》轉載了千家駒的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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