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日后，上海青年報等新聞單位和知識界人士相繼到《世界經濟導報》聲援；五月四日首都兩百余名記者走上街頭，加入愛國學生的游行隊伍，從而使八九民運的主体結构中增加了知識分子的成分；五月九日，首都記者代表在全國記協遞交有千余名記者編輯簽名的請愿書；五月十六日北京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五月十五日上海知識界發表呼吁書；……這一系列活動的中心內容之一就是要求恢复欽本立的職務。張偉國在北京打電話給欽本立說：“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處理時并沒有今天這樣的反映，說明人民覺醒了，你是值得的，應感到欣慰。”欽連聲稱是。
五月十八日，《世界經濟導報》舉行中外記者座談會，經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同意，欽本立自停職后第一次公開露面，他對中外記者講：“自己向來是守紀律的”，“倒是不守紀律的阻礙了《導報》的正常出版。”“《導報》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我國政治体制改革和新聞改革滯后。”
五月十九日下午，欽本立會見了華盛頓郵報記者，五月二十日，欽本立得知胡績偉、曹思源在京組織人大常委會委員簽名，便參与組織上海万名党員簽名。戒嚴之后，五月二十二日欽本立率《導報》同仁冒雨上街游行。期間，上海市委通過李銳、閻明复、蘇紹智、夏征農、陳沂、夏其言等人的渠道，与《導報》骨干成員進行斡旋：“只要欽本立肯檢討，就可以复職。”均遭欽的堅拒，欽稱“這不是我和上海市委負責人的面子問題，而是《世界經濟導報》和改革的面子問題。”
在五月下旬，欽本立与他倚重的朱杏清、藩慕平、張偉國等商量，局勢的演變已無法繼續維持《導報》的辦報方針和風格，与其將來被官方撤換主要人員，盜用《導報》的名義欺騙輿論，還不如在自己尚有控制能力的時候，給它划上句號，以保持其清白的名節。
基于上述考慮，他們便以《世界經濟導報》名義對外發表了三點聲明：
一、《世界經濟導報》同仁真切地希望這一事件能有一個圓滿的結局，由于上海市委決定及整頓領導小組進駐，《世界經濟導報》的正常工作受到了嚴重的干扰，工作秩序被徹底打亂，當此關頭已不可能發揮其十分關鍵的社會作用；
二、現在的《世界經濟導報》已不是原來自己的《世界經濟導報》了，欽本立也不是原來自己的那個欽本立，他們已和整個新聞改革融為一体。《世界經濟導報》的作用從來也沒有今天這么大過，全体同仁此時的追求，不僅是要獲得《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圓滿結局，而且要根除導致這一事件產生的制度原因，以保証這一事件不會在今后的《世界經濟導報》或其他報刊上再次發生，即要通過這一事件的圓滿解決來推動整個新聞体制的改革，促進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唯此，《世界經濟導報》有進無退，不然，歷史不會原諒我們；
三、縱觀整個事件，誰是誰非，人民群眾、青年學生、廣大新聞工作者已經用游行、聲援、簽名等行動作了裁判－－－《世界經濟導報》沒有錯，欽本立沒有錯，所以不存在檢討的問題，至于上海市委和其負責人對自己的錯誤是否愿意檢討認錯，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但需要重申的是，《世界經濟導報》對自己合法權益受到的侵害，仍然保留依法起訴的權利。
令人不解的是，欽本立后來始終沒有在起訴江澤民和上海市委的訴狀上簽字，盡管他的伙計們鼓勵他“不要用階級感情來代替革命原則”。后來，江澤民据此惡狠狠地對身邊人說：“導報”的年輕人比年紀大的人還要坏！
“四六”后《導報》有許小微、陳東波、張偉國、阮江宁四名記者被捕，其實當局捕捉《導報》的名單上也有欽本立和其他十几位骨干成員，甚至連關押他們的特殊監房都准備好了，后來為了區別于北京的處理方法，欽只是被監視居住，不准与《導報》同仁串聯。
欽本立与其他老報人不同的是，他把辦報當作了自己家庭生活的重要內容，過去每當周五晚上在他家里開編前會，定版面，同仁稱此為“過堂”，《導報》的所有重大決策几乎都是在他家形成的。《導報》停刊，欽本立的家成了禁錮欽本立的牢籠，這位走過七十一個風雨兼程歲月的老報人－－以犧牲自己的現實生活，以他親手創辦的《導報》，為中國改革盡到最后一分心力！
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五日，也就在是胡耀邦去世的兩年后的同一天，欽本立因為癌症，在上海華東醫院去世。臨終他還給同人寫下了“導報精神不死”的遺言。其實，欽本立与《導報》是同生共死的。為追求新聞自由的理想，欽本立寫下了永遠受人敬仰的一頁。真如《中國日報》同仁給他的慰問電所言：“威武不屈，欽總樹天下人風范；真理不死，《世界經濟導報》是十年改革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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