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啟動市場，有兩個方面可能是重點。一個是收入，沒有收入就不敢消費，也不敢投資。抓市場，第一位就是政府在認識上要讓個人、讓企業更好地從市場當中去賺到錢，這一條是分析所有市場問題的立足點。
舉几個例子：97年我們在中山調查，外地民工進中山，農民一進來，當地勞動部門一個鎮的農民工管理費收了400万，頂內地一個省。馬上就有人眼紅了，四川、湖南、江西的勞動部門紛紛派人過來，名曰“追蹤服務”，其實就是追蹤收費。農民打工先要一個卡，還要一個証，每年要重新去注冊、交費，否則就不合法。結果到了今年7月份，中山很多鞋厂招不到工人，道理何在呢？就是這個中間的費長得太快。廣東是民工掙到錢以后再收費，而四川人均月收入才几百元，卻要求先交錢，沒錢的民工自然就出不來了。
政府必須知道，如果不把老百性掙錢的路開大，總有一天會自食其果。現在啟動市場光靠宏觀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至少在現階段是不夠的，一定要有体制改革。沒有体制改革，市場不可能啟動起來。
90年代政府一些部門的行為跟80年代有很大的區別，80年代是政府把管制權賣給市場，很多事按規定不能辦，給點錢就辦了。現在有一個變化，政府一看市場里有机會，就把這個机會拿走。舉個例子，高速公路一通，大巴營運很賺錢，馬上就有交管部門要求辦執照。這類現象在各個領域并不少見，民間發現的市場机會，利潤一出來，緊跟著就是“規范管理”、“加強管理”、左加費、右加費，一直管到沒有利潤為止，結果誰也搞不成。
現在老講什么鼓勵消費，老百姓有錢怎么會不消費？用得著政府教他消費嗎？掙錢的机會都讓政府拿走了。這個問題不解決，企業家精神會萎縮，長期增長就不會有可靠基礎。現在資本外逃這么厲害，原因之一就是國內經營環境不好，政府部門七抽八抽，左管右管。說到底就是政府跟企業、跟民眾、跟民間之間的界線怎么划，政府這頭划多了，民間那頭當然就少了。
我在北京調查過那個“紅磨房”面包鋪，老板同時做面粉生意，最好時做到整個北京的1/4。但一順价銷售他就沒法干了，市場价格在往下走，政府的麥子在往上順，怎么做？干脆不做了。這雖然是個別的事例，但是要注意，在市場當中無人可以与政府机构匹敵，因為你代表的是一個政權，這個強度到了底下變得非常嚴。
不要稅收政府一樣活
第二是稅收。這是正規的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分割，會直接影響到企業和民眾的收入，所以說稅收政策非調整不可，這樣連續高于GDP的增長搞下去，最后會把稅源搞枯竭，對政府不利，對收入也不利。現在是運動式的收稅，到處過來查，有的是定好額度，然后再倒著查欠稅，98年不行查97年，97年不行查96年，一直查到那個數夠了為止。有一家公司告訴我查到82年，這個搞法真是要非常當心。
當然對此理論經濟學家有點責任。90年代初期，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稅收比例太低，結果給今天這种做法提供了理論依据。
市場這樣低迷就應該在稅收方面好好退一塊，現在不下這個決心，市場是起不來的，最好的辦法是學香港，就15%的所得稅。很多人說，政府現在要承擔這么多義務，如果稅收減少怎么辦？我的看法是：政府把自己手里的各种資產和各种特許權好好盤好，就有足夠的錢。講句极端的話，不要稅收政府也養得好好的。
惠州就是個例子。不是說惠州被大亞灣套住了嗎？財力非常弱，又要搞兩江四岸開發，搞投資環境，資金怎么來呢？其實就是在8年前搞了一個市屬的投資公司，用投資銀行這一套辦法，把原來市政府手里的各項資產看一看，哪里可以重整出東西來。一些公路、煤气、天然气的管道開支，利用香港外資、內資重組，就組出4000万來，搞了一個沿江公園，多了一項市政建設。
中國政府手里有多少東西呀！現在猛收稅，收了稅再國家投資，投資再形成那些爛攤子，將來如何是好？應該考慮啟動地方政府，把政府手里的各項資源盤一盤，會盤出東西來。這個意見地方政府是有可能考慮的。
最大的增長空間在哪里
有一次北大門口有個年青人拉著我要賣盜版光盤，我說你要被抓住不得了呀，怎么還敢干呢？這個家伙說了一句話，我看比我們經濟學家概括得還要好，他說“現在合法的不掙錢，掙錢的不合法”。所有合法的生意都不掙錢了，沒法再投了，投什么呀？都過剩。最有贏利潛能的還是壟斷行業。
這可以對比美國的經驗。我是90、91年到洛杉磯，星球大戰計划一擱淺，洛杉磯失業率高達12%，多少熟練的產業工人哭著去學電腦，重新轉型。后來美國怎么走出來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把大服務業開放，航空開放，電訊開放，電力開放，再把所謂自然壟斷的市政公益行業拿來開放，結果市場收入、競爭、就業都上去了。
現在我們的電信、電力、金融業里面都有很好的增長空間。中國剩下最大的就業空間就是在那些國家壟斷的行業當中，要一個一 個的研究，一個一個放，這是最大的讓利。不要搞到合法的都不掙錢，掙錢的都 不合法。現在就要移動這條法律的線，讓贏利的也變成合法，不要把這條線往回抽。如果民間合法的都不能贏利，國民經濟就不是短期波動的問題了，而是長期衰退。
在這一點上，遠見非常重要。當年撒切爾夫人要把英國電訊民有化，同時又搞電信市場開放，引進第二個競爭商。這兩個目標是非常難同時提出的，因為要賣東西當然是獨家的才能賣得貴。這就關系到理念，到底你信什么？你認為財富增長的基礎是什么？是自由競爭還是靠壟斷？撒切爾當時頂住了國內所有議論，硬著頭皮就是干，從兩頭的壟斷開放為多頭，經營電訊的牌照發到了430家。結果競爭活力和便宜的价格帶來了大量國際業務，英國成了美洲大陸和歐洲大陸通訊的中樞。這就叫遠見決定了財富。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