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特稿】俞梅蓀: 以假打假,惡性循環

俞梅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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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晚上和几位外地朋友聊起12月5日中央電視台報道打假專項行動中的暴力抗法事件,深為執法人員受到的傷害和犧牲而痛心;又都認為制假販假有其社會基礎,是一個多方面的深層次社會問題。其中一位是擔任湖南省安化縣政協委員的鄉鎮中學特級教師何先生,正好在當地對此作過調研并提交過政協提案,就与我長談起來。這是貧困縣,還是革命家陶鑄的家鄉。

現在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騙子才是真的

他說,當今世風日下,人們都說,現在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騙子才是真的。假貨充斥各方面,很有市場。例如假煙价格便宜,抽起來勁大,明知是假的還要買,很受歡迎。當地小商販几乎沒有不賣假貨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稅負太重。

過去,一個擺攤賣日用雜貨或服裝的個体戶,每月只須要交100元給國家稅務局即可;后來分立了地方稅務局,新增50元稅;再后來工商局又要管理費200元,加上各种攤派不斷增加,政出多門,名目繁多,現已達30多种。每位個体戶每月一般至少要交5、6种稅費,如真按其各項規定交納的話,掙來的錢還不夠交稅費呢,只能靠賣假貨和偷漏稅來增收節支,維持生計。現在要打假,且加大打擊力度,執法的要拼命,賣假的不拼命就沒法干了,你要革他的命,他也起來革你的命,于是造成暴力抗法的惡性事件此起彼伏,接連不斷。所以,打假難度很大。特別是一些制假販假大戶,財大气粗,通常官商勾結,很有勢力,受到地方保護。一些地方執法部門以假打假,抓几個沒有勢力的小典型,當替死鬼交差就算完事,風頭一過,一切照舊,甚至更猖獗,成了一种惡性循環。他反复感慨和呼喚,這是一個深層次的結构性的腐敗問題,需從源頭抓起。真是切中時弊,振聾發饋,使我難以平靜。

我想,加強市場管理,增加各部門的執法隊伍建設固然重要,但要增加百姓負擔,使其不堪重負,導致不售假則無利可圖,無法生存;如不增加對市場管理的投入,假貨就更難以控制,也不行,真是兩難問題。不管怎樣,減輕人們的稅負,逐步化解官民之間的利益矛盾總不會錯的。

何先生接著說,最近在某市火車站的一個專賣2元一本的盜版書攤上,買到了想往已久的何清漣寫的《現代化的陷阱》很惊喜,原价要22元。還有不少好書,一下子買了10來本,真高興;一些光盤要80多元一張,我就到地攤上買盜版的,才几元。我一個月工資800元,而且還經常被拖欠,這2個月只能拿到400元,現在書价都很貴,我買不起。這位30年教齡的語文并數學教師竟窮得買不起書,我心里一陣酸楚。定神一想,我亦相差無几,感同身受。

這兩年我也常在盜版書攤淘寶,曾以5至10元買了《我的父親鄧小平》(原价18元)和《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原40元)、《北京法源寺》(原18元)、《青年讀書指南》(原42元,此書介紹古今中外几百本名著)、《永不瞑目》(原20元,是當時熱門電視劇小說),12月份剛出的陸幼青死亡日記《生命的留言》(原18元),還有我喜愛的李敖、柏楊、余秋雨,以及被查禁的魏京生、王丹、包遵信、李志綏、高新、何頻、吳國光等人的熱門專著等等,有時我還要多買几本送給朋友們分享,尤其是蘸著自已的血寫成的《魏京生獄中書信集》、《王丹獄中回憶》我分別陸續買了十几本。近年買的各种盜版書至少有200本。有的用紙講究,彩印精美,与正版不分真偽;有的略差,但毫不影響閱讀,還從未見過黃色書刊。我家附近的一所大學的圖書館大堂里,有一個每天營業的固定書攤,其几百种文科書中絕大部分是3至10元一本的盜版書,有不少是熱門新書,很受師生歡迎。此文寫到一半,又途經我家附近的路邊小書店,門口頂上醒目的大招牌上是《特价書店3至10元》已開業半年,過去還沒有從招牌上如此突出其低价,現公然說明是盜版書專賣店,這里的盜版新書好書真不少,在當前打假專項行動高潮,仍生意興隆。我好生奇怪,細想才悟,假書似已不在當前打擊之列,前几個月深入持久地的掃黃打非中已打擊了盜版書,現風頭已過,照賣不誤,而且更加公開、合法、擴大、便民了。

有時我在報上看到余秋雨等作家抗議盜版的言論,不以為然,心想他們的作品已不斷地同時被各家報紙轉載、連載,其多重的稿費收入已富得流油,咱們這些窮酸的熱心崇拜者蹭著看點書,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對作家簽名售書毫無興趣,那种原价書太貴,附庸風雅不實惠,竟還有什么買皮鞋才能送上趙忠祥的簽名書,又引發大官司,直逼得發此消息的地方小報記者要自殺等等,更是惡俗不堪,荒涎不經。有時見哪位書商因印制銷售盜版書被判重刑者,卻頓起測隱之心,因我平時得益于他們而默默地為其祝福。其中90年代初,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尚未完成論文答辯的刑法學博士生邱興隆,因下海干書商涉嫌犯罪坐牢半年釋放,几年后又在石家庄被判刑兩年半,在獄中繼續刑法研究著書立說,刑滿釋放后不久翻案改判無罪,一別近10年重返學府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因其煉獄對刑法的徹悟,著作頗丰,成了正教授并學界的新星,真是一場人間悲喜劇。

中國大陸盜版盤銷量是正版盤的15倍

有時我還光顧盜版光盤地攤,起因是1998年初,當時我是電腦盲,在電視上看到推出Win98軟件的新聞發布歌舞晚會,熱鬧豪華非凡的折騰了一晚上。時任微軟公司中國總代表的吳士宏女士熱情推銷,信息產業部軟件管理司某司長到會講演捧場,使我對Win98發生興趣。那時我正好借來一台586舊電腦,急需在原來的Dos上安裝Win98,要1998元,對我來說真是天价,那台舊電腦也只值二千多元。一位懂行的朋友帶我去街頭找到盜版光盤小商販,他帶著我們在小胡同里几經周轉,走進其十分隱避且簡易昏暗肮臟的小屋并關上門,從床底下取出一箱子,有各种辦公軟件和中文圖書及游戲的光盤等應有盡有,就是沒有黃色的,每張一律10元。我惊喜的找到了那張Win98光盤,將信將疑的買下來,只花了原价千分之五的錢,如同白送。回家后朋友為我裝上机,一直運轉正常至今,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后見報道說,Win98的盜版光盤是在正版軟件未設計完成之前盜出來的,因此程序不全不能用,告誡世人別買。真是鬼話。我又去買了Word97代替原有的Vcdos,把電腦裝備起來了。一年后還去買了新出的Win98增強版,小商販熱情周到,保質量包退換,真好啊!這條胡同住著不少盜版小商販,頗有市場規模,他們大都是來自安徽省安慶地區的農民,有的拉家帶口三、四人一起干,有個很靈气的小女孩才十二、三歲,臉和手臟兮兮的,衣服也不干淨,是沒錢上學出來逃荒的。盡管這些農民灰頭土腦沒有文化,也不知出自他們家鄉的那位偉大的思想家陳獨秀是誰,但這不影響其井井有條地倒買如此高科技的產品,造福于城里人,又能謀生并把城市文明帶回農村。据說這些光盤的進价才一元,這使無數窮困的農民找到了生計。市場經濟真是造就千百万農民的大學校,我每每勸他們掙了錢,赶緊回去上小學。听說北京郊縣和哈爾濱等市的大商場里售盜版光盤為6元左右。

我看這位朴實無華且臟兮兮的小女孩,為謀生冒著被查處的風險廉价倒賣,帶給人們以文明和惊喜,功德無量,很是可愛,使我想起安徒生筆下賣火柴的小女孩;那位時尚無比的吳士宏漂亮姐,花大錢歌舞升平,請來官員和媒体一起來作大秀,為牟取暴利進行大規模炒作,以奇貨可居開出天价,使人望而生畏,其實很丑陋。我們的官員和媒体倒是恰恰應該管管其暴利价格。

Win98正版价現仍為1998元,如按保守估計,目前我國電腦6000万台,如其中三分之一裝Win98正版盤的話,微軟公司這3年的收入至少應為400億元,再按電腦市場每半年翻番的增長率計算,3年分別是50、100、200億元,明后年則分別為400、800億元,這是多么巨大的財富外流啊,對國家來說也是個天文數字了。走筆至此,我忽然明白微軟公司在美國被司法部以反壟斷法起訴的巨大現實意義,好在Win98在我國的壟斷實際上已被盜版商打破。有關專家估計,我國盜版盤銷量是正版盤的15倍。我想,我們的政府當務之急倒是應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管管正版盤的价格,使其大幅度的降下來,使大眾能夠買得起。

打假應按經濟价值規律從社會源頭抓起一個月之前,我見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專題報道破獲福建農村地下光盤生產線,見其規模之大,設備之先進達國際水平,日產2万多張,年產上千万張;其机關暗道之隱秘,撤退之神速,竟無一人落网,赶上抗日戰爭神奇的地道戰了。我的那些盜版光盤原來就是這么生產出來的,使人嘆為觀止,難以想像。我曾參觀珠海市中外合資企業的光盤生產線,是國家重點項目,其投資規模不知要比這地下生產線大多少倍,但其產量和質量也不過如此。目前我國正式的光盤生產線已達478條,查獲非法生產線112條(見光明日報12月21日報道)。看來,一哄而上的生產規模已形成了買方市場,這原本是利國利民的好事。我想,只要我們的正規厂家少掙一點錢,少斬人,把天价降下來,薄利多銷,造福于大眾,當能賺大錢,而地下生產線因种种限制,是無法与之竟爭的。例如兩個月前,王府井書店推出的內裝几十本百科全書的一套4張光盤才50元,人們爭相購買,有的一次就買了几十套分給單位同事;1999年10月推出了從248元降至28元的《金山快譯2000》,市場一片熱銷,引起一場正版軟件价格大戰,使其普遍大幅度下降。接著相繼推出《東方快車2000》世紀版29元(原上百元),《樂億陽殺毒軟件》28元(原188元)。現在市場上的正版軟件大都20至50元,均以小巧實惠的塑料盒包裝,而過去則是裝在一個豪華巨大的盒里,售价均為上百甚至几千元,奢華無當。可見只要价格合适,人們還是愿意買正版盤的。書的流通也是如此。

當前城市居民的貧富差距很大,高收入家庭只占人口的20%,而占人口80%的中低收入的平民大眾,才是大市場。

但商家為獲高利,只盯著富人的錢袋,千方百計提高商品的豪華程度來取悅于富人,從而失卻了平民意識和大眾市場,而盜版商為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順應民眾需求,不斷大規模的及時推出普及本(書和盤),抓住商机取得了巨大的市場,所以屢禁不止,有其強大的生命力。只有按市場經濟价值規律与之竟爭,才能從根本上造福于大眾,進而杜絕盜版的生產流通。當然,對制售假藥和一次性注射器、有毒大米等危及人們生命健康的,當從嚴打擊。

盡管我80至90年代在國務院辦公廳和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從事立法研究10多年,曾參与著作權法、軟件保護法和保護消費者權益法的起草,几乎每年還要應對美國的商務部及企業界指責我國有盜版現象并侵害其知識產權,要以經濟制裁報复及是否延長給我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來要挾,其實那時的盜版規模和普遍程度比現在差遠了。我深知侵權盜版對社會和國際經濟貿易的危害,但由于囊中羞澀,深入實際,才發現其也有符合“三個有利于”而大大造福于社會的正面效應。前不久似見有報道說,有新的法律規定,買盜版盤者也違法。對此,我不以為然,還得去買Win2000或Winme,即使被逮住罰款也值。近年來我一直熱衷于買盜版書和盤,樂此不疲,受益匪淺。也弄不清這究竟是我作為一個法律學人的悲哀,抑或是社會的悲哀。

隨著社會治安和制假售假日益增多,靠工商、公安、監察等部門的執法強制力,法院判決的從重從快、輕罪重判,用嚴打和重刑苛法酷吏來保一方平安,雖能威震一時,但由于犯罪与反犯罪雙方傷亡損失慘重,增加相互仇恨,激化社會矛盾,是治標不治本的。清末思想家沈家本總結歷朝的刑法指出:“重刑之無效,治國必須政善、輕刑。以仁政為先,議刑法亦莫不謂裁之以義,推之以仁。法貴簡而能禁,刑貴輕而必行。”求治不宜過急,歷史上有許多急于除害,濫施懲罰,結果害不除反而多亂的例子。當前我們應實行仁政輕刑,恢复“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寬大政策,打擊從嚴,處理從寬,以善治惡,減少重刑,把懲罰的嚴厲性降下來,把對抗性矛盾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緩解社會矛盾,才可能標本兼治。

打假應在平日常抓不懈,防患于未然,及時扑滅其火种,避免執法部門平日對制假售假視而不見听之任之,姑息養奸,甚至還要分其一杯羹而同流合污,待其做大則積重難返,難以查禁扼制;待上級布置專項行動,為出成果而窮追猛打,弄得聲勢浩大,搞運動式的人心慌慌,難免發生差錯,激化社會矛盾,又使市場蕭條;或者以假打假胡弄事,應付上級。風頭一過,一切照舊,甚至更猖獗,成了一种惡性循環。還應大力加強國民素質教育,提倡商業信用和道德。

原載《中國之春》2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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