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特稿】劉青:言論自由的鉗制与抗爭

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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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開國元勛杰佛遜總統有一句名言:在政府与報紙之間,宁可沒有政府卻不可以沒有報紙。這句話雖然表達形式很強烈,卻道出了民主社會的真髓,強調和突出言論与出版的自由,是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利、實行民主体制的基礎和保障。但是并非只有民主社會的先賢,對言論与出版能夠有如此深刻精辟的見解,其實專制极權獨裁者對此的理解,不論理解的深度還是重視的程度,也絲毫不差,不同的僅
是出發的角度恰恰相反罷了。曾獨掌中共大權的前主席毛澤東,也曾經有過一句明言:不控制新聞出版怎么行?中國五十万個大隊,一個大隊報道一條社會黑暗面,不出一個月我們就垮台了。毛澤東在這里無异於赤裸裸地供認,极端暴虐專制的中共政權,數十年的統治雖然造成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血腥屠殺等災禍連綿,卻依然可以一党獨攫政權,靠得是扼殺社會言論与出版權利。

中共扼殺社會的言論自由与出版權利,比一般國家的專制极權政府的目的多而且复雜。一般國家的專制极權政府,鎮壓言論自由的目的是為了遮掩黑暗腐敗等罪惡,如中國古代所說“防民之口胜於防川”,控制言論自由是為了防止民眾談論揭露。中共則不僅是消极的遮掩黑暗腐敗等罪惡,更有編造假象控制民眾思想和情感立場的需要。中共常說的改造思想改造社會,或者國際社會所說的對人的洗腦,就是由於中共控制了言論出版才得以實現的。依靠控制言論和新聞出版,中共成功的隱瞞了事實和罪惡,扮飾出虛假和偽善的面貌。如抗日時期中共的政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摩擦一分抗戰,彭德怀因為真心抗戰甚至招致批判處分。但是中共靠說謊曾經使人民相信,只有共產党在領導抗日戰爭。六十年代初中國至少二千万以上民眾死於飢餓,中共當局將之歸罪於三年自然災害,還有蘇聯背信棄義的逼迫中國歸還欠債。這种說法曾經使中國民眾深信不疑,并且因此深深的仇恨蘇聯。但是最近發現的气候資料卻証實,那三年的气候等自然條件稱得上風調雨順,餓死人卻是毛澤東為首的非法极權行為所招致的。

在中國共產党統治中國的五十多年里,控制言論和出版是這個政權毫不松懈的目標。至今中共當局拒絕制定出版法新聞法,就是為了可以肆無忌憚的壓制迫害言論和出版。敢於實話實說的毛澤東和他那一輩許多高官,就公開說不要制定新聞法出版法將自己捆綁起來。雖然壓制迫害言論出版是中共的生命線和根本政策,但是五十多年來中國言論和出版的空間,也并非死水一潭毫無改變。事實上与中共初掌政權的前二十多年相比,中國社會今天的言論和出版空間,可能是當年的人不敢想象也難以想象的。我說五十多年來中共當局對言論出版的壓制迫害絲毫未變,是指中共壓制迫害言論出版以獨霸政權的統治意志,而非壓制迫害言論出版的內容和程度。壓制迫害言論出版的內容和程度,并非中共當局一廂情愿可以完全操控的,很大程度上也要看社會抵制意志和勇气的有無強弱,甚至也要看國際社會有無影響能力和影響能力的大小。“六四”屠殺後的清洗恐怖活動就是很好的事例,可以說明壓制迫害言論和出版的內容程度,并非中共當局一廂情愿就可以完成的。中共當局在“六四”大屠殺之後,其實是准備极度嚴酷的大規模鎮壓清洗的,但是由於民眾不象以往的鎮壓運動,如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那樣盲目支持,中共又不能象當年一樣無視國際壓力,這場原本准備殘酷迫害大肆殺戮的鎮壓,實際上最後不得不草草收場。所以盡管中共當局壓制迫害言論出版的意志始終如一,但是從壓制的內容到壓制的程度,還是有清晰的脈絡可以划分為几個階段。

我大致將中共壓制迫害言論出版划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絕對控制和嚴酷鎮壓迫害時期,時間從中共掌權開始的1949年起,至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已經疲軟無力天怒人怨時期。第一階段毛澤東主要或者獨掌中共權力,所以也可以稱為毛澤東時代對言論出版的壓制迫害。第一階段的特色可以用兩個字概括-絕對,就是對言論出版的絕對控制,對冒犯言論出版控制者的絕對鎮壓迫害。中國古代有一個詞,叫腹誹罪,就是在自己肚子里表示不滿的罪。毛澤東時代是典型的對腹誹治罪迫害的社會,腹誹都要控制迫害對其他形式的言論出版的控制迫害,當然可以類推想象出來了。那個時代的人僅僅因為寫日記,日記中僅僅有所謂的不健康的資產階級的情調,招致批判斗爭、判刑入獄、喪失生命的人就不計其數。毛澤東時代對言論控制迫害的程度,甚至達到駭人听聞毛骨悚然,如一個人睡夢中講了批評毛澤東的話,或是批評無產階級專制社會主義制度的話,也會導致批判斗爭、判刑入獄甚至喪失生命。就是講述中共控制的喉舌報紙尚未公開報道的事實,也會慘遭飛來橫禍陷入滅頂之災,我的一個遠親姨媽,因為1959年時對鄰居說:“听說共產党里出事了,大元帥彭德怀被打倒了”,結果導致關押勞改半輩子,最後凄涼悲慘的死在毫無關系的北方農村。令人感到又諷刺又悲慘的是,告發我姨媽的鄰居,也因為當局認為不當的几句話,全家從北京發配到甘肅某蠻荒不毛的農場改造。這是中國言論出版的暗無天日歲月,只有經歷過那場惡夢的人,才會對言論的絕對控制和鎮壓,有永世不忘的刻骨銘心理解。

第二階段為,對言論出版仍全面控制但試圖引導,鎮壓迫害則從絕對轉為有選擇的殺雞儆猴的時期,時間大約從文化大革命末期到1989年“六四”。第二階段中共的主要掌權人是鄧小平,所以也可以稱為鄧小平時代對言論出版的壓制迫害。鄧小平是借助以民主牆為代表的中國民意,從被毛澤東打倒并清洗出權力核心的失勢政治人物,迅速奪取了掌握党政軍大權的華國鋒手中權力,而一躍變成中國頭號實權人物的。由於鄧小平的這些歷史淵源,也由於中共以往的統治災難給社會留下的教訓和思考,所以這個時代對言論出版的控制鎮壓迫害,從內容到程度都与毛澤東時代有很大區別。第二階段的特色是,對言論出版全面控制但試圖引導納入官方軌道,不再對言論出版絕對控制并徹底消滅自由空間,因而鎮壓迫害也從普遍絕對變為有所選擇,目的主要是殺雞儆猴鎮懾阻絕言論出版擴大自由空間。所以在鄧小平時代,一方面依然堅持中共傳統的思想意識,對其他言論和出版批判壓制,如壓制并進而取締民主牆,組織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的异化討論、清除精神污染等,甚至校園選舉活動也遭到迫害,如胡平在北京大學競選為人大代表,卻連維持生存的工作也不分配了。另一方面卻由於并沒有痛下殺手,不再象毛澤東時代決不允許任何其他的言論与出版,所以雖然有鎮壓和迫害,但社會上始終還存有一點官方之外的言論与出版的空間。正是由於這种情況,所以對民主牆才會數次鎮壓,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里,民主牆的言論与出版,雖然被迫改換表達形式,卻存在了下來。即使最後徹底取締了民主牆延續的活動,全國民主牆的主要活躍人士大多被捕入獄,但是民主牆衝擊出來的言論与出版的空間,并沒有全面關閉倒退回毛澤東時代。這就是為什么民主牆產生後的十年左右時間里,中國社會能夠思想言論出版相對活躍,討論人的异化、爭取人權民眾的呼聲不斷,爭取實現政治愿望而付諸行動所爆發的高潮,如不受官方控制的競選人大代表活動,要人權民主反貪的學潮和民主運動等,在遭受鎮壓挫折後只隔一、二年,又聲勢浩大再度爆發的重要原因。

第三階段為,中共改全面控制言論出版為選擇控制和鎮壓,鎮壓控制的內容主要是人權民主思潮及對中共專制腐敗的揭露批判,對這些內容以外的言論則改采基本放開態度,時間大体從“六四”血腥屠殺之後到目前。這段時間江澤民坐上了中共党政軍最高領導人的位子,他逐漸站穩了地位并開始主導中國的最高權力,為了方便可以稱為江澤民時代對言論与出版的鎮壓迫害。1989年北京政權“六四”屠殺和平請愿的學生和民眾後,從中汲取的最主要經驗教訓,就是要將中共認為危及政權的人權民主活動,全面的毫不手軟的消滅在萌芽狀態。由於中國自民主牆以來的人權民主活動,都是通過言論出版形成高漲的輿論和政治要求,所以中共政權鎮壓消滅人權民主活動的首要目標,就是嚴密地絕對地控制言論出版中的人權民主的意識活動。對除此以外的言論出版中共則大大放開了,基本放棄了全面控制規定中國人的言論和思想的手段。這种改變顯然受“六四”大屠殺的影響。“六四”在攝像机前赤裸裸展現的暴虐屠殺,不僅讓中國民眾徹底擺脫了中共數十年的欺騙宣傳,認清了中共專制政權血腥霸占政權的本質,也摧毀了中共維護其虛偽面具的意志,不得不放棄共產党將說教滲透中國一切意識和生活領域的做法。所以現在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都認為,中國目前什么言論都可以說,什么書籍都可以出版,只要內容不是反對中共專制极權和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的。就這一方面來說,其自由度是中共掌權以來最寬松的,不要說將民眾完全控制限制在規范化的革命言論里的毛澤東時代,就是与還試圖倡導規范的思想言論和生活模式的鄧小平時代相比,自由度也是大大擴展不可同日而語了。但是對於反對中共專制极權,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的言論与出版,情況又恰恰相反過來,中共當局采取了遠比鄧小平時代嚴酷、迅速、徹底的鎮壓控制措施。江澤民在“六四”之後曾反复指示,要將可以導致“六四”發生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江澤民要消滅的所謂的萌芽狀態,就是不允許人權民主的言論和號召,今後在社會上公然散布流傳,并進而凝結成社會強烈的愿望、強大的力量。雖然“六四”之後中國社會充斥著許多嚴重矛盾和社會問題,卻沒有象鄧小平時代隔一二年形成一次爭取人權民主的社會高潮,与江澤民政權采取這种一方面放開,一方面強硬的鎮壓防范的手段,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下面,我著重介紹中共當局現在對言論与出版的控制迫害。因為作為爭取人權民主發展改善的人士,我對現實中的控制和迫害的關心重視,程度上自然超過以往的歷史。同時,目前中共對言論出版的控制迫害,不僅包含過去的手段和意志,還有因應新的复雜情況和需要,演變衍生出許多新的形式和手段,而爭取言論出版權利的中國民眾,其方法手段和思想認識也是大不相同了的。

中共當局壓制迫害言論出版的最基本手段,也是最有鎮懾效果的手段,仍然一如既往是抓捕判刑。中共在憲法和相關法律中,承諾中國人民有言論和出版的權利。但是中共大玩詭辯和閹割概念,將言論自由變為擁護中共和政府的自由。不擁護中共和政府的言論,中共當局則聲稱不屬於言論范疇,而是危及并意圖顛覆中共政權的行動,在1997年以前被划入反革命范疇,現在則被划入危害國家安全的范疇。何种言論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中國頒布的國家安全法規定,由中國的國家安全部門和公安部門确認。安全部公安部在實際的操作中,不僅將批評反對中共當局的言論,按照反革命或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打擊鎮壓,甚至將中共內部不同的派系之爭,也套上這樣的名義加以鏟除。(制定、行使、執行法律三位一体)近一些年來,這种基本手段的主要迫害對象,是被中共視為政權敵人的异議人士。不僅异議人士批評中共當局的言論,表達政治愿望和要求的呼吁,甚至僅僅陳述事實的言論,都可能被判重刑慘遭牢獄之災。例如湖南著名的工運領袖張善光,因為接受自由亞洲電台的電話采訪,講述了當地發生的兩件事情,一件是當地工人因生活醫療惡化而舉行了游行抗議集會,一件是當地農村不合理的亂攤派導致殺人悲劇,張善光竟然因為向自由亞洲電台講述當地盡人皆知的事實,被中共法院以危害國家安全判刑十年。河南民間反腐倡廉的發起人安均,是又一個中共何其荒謬暴虐鎮壓异議人士言論的典型案例。由於糜爛全國的腐敗是中國百姓深惡痛絕的首要問題,安均率先打出了中國民間反腐敗觀察的旗號,并且得到全國各地許多人的響應支持,卻被中共法院認定危害國家安全而判處四年徒刑。中共當局進一些年來對异議人士言論的鎮壓控制,遠比鄧小平時代嚴密和殘酷,分析這些現象可以總結出一些明顯特征:第一是只要被中共當局認為屬於异議人士,不論任何言論都可以成為判刑証据,不僅是上面提到的張善光安均等荒謬審判,其實這樣的事例大量存在俯拾皆是,如魏京生籌備舉辦國際畫展、与兄弟一起購買股份辦公司,都是他再次被判處14年徒刑的罪証,王丹在國外發表過溫和的批評中共言論,也是導致他再次被判刑13年的所謂罪行;第二是倒退到奉行毛澤東時代規矩,這就是“只許階級敵人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即使有的异議人士沒有逮捕判刑,也是采用极為嚴密的監視和控制手段,實施不停的闖入家門或者傳訊問話等騷扰手段,用警察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不能要讓异議人士活得自在痛快,要讓其所有的親戚朋友相識者象躲避瘟疫一樣躲避他們。第三是斷絕工作和經濟來源,使异議人士生活在最艱困難堪的物質條件下,有的异議人士离開監獄十多年,甚至無法找到一個可以安穩工作几個月的地方。

應該說,也不是所有發表异議言論的人,所受迫害都是同等程度的暴虐。目前的中共當局對於各种各樣的人,還是采取了區別對待的策略。例如,有一些單純議論的知識分子,或者具有官方學術研究机构身份的人,所受迫害從形式到內容,都与被視為敵人的异議人士有所不同。如曾經寫過小說黃禍和西藏報告的作家王力雄,在前往新疆收集材料准備寫作時被捕,但是由於國際上的輿論和壓力,在關押一個階段之後獲得了釋放,并且不久之前還能夠接受邀請出國訪問,以及訪問之後返回中國。同樣,今年以來遭到中共打擊迫害的李慎之、何清漣、劉軍宁、余杰等知識分子,雖然工作被變相剝奪了,所有文章都不得在國內報刊雜志發表了,甚至遭到便衣警探的監視騷扰,但是處境也大致能夠象王力雄一樣。

中共控制异議聲音的欲望之強烈,可以從中共號稱一國兩制樣板的香港得到驗証。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王鳳超,在今年四月十二日聲色俱厲的警告香港傳媒,不得如實刊登台灣副總統呂秀蓮的台獨言論,因為這不是一般的新聞和一般的不同聲音,傳媒有責任不散布鼓吹分裂國家的言論。他并要求香港新聞報道的標准和鼓吹的界限,應該根据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制定。這當然招致享有言論自由的香港各界嚴重不滿。北京對香港強烈不滿的回答是,肯定王鳳超的言論是正确的,而且是代表中央政府的立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外交部、中聯辦台灣事務部、港澳辦公室,以及香港所有的中共喉舌,紛紛發表聲明、發布新聞、社論和評述文章,為王鳳超保駕護航,強調或重申香港新聞報道,不能有台獨及分裂中國的內容。更為嚴重的是,中共頭號人物江澤民在今年10月28日,當面訓斥辱罵香港媒体,甚至說自己連美國難對付的電視主持人華萊士,都應付得頭頭是道,表示香港專問刁難問題的記者,只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值一提了。江澤民這次羞辱訓斥香港媒体,不但表現了中共最高官員的飛揚跋扈專橫傲慢,其實也表達了中共當局對言論自由的態度和立場。

如果王鳳超、江澤民所說僅僅是個人言論,其實沒有什么不可以,因為那正是他們的言論自由權利。甚至中共諸多的政府机构和喉舌,為王鳳超保駕護航的聲明和社論,作為一种言論和政府的聲音,也是應該保障的言論自由權利。他們的話所以引起強烈的反應,因為根据中共几十年的統治歷史,這些話不能看成一种單純的言論,而是將以中共專制政權為後盾,迫在眉睫的壓制扼殺香港的言論自由,剝奪媒体采訪自由的行動。這些話其實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府公開的訓令,想來此前私下的表示和訓令早已有過,之後必將動用中央政府的權勢清除不服從的力量。所以王鳳超、江澤民和中共机构所言,表明中共對香港媒体已經難以忍受,可能要采取鎮壓行動的信號。對於已在自律的香港傳媒,這些飽含威脅和殺气的訓斥,必將造成一定的恐怖壓力和危害後果。

中共當局近一些年來最嚴密控制的另一個方面,就是正在迅猛發展的网際网絡和電子期刊論壇。山東异議人士開通的网絡雜志《新文明論壇》,宣傳他們溫和的“廣交友不結盟”的主張,傳布中國政治要以妥協和解的精神推進民主變革,改變政治你死我活的革命手段為雙贏共存的政治風范。但是《新文明論壇》不僅被封殺取締,該論壇所注冊的网絡公司也因警方干涉陷入癱瘓,論壇負責人更是處於警方大力追捕之中。四川成都尋人网站天网,協助找人廣受好評,官方媒体都爭相采訪報道。但是天网的負責人黃琦,僅因有人在网上貼出不滿政府的文章,遭到逮捕面臨判刑入獄的無妄之災。其次如上海電腦商人林海,將网址進行商業性的交換,也被以危害國家安全判刑,都是近期鉗制言論自由的典型事例。由於网際网絡是最新科技,中共當局也因應這一技術的特點,制定了許多監視、限制、取締和迫害网絡言論的方法和手段。如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議案,提請審議關於維護网絡安全和信息安全的決定草案。該草案規定:利用互聯网發表、傳播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或者煽動分裂國家、破坏國家統一等15种行為,构成犯罪的,將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還規定,從事互聯网業務的單位,發現互聯网上出現違法犯罪行為和有害信息時,要采取措施停止傳輸有害信息,并及時向有關机關報告。這些規定其實与中共現行的言論控制和迫害內容,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說人們在网上批評中共政權,將同樣招致各种行政的司法的懲處迫害。再如人民日報主辦的网上人民論壇,就制定了人民論壇管理條例,規定不得貼違反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不得貼誹謗、誣陷党和國家領導人、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政府的言論,勿張貼未經公開報道、未經証實的消息,等等。否則,將承擔一切直接或間接引起的法律責任。同時,為了更為有效的控制网絡新科技,還采用最新科學技術和特務手段監控迫害,如向新加坡購買网上防火牆技術,隔絕中國网客訪問許多政治网站。最新的网上控制迫害,是采用新技術控制网友,將大量假的代理伺服器,混入國際流通的网絡伺服器名單,使用這些假的代理伺服器,都將遭到跟蹤監控甚至限制,网友因此毫無隱私而被展現給警察,并能被輕易确定真實身份。据了解到的情況,真假网絡伺服器的比列,是假十真一。

言論自由,始終是中國人民努力爭取的最基本人權。因為中國人民越來越清楚的知道,剝奪中國人民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將人民的嘴巴和思想封禁在官方言論以及复述和歌頌的區域內,是中國大陸五十年災禍延綿的主要禍根之一。五十年代初的鎮反肅反運動,數十万知識分子打入另冊的反右運動,造成六十年代初至少餓死二千万以上人的大躍進,上億人遭受迫害乃至死亡的文化大革命,這些難以令人置信的荒唐禍害,如果人民能夠獲享充分及翔實報道的權利,不但不可能不斷重复,而且完全可能一次這樣的巨大災難也不會造成。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言論,是自己作為人的最基本權利和尊嚴,這是作為人不能退讓的部分。所以,爭取自己的言論自由,构成近二十多年來中國人權民主運動的最主要方面。這方面的事例是大量存在,不胜枚舉,而且過去也有各种文章不同介紹,所以一般的爭取言論自由的情況,我不再這里重复了。我這里只談兩點新的地方,但卻是對中國爭取言論自由可能有巨大影響和推動的兩點,這就是香港維護言論自由,网際网絡上爭取言論自由。

香港在中國處於一种特殊的地位,它從民主制度被納入專制制度的祖國,因為中共當局保証要實行一國兩制,這使香港從習慣和法理上,都會竭力維護已經享有的各种權利,當然包括言論和出版的權利。香港本身的這种需要和努力,必然与專制的中共當局時有摩擦和抗爭,也必然衝擊同為一國的大陸,并且為大陸進行這些權利的努力,帶來各种有益的啟迪和契机。從香港回歸中國几年來的情況看,他們确實在竭力維護著包括論和出版在內的各項權利,王鳳超和江澤民所引發的言論自由之爭,就是香港民眾維言護自己權益兩個生動事例。王鳳超的言論在香港引起震惊。新聞媒体紛紛報道并表達不滿和批評,派出代表向中國總理朱熔基遞交書面陳請,并舉行二十四小時的簽名表態活動。眾多的社會團体和知名人士,不僅發表聲明強烈抗議譴責,而且前往中共駐港机构舉行示威游行。就是香港的行政長官陳方安生,也不得不發表聲明,強調香港政府要保障新聞、言論和出版自由,香港傳媒按照香港法律可自由地評論和報道時事。香港民眾百分之六十的人認為,媒体采訪報道呂秀蓮的言論沒有不對。而在國際上,香港的言論自由也成了關注焦點,媒体進行重大追蹤報道,美國英國等國家政府表達震惊和嚴重關注。江澤民訓斥香港記者的言論,更是引起軒然大波,所有的媒体都以頭版詳盡報道,甚至紛紛將錄象的連續鏡頭翻印刊載。這使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共最高頭目,是何等的蠻橫霸道傲慢無禮,對爭取言論自由充滿了理解同情。香港是中國言論仍有一定自由的唯一一角,保留好坏都將影響整個中國,為了香港和過去的禍害不再卷土重來,全世界民主力量都有義務支持香港維護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抗爭。

网際网絡所創造的信息傳遞交流的空間和形式,將給中國民眾帶來出版和言論自由的更大机會和希望。在网際网絡面前,邊界巡邏的哨兵不再是問題,嚴寒酷暑的遙遠距离不再問題,一條蜿蜒伸展的電纜,甚至空中穿射的電波,將各种信息傳遍了整個星球,包括將扼殺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視為掌權生命線的中國。一份中共仇恨的電子報大小參考,就是通過電腦世界的网際网絡,從大洋彼岸的美國送進數以十万計的中國家庭。一份中共顯然惱怒的電子雜志春夏之交,就在中共掌控的廣袤領地上破土而出,成為眾多海內外華人閱讀討論的的互動樂園。更不要說其他難以數計的電子報電子期刊、談話室,以及動輒百万計的電子信件頻繁往來。

沒有一個專制极權的政府,會自動向科學進步舉手投降,樂於革除或者結束自己反科學進步的統治。早期專制极權政府慣常的對付手段,是壓制消滅科學進步本身。現在許多專制极權的政府以為,它可以只要科學技術的盛宴,不要伴生的活力、形式和空間。中共政權就以為自己可以做到,网際网絡完全唯我所用,并且依然象過去那樣扼殺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將网際网絡控制在党的喉舌的定格上。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國司法部門和行政部門使出了渾身解數,在懲罰恐嚇、規則圍堵和科技防剿等方面齊頭并進。上海電腦商人林海,出於商業需要將電腦网址与國外交換,竟然莫名其妙被判處有期徒刑。中國官方本來准備編輯出版電腦网址簿,象編輯出版電話號碼簿一樣,也因為發生林海案件無疾而終。据說,中國政府還特意從另一個控制新聞出版和言論的國家新加坡,買來并學會了网際网絡的防火牆技能
,可以象國境線上的邊防哨兵,檢查并將不喜歡的文章和信息檔在國外。可能最有效率和威脅震懾的手段,是各种公安行政頒發的規定和限制,如上海規定電腦上网的人,必須到公安局登記添表,接受公安局的檢查和規定等。此外,中共還按照堵塞不如開導的思維,自辦宣傳工具一類的网站報紙,如人民日報的強國論壇等,期望將民眾引導和限制在党控制的范圍內。

但是网際网絡所具有的活力、空間和形式,已經徹底顛覆了以往的信息流通交換格局,任何專制政府都無法象以往那樣對這個世界加以控制了,而社會則被网際网絡激發出強烈的表達和反抗本能。中國有句老話,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這句話很形象生動的表現出,中共對网際网絡的控制与民間社會的反控制。网際网絡控制与反控制最生動典型的例子,体現在中共鎮壓法輪功的過程中。數以百万計的法輪功成員是通過网際网絡,進行號召聯絡并進而采取行動的。中共當局在全國八月大肆鎮壓法輪功之前,將全國最大的一批免費网站強行關閉二天,以切斷法輪功全國范圍的聯絡。這一舉措使數百万网民信箱作廢,中國經營IT的企業信譽一落千丈,中國的外貿企業丟了業務丟了信譽。几天後,一篇題為“网上生存的安全之道”的文章,通過网際网絡傳遍了國內國外,詳盡的告訴人們如何利用网際网絡的知識和技術手段,甩脫中共當局對网絡的封鎖監視。這篇文章仔細介紹了如何安全使用EMAIL、使用代理服務器,以及對网絡生存安全的各种思考和應對方法,并且最後號召大家一起來揭露共產党的封网手段和內幕,為中國互聯网的自由發展而努力。再如前文提到的中共在网絡上混入大量假的代理服務器,以特務手段偵察監視控制上网民眾的言論,就被网友們很快識破了,并且采取了相應的反措施,在网上廣為散發揭露文章,并具体教導如何識別真假國際网絡伺服器,避免落入中共特務布下的陷井之中。

确實,中國民眾應該為中國互聯网的自由發展而努力,因為實現這一目標已經是現實的可能的。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將突破專政政權對言論自由的扼殺,使中國加入享有自由言論和思想的國際行列。在网際网路上,只要民眾有勇气不理睬,中共的書報審查控制就沒有作用。雖然网際网絡還不是言論自由的安全島,國家警察大多依然能夠事後抓到他們要迫害的人,但畢竟也只能是在言論發表和影響產生之後,而不是以往那樣,言論尚未產生影響之前或之中,行使言論自由者已經慘遭迫害和關押。网際网路給任何一個人提供了從未有過的机會,使每個人都可以將自己的認識、觀點、愿望和要求,向社會廣泛的自由充分的表達出來。网際网路打破了邊境國界,所有的信息在這顆星球上自由流通,將不再是夢想。科學技術是黑暗專制腐敗的災星,它并不是為了消滅什么而出生,但它的出生一定會敲響某些腐朽勢力的喪鐘。网際网絡以它神奇而又強壯的力量,向世人宣示:未來扼殺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將是徒勞的。网際网路無疑是中國的人權民主的重要机會,給民眾提供了与專制力量斗法較量的陣地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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