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美國開國元勛杰佛遜總統有一句名言：在政府与報紙之間，宁可沒有政府卻不可以沒有報紙。這句話雖然表達形式很強烈，卻道出了民主社會的真髓，強調和突出言論与出版的自由，是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利、實行民主体制的基礎和保障。但是并非只有民主社會的先賢，對言論与出版能夠有如此深刻精辟的見解，其實專制极權獨裁者對此的理解，不論理解的深度還是重視的程度，也絲毫不差，不同的僅
是出發的角度恰恰相反罷了。曾獨掌中共大權的前主席毛澤東，也曾經有過一句明言：不控制新聞出版怎么行？中國五十万個大隊，一個大隊報道一條社會黑暗面，不出一個月我們就垮台了。毛澤東在這里無异於赤裸裸地供認，极端暴虐專制的中共政權，數十年的統治雖然造成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血腥屠殺等災禍連綿，卻依然可以一党獨攫政權，靠得是扼殺社會言論与出版權利。
中共扼殺社會的言論自由与出版權利，比一般國家的專制极權政府的目的多而且复雜。一般國家的專制极權政府，鎮壓言論自由的目的是為了遮掩黑暗腐敗等罪惡，如中國古代所說“防民之口胜於防川”，控制言論自由是為了防止民眾談論揭露。中共則不僅是消极的遮掩黑暗腐敗等罪惡，更有編造假象控制民眾思想和情感立場的需要。中共常說的改造思想改造社會，或者國際社會所說的對人的洗腦，就是由於中共控制了言論出版才得以實現的。依靠控制言論和新聞出版，中共成功的隱瞞了事實和罪惡，扮飾出虛假和偽善的面貌。如抗日時期中共的政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摩擦一分抗戰，彭德怀因為真心抗戰甚至招致批判處分。但是中共靠說謊曾經使人民相信，只有共產党在領導抗日戰爭。六十年代初中國至少二千万以上民眾死於飢餓，中共當局將之歸罪於三年自然災害，還有蘇聯背信棄義的逼迫中國歸還欠債。這种說法曾經使中國民眾深信不疑，并且因此深深的仇恨蘇聯。但是最近發現的气候資料卻証實，那三年的气候等自然條件稱得上風調雨順，餓死人卻是毛澤東為首的非法极權行為所招致的。
在中國共產党統治中國的五十多年里，控制言論和出版是這個政權毫不松懈的目標。至今中共當局拒絕制定出版法新聞法，就是為了可以肆無忌憚的壓制迫害言論和出版。敢於實話實說的毛澤東和他那一輩許多高官，就公開說不要制定新聞法出版法將自己捆綁起來。雖然壓制迫害言論出版是中共的生命線和根本政策，但是五十多年來中國言論和出版的空間，也并非死水一潭毫無改變。事實上与中共初掌政權的前二十多年相比，中國社會今天的言論和出版空間，可能是當年的人不敢想象也難以想象的。我說五十多年來中共當局對言論出版的壓制迫害絲毫未變，是指中共壓制迫害言論出版以獨霸政權的統治意志，而非壓制迫害言論出版的內容和程度。壓制迫害言論出版的內容和程度，并非中共當局一廂情愿可以完全操控的，很大程度上也要看社會抵制意志和勇气的有無強弱，甚至也要看國際社會有無影響能力和影響能力的大小。“六四”屠殺後的清洗恐怖活動就是很好的事例，可以說明壓制迫害言論和出版的內容程度，并非中共當局一廂情愿就可以完成的。中共當局在“六四”大屠殺之後，其實是准備极度嚴酷的大規模鎮壓清洗的，但是由於民眾不象以往的鎮壓運動，如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那樣盲目支持，中共又不能象當年一樣無視國際壓力，這場原本准備殘酷迫害大肆殺戮的鎮壓，實際上最後不得不草草收場。所以盡管中共當局壓制迫害言論出版的意志始終如一，但是從壓制的內容到壓制的程度，還是有清晰的脈絡可以划分為几個階段。
我大致將中共壓制迫害言論出版划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絕對控制和嚴酷鎮壓迫害時期，時間從中共掌權開始的1949年起，至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已經疲軟無力天怒人怨時期。第一階段毛澤東主要或者獨掌中共權力，所以也可以稱為毛澤東時代對言論出版的壓制迫害。第一階段的特色可以用兩個字概括－絕對，就是對言論出版的絕對控制，對冒犯言論出版控制者的絕對鎮壓迫害。中國古代有一個詞，叫腹誹罪，就是在自己肚子里表示不滿的罪。毛澤東時代是典型的對腹誹治罪迫害的社會，腹誹都要控制迫害對其他形式的言論出版的控制迫害，當然可以類推想象出來了。那個時代的人僅僅因為寫日記，日記中僅僅有所謂的不健康的資產階級的情調，招致批判斗爭、判刑入獄、喪失生命的人就不計其數。毛澤東時代對言論控制迫害的程度，甚至達到駭人听聞毛骨悚然，如一個人睡夢中講了批評毛澤東的話，或是批評無產階級專制社會主義制度的話，也會導致批判斗爭、判刑入獄甚至喪失生命。就是講述中共控制的喉舌報紙尚未公開報道的事實，也會慘遭飛來橫禍陷入滅頂之災，我的一個遠親姨媽，因為1959年時對鄰居說：“听說共產党里出事了，大元帥彭德怀被打倒了”，結果導致關押勞改半輩子，最後凄涼悲慘的死在毫無關系的北方農村。令人感到又諷刺又悲慘的是，告發我姨媽的鄰居，也因為當局認為不當的几句話，全家從北京發配到甘肅某蠻荒不毛的農場改造。這是中國言論出版的暗無天日歲月，只有經歷過那場惡夢的人，才會對言論的絕對控制和鎮壓，有永世不忘的刻骨銘心理解。
第二階段為，對言論出版仍全面控制但試圖引導，鎮壓迫害則從絕對轉為有選擇的殺雞儆猴的時期，時間大約從文化大革命末期到1989年“六四”。第二階段中共的主要掌權人是鄧小平，所以也可以稱為鄧小平時代對言論出版的壓制迫害。鄧小平是借助以民主牆為代表的中國民意，從被毛澤東打倒并清洗出權力核心的失勢政治人物，迅速奪取了掌握党政軍大權的華國鋒手中權力，而一躍變成中國頭號實權人物的。由於鄧小平的這些歷史淵源，也由於中共以往的統治災難給社會留下的教訓和思考，所以這個時代對言論出版的控制鎮壓迫害，從內容到程度都与毛澤東時代有很大區別。第二階段的特色是，對言論出版全面控制但試圖引導納入官方軌道，不再對言論出版絕對控制并徹底消滅自由空間，因而鎮壓迫害也從普遍絕對變為有所選擇，目的主要是殺雞儆猴鎮懾阻絕言論出版擴大自由空間。所以在鄧小平時代，一方面依然堅持中共傳統的思想意識，對其他言論和出版批判壓制，如壓制并進而取締民主牆，組織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的异化討論、清除精神污染等，甚至校園選舉活動也遭到迫害，如胡平在北京大學競選為人大代表，卻連維持生存的工作也不分配了。另一方面卻由於并沒有痛下殺手，不再象毛澤東時代決不允許任何其他的言論与出版，所以雖然有鎮壓和迫害，但社會上始終還存有一點官方之外的言論与出版的空間。正是由於這种情況，所以對民主牆才會數次鎮壓，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里，民主牆的言論与出版，雖然被迫改換表達形式，卻存在了下來。即使最後徹底取締了民主牆延續的活動，全國民主牆的主要活躍人士大多被捕入獄，但是民主牆衝擊出來的言論与出版的空間，并沒有全面關閉倒退回毛澤東時代。這就是為什么民主牆產生後的十年左右時間里，中國社會能夠思想言論出版相對活躍，討論人的异化、爭取人權民眾的呼聲不斷，爭取實現政治愿望而付諸行動所爆發的高潮，如不受官方控制的競選人大代表活動，要人權民主反貪的學潮和民主運動等，在遭受鎮壓挫折後只隔一、二年，又聲勢浩大再度爆發的重要原因。
第三階段為，中共改全面控制言論出版為選擇控制和鎮壓，鎮壓控制的內容主要是人權民主思潮及對中共專制腐敗的揭露批判，對這些內容以外的言論則改采基本放開態度，時間大体從“六四”血腥屠殺之後到目前。這段時間江澤民坐上了中共党政軍最高領導人的位子，他逐漸站穩了地位并開始主導中國的最高權力，為了方便可以稱為江澤民時代對言論与出版的鎮壓迫害。1989年北京政權“六四”屠殺和平請愿的學生和民眾後，從中汲取的最主要經驗教訓，就是要將中共認為危及政權的人權民主活動，全面的毫不手軟的消滅在萌芽狀態。由於中國自民主牆以來的人權民主活動，都是通過言論出版形成高漲的輿論和政治要求，所以中共政權鎮壓消滅人權民主活動的首要目標，就是嚴密地絕對地控制言論出版中的人權民主的意識活動。對除此以外的言論出版中共則大大放開了，基本放棄了全面控制規定中國人的言論和思想的手段。這种改變顯然受“六四”大屠殺的影響。“六四”在攝像机前赤裸裸展現的暴虐屠殺，不僅讓中國民眾徹底擺脫了中共數十年的欺騙宣傳，認清了中共專制政權血腥霸占政權的本質，也摧毀了中共維護其虛偽面具的意志，不得不放棄共產党將說教滲透中國一切意識和生活領域的做法。所以現在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都認為，中國目前什么言論都可以說，什么書籍都可以出版，只要內容不是反對中共專制极權和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的。就這一方面來說，其自由度是中共掌權以來最寬松的，不要說將民眾完全控制限制在規范化的革命言論里的毛澤東時代，就是与還試圖倡導規范的思想言論和生活模式的鄧小平時代相比，自由度也是大大擴展不可同日而語了。但是對於反對中共專制极權，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的言論与出版，情況又恰恰相反過來，中共當局采取了遠比鄧小平時代嚴酷、迅速、徹底的鎮壓控制措施。江澤民在“六四”之後曾反复指示，要將可以導致“六四”發生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江澤民要消滅的所謂的萌芽狀態，就是不允許人權民主的言論和號召，今後在社會上公然散布流傳，并進而凝結成社會強烈的愿望、強大的力量。雖然“六四”之後中國社會充斥著許多嚴重矛盾和社會問題，卻沒有象鄧小平時代隔一二年形成一次爭取人權民主的社會高潮，与江澤民政權采取這种一方面放開，一方面強硬的鎮壓防范的手段，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下面，我著重介紹中共當局現在對言論与出版的控制迫害。因為作為爭取人權民主發展改善的人士，我對現實中的控制和迫害的關心重視，程度上自然超過以往的歷史。同時，目前中共對言論出版的控制迫害，不僅包含過去的手段和意志，還有因應新的复雜情況和需要，演變衍生出許多新的形式和手段，而爭取言論出版權利的中國民眾，其方法手段和思想認識也是大不相同了的。
中共當局壓制迫害言論出版的最基本手段，也是最有鎮懾效果的手段，仍然一如既往是抓捕判刑。中共在憲法和相關法律中，承諾中國人民有言論和出版的權利。但是中共大玩詭辯和閹割概念，將言論自由變為擁護中共和政府的自由。不擁護中共和政府的言論，中共當局則聲稱不屬於言論范疇，而是危及并意圖顛覆中共政權的行動，在1997年以前被划入反革命范疇，現在則被划入危害國家安全的范疇。何种言論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中國頒布的國家安全法規定，由中國的國家安全部門和公安部門确認。安全部公安部在實際的操作中，不僅將批評反對中共當局的言論，按照反革命或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打擊鎮壓，甚至將中共內部不同的派系之爭，也套上這樣的名義加以鏟除。（制定、行使、執行法律三位一体）近一些年來，這种基本手段的主要迫害對象，是被中共視為政權敵人的异議人士。不僅异議人士批評中共當局的言論，表達政治愿望和要求的呼吁，甚至僅僅陳述事實的言論，都可能被判重刑慘遭牢獄之災。例如湖南著名的工運領袖張善光，因為接受自由亞洲電台的電話采訪，講述了當地發生的兩件事情，一件是當地工人因生活醫療惡化而舉行了游行抗議集會，一件是當地農村不合理的亂攤派導致殺人悲劇，張善光竟然因為向自由亞洲電台講述當地盡人皆知的事實，被中共法院以危害國家安全判刑十年。河南民間反腐倡廉的發起人安均，是又一個中共何其荒謬暴虐鎮壓异議人士言論的典型案例。由於糜爛全國的腐敗是中國百姓深惡痛絕的首要問題，安均率先打出了中國民間反腐敗觀察的旗號，并且得到全國各地許多人的響應支持，卻被中共法院認定危害國家安全而判處四年徒刑。中共當局進一些年來對异議人士言論的鎮壓控制，遠比鄧小平時代嚴密和殘酷，分析這些現象可以總結出一些明顯特征：第一是只要被中共當局認為屬於异議人士，不論任何言論都可以成為判刑証据，不僅是上面提到的張善光安均等荒謬審判，其實這樣的事例大量存在俯拾皆是，如魏京生籌備舉辦國際畫展、与兄弟一起購買股份辦公司，都是他再次被判處14年徒刑的罪証，王丹在國外發表過溫和的批評中共言論，也是導致他再次被判刑13年的所謂罪行；第二是倒退到奉行毛澤東時代規矩，這就是“只許階級敵人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即使有的异議人士沒有逮捕判刑，也是采用极為嚴密的監視和控制手段，實施不停的闖入家門或者傳訊問話等騷扰手段，用警察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不能要讓异議人士活得自在痛快，要讓其所有的親戚朋友相識者象躲避瘟疫一樣躲避他們。第三是斷絕工作和經濟來源，使异議人士生活在最艱困難堪的物質條件下，有的异議人士离開監獄十多年，甚至無法找到一個可以安穩工作几個月的地方。
應該說，也不是所有發表异議言論的人，所受迫害都是同等程度的暴虐。目前的中共當局對於各种各樣的人，還是采取了區別對待的策略。例如，有一些單純議論的知識分子，或者具有官方學術研究机构身份的人，所受迫害從形式到內容，都与被視為敵人的异議人士有所不同。如曾經寫過小說黃禍和西藏報告的作家王力雄，在前往新疆收集材料准備寫作時被捕，但是由於國際上的輿論和壓力，在關押一個階段之後獲得了釋放，并且不久之前還能夠接受邀請出國訪問，以及訪問之後返回中國。同樣，今年以來遭到中共打擊迫害的李慎之、何清漣、劉軍宁、余杰等知識分子，雖然工作被變相剝奪了，所有文章都不得在國內報刊雜志發表了，甚至遭到便衣警探的監視騷扰，但是處境也大致能夠象王力雄一樣。
中共控制异議聲音的欲望之強烈，可以從中共號稱一國兩制樣板的香港得到驗証。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王鳳超，在今年四月十二日聲色俱厲的警告香港傳媒，不得如實刊登台灣副總統呂秀蓮的台獨言論，因為這不是一般的新聞和一般的不同聲音，傳媒有責任不散布鼓吹分裂國家的言論。他并要求香港新聞報道的標准和鼓吹的界限，應該根据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制定。這當然招致享有言論自由的香港各界嚴重不滿。北京對香港強烈不滿的回答是，肯定王鳳超的言論是正确的，而且是代表中央政府的立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外交部、中聯辦台灣事務部、港澳辦公室，以及香港所有的中共喉舌，紛紛發表聲明、發布新聞、社論和評述文章，為王鳳超保駕護航，強調或重申香港新聞報道，不能有台獨及分裂中國的內容。更為嚴重的是，中共頭號人物江澤民在今年10月28日，當面訓斥辱罵香港媒体，甚至說自己連美國難對付的電視主持人華萊士，都應付得頭頭是道，表示香港專問刁難問題的記者，只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值一提了。江澤民這次羞辱訓斥香港媒体，不但表現了中共最高官員的飛揚跋扈專橫傲慢，其實也表達了中共當局對言論自由的態度和立場。
如果王鳳超、江澤民所說僅僅是個人言論，其實沒有什么不可以，因為那正是他們的言論自由權利。甚至中共諸多的政府机构和喉舌，為王鳳超保駕護航的聲明和社論，作為一种言論和政府的聲音，也是應該保障的言論自由權利。他們的話所以引起強烈的反應，因為根据中共几十年的統治歷史，這些話不能看成一种單純的言論，而是將以中共專制政權為後盾，迫在眉睫的壓制扼殺香港的言論自由，剝奪媒体采訪自由的行動。這些話其實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府公開的訓令，想來此前私下的表示和訓令早已有過，之後必將動用中央政府的權勢清除不服從的力量。所以王鳳超、江澤民和中共机构所言，表明中共對香港媒体已經難以忍受，可能要采取鎮壓行動的信號。對於已在自律的香港傳媒，這些飽含威脅和殺气的訓斥，必將造成一定的恐怖壓力和危害後果。
中共當局近一些年來最嚴密控制的另一個方面，就是正在迅猛發展的网際网絡和電子期刊論壇。山東异議人士開通的网絡雜志《新文明論壇》，宣傳他們溫和的“廣交友不結盟”的主張，傳布中國政治要以妥協和解的精神推進民主變革，改變政治你死我活的革命手段為雙贏共存的政治風范。但是《新文明論壇》不僅被封殺取締，該論壇所注冊的网絡公司也因警方干涉陷入癱瘓，論壇負責人更是處於警方大力追捕之中。四川成都尋人网站天网，協助找人廣受好評，官方媒体都爭相采訪報道。但是天网的負責人黃琦，僅因有人在网上貼出不滿政府的文章，遭到逮捕面臨判刑入獄的無妄之災。其次如上海電腦商人林海，將网址進行商業性的交換，也被以危害國家安全判刑，都是近期鉗制言論自由的典型事例。由於网際网絡是最新科技，中共當局也因應這一技術的特點，制定了許多監視、限制、取締和迫害网絡言論的方法和手段。如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議案，提請審議關於維護网絡安全和信息安全的決定草案。該草案規定：利用互聯网發表、傳播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或者煽動分裂國家、破坏國家統一等１５种行為，构成犯罪的，將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還規定，從事互聯网業務的單位，發現互聯网上出現違法犯罪行為和有害信息時，要采取措施停止傳輸有害信息，并及時向有關机關報告。這些規定其實与中共現行的言論控制和迫害內容，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說人們在网上批評中共政權，將同樣招致各种行政的司法的懲處迫害。再如人民日報主辦的网上人民論壇，就制定了人民論壇管理條例，規定不得貼違反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不得貼誹謗、誣陷党和國家領導人、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政府的言論，勿張貼未經公開報道、未經証實的消息，等等。否則，將承擔一切直接或間接引起的法律責任。同時，為了更為有效的控制网絡新科技，還采用最新科學技術和特務手段監控迫害，如向新加坡購買网上防火牆技術，隔絕中國网客訪問許多政治网站。最新的网上控制迫害，是采用新技術控制网友，將大量假的代理伺服器，混入國際流通的网絡伺服器名單，使用這些假的代理伺服器，都將遭到跟蹤監控甚至限制，网友因此毫無隱私而被展現給警察，并能被輕易确定真實身份。据了解到的情況，真假网絡伺服器的比列，是假十真一。
言論自由，始終是中國人民努力爭取的最基本人權。因為中國人民越來越清楚的知道，剝奪中國人民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將人民的嘴巴和思想封禁在官方言論以及复述和歌頌的區域內，是中國大陸五十年災禍延綿的主要禍根之一。五十年代初的鎮反肅反運動，數十万知識分子打入另冊的反右運動，造成六十年代初至少餓死二千万以上人的大躍進，上億人遭受迫害乃至死亡的文化大革命，這些難以令人置信的荒唐禍害，如果人民能夠獲享充分及翔實報道的權利，不但不可能不斷重复，而且完全可能一次這樣的巨大災難也不會造成。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言論，是自己作為人的最基本權利和尊嚴，這是作為人不能退讓的部分。所以，爭取自己的言論自由，构成近二十多年來中國人權民主運動的最主要方面。這方面的事例是大量存在，不胜枚舉，而且過去也有各种文章不同介紹，所以一般的爭取言論自由的情況，我不再這里重复了。我這里只談兩點新的地方，但卻是對中國爭取言論自由可能有巨大影響和推動的兩點，這就是香港維護言論自由，网際网絡上爭取言論自由。
香港在中國處於一种特殊的地位，它從民主制度被納入專制制度的祖國，因為中共當局保証要實行一國兩制，這使香港從習慣和法理上，都會竭力維護已經享有的各种權利，當然包括言論和出版的權利。香港本身的這种需要和努力，必然与專制的中共當局時有摩擦和抗爭，也必然衝擊同為一國的大陸，并且為大陸進行這些權利的努力，帶來各种有益的啟迪和契机。從香港回歸中國几年來的情況看，他們确實在竭力維護著包括論和出版在內的各項權利，王鳳超和江澤民所引發的言論自由之爭，就是香港民眾維言護自己權益兩個生動事例。王鳳超的言論在香港引起震惊。新聞媒体紛紛報道并表達不滿和批評，派出代表向中國總理朱熔基遞交書面陳請，并舉行二十四小時的簽名表態活動。眾多的社會團体和知名人士，不僅發表聲明強烈抗議譴責，而且前往中共駐港机构舉行示威游行。就是香港的行政長官陳方安生，也不得不發表聲明，強調香港政府要保障新聞、言論和出版自由，香港傳媒按照香港法律可自由地評論和報道時事。香港民眾百分之六十的人認為，媒体采訪報道呂秀蓮的言論沒有不對。而在國際上，香港的言論自由也成了關注焦點，媒体進行重大追蹤報道，美國英國等國家政府表達震惊和嚴重關注。江澤民訓斥香港記者的言論，更是引起軒然大波，所有的媒体都以頭版詳盡報道，甚至紛紛將錄象的連續鏡頭翻印刊載。這使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共最高頭目，是何等的蠻橫霸道傲慢無禮，對爭取言論自由充滿了理解同情。香港是中國言論仍有一定自由的唯一一角，保留好坏都將影響整個中國，為了香港和過去的禍害不再卷土重來，全世界民主力量都有義務支持香港維護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抗爭。
网際网絡所創造的信息傳遞交流的空間和形式，將給中國民眾帶來出版和言論自由的更大机會和希望。在网際网絡面前，邊界巡邏的哨兵不再是問題，嚴寒酷暑的遙遠距离不再問題，一條蜿蜒伸展的電纜，甚至空中穿射的電波，將各种信息傳遍了整個星球，包括將扼殺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視為掌權生命線的中國。一份中共仇恨的電子報大小參考，就是通過電腦世界的网際网絡，從大洋彼岸的美國送進數以十万計的中國家庭。一份中共顯然惱怒的電子雜志春夏之交，就在中共掌控的廣袤領地上破土而出，成為眾多海內外華人閱讀討論的的互動樂園。更不要說其他難以數計的電子報電子期刊、談話室，以及動輒百万計的電子信件頻繁往來。
沒有一個專制极權的政府，會自動向科學進步舉手投降，樂於革除或者結束自己反科學進步的統治。早期專制极權政府慣常的對付手段，是壓制消滅科學進步本身。現在許多專制极權的政府以為，它可以只要科學技術的盛宴，不要伴生的活力、形式和空間。中共政權就以為自己可以做到，网際网絡完全唯我所用，并且依然象過去那樣扼殺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將网際网絡控制在党的喉舌的定格上。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國司法部門和行政部門使出了渾身解數，在懲罰恐嚇、規則圍堵和科技防剿等方面齊頭并進。上海電腦商人林海，出於商業需要將電腦网址与國外交換，竟然莫名其妙被判處有期徒刑。中國官方本來准備編輯出版電腦网址簿，象編輯出版電話號碼簿一樣，也因為發生林海案件無疾而終。据說，中國政府還特意從另一個控制新聞出版和言論的國家新加坡，買來并學會了网際网絡的防火牆技能
，可以象國境線上的邊防哨兵，檢查并將不喜歡的文章和信息檔在國外。可能最有效率和威脅震懾的手段，是各种公安行政頒發的規定和限制，如上海規定電腦上网的人，必須到公安局登記添表，接受公安局的檢查和規定等。此外，中共還按照堵塞不如開導的思維，自辦宣傳工具一類的网站報紙，如人民日報的強國論壇等，期望將民眾引導和限制在党控制的范圍內。
但是网際网絡所具有的活力、空間和形式，已經徹底顛覆了以往的信息流通交換格局，任何專制政府都無法象以往那樣對這個世界加以控制了，而社會則被网際网絡激發出強烈的表達和反抗本能。中國有句老話，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這句話很形象生動的表現出，中共對网際网絡的控制与民間社會的反控制。网際网絡控制与反控制最生動典型的例子，体現在中共鎮壓法輪功的過程中。數以百万計的法輪功成員是通過网際网絡，進行號召聯絡并進而采取行動的。中共當局在全國八月大肆鎮壓法輪功之前，將全國最大的一批免費网站強行關閉二天，以切斷法輪功全國范圍的聯絡。這一舉措使數百万网民信箱作廢，中國經營ＩＴ的企業信譽一落千丈，中國的外貿企業丟了業務丟了信譽。几天後，一篇題為“网上生存的安全之道”的文章，通過网際网絡傳遍了國內國外，詳盡的告訴人們如何利用网際网絡的知識和技術手段，甩脫中共當局對网絡的封鎖監視。這篇文章仔細介紹了如何安全使用ＥＭＡＩＬ、使用代理服務器，以及對网絡生存安全的各种思考和應對方法，并且最後號召大家一起來揭露共產党的封网手段和內幕，為中國互聯网的自由發展而努力。再如前文提到的中共在网絡上混入大量假的代理服務器，以特務手段偵察監視控制上网民眾的言論，就被网友們很快識破了，并且采取了相應的反措施，在网上廣為散發揭露文章，并具体教導如何識別真假國際网絡伺服器，避免落入中共特務布下的陷井之中。
确實，中國民眾應該為中國互聯网的自由發展而努力，因為實現這一目標已經是現實的可能的。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將突破專政政權對言論自由的扼殺，使中國加入享有自由言論和思想的國際行列。在网際网路上，只要民眾有勇气不理睬，中共的書報審查控制就沒有作用。雖然网際网絡還不是言論自由的安全島，國家警察大多依然能夠事後抓到他們要迫害的人，但畢竟也只能是在言論發表和影響產生之後，而不是以往那樣，言論尚未產生影響之前或之中，行使言論自由者已經慘遭迫害和關押。网際网路給任何一個人提供了從未有過的机會，使每個人都可以將自己的認識、觀點、愿望和要求，向社會廣泛的自由充分的表達出來。网際网路打破了邊境國界，所有的信息在這顆星球上自由流通，將不再是夢想。科學技術是黑暗專制腐敗的災星，它并不是為了消滅什么而出生，但它的出生一定會敲響某些腐朽勢力的喪鐘。网際网絡以它神奇而又強壯的力量，向世人宣示：未來扼殺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將是徒勞的。网際网路無疑是中國的人權民主的重要机會，給民眾提供了与專制力量斗法較量的陣地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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