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電】中國大陸一批青年作家對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公開表態，斥責官方的無恥。他們認為知識份子不能沉默，應勇敢地在一切象徵情事件中發出聲音。
法籍華人作家高行健先生獲得了兩千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
消息傳出以后，大陸官方保持了整整一天的、令人難堪的沉默。然后，文化与外交部門，接二連三地發表毫不負責的言論，在沒有閱讀過高先生任何作品的前提下，對高先生以及瑞典諾貝爾獎評委會進行惡意的攻擊。這一事件，再次顯示了一個冷血而僵化的官僚机器，骨子里對于任何的外部信息，都杯弓蛇影般地感到恐懼和警惕。相反，在初步實現民主化的台灣，通過直選上任的領導人陳水扁先生，熱情洋溢地給高行健先生發去賀電，稱之為「華人之光」。相比之下，海峽另一岸的態度是何等的猥瑣、何等的狹隘、何等的心虛！
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以迫害作家為己任的「中國作家協會」再次登場，它的某位不敢透露姓名的「負責人」聲稱，諾貝爾文學獎被用于「政治目的」；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一向以紅衛兵口吻發言而在國際上貽笑大方的朱邦造，居然輕蔑地表示「諾貝爾文學獎不值一提」。他們不過是喪失了自由意志的、可怜的螺絲釘而已，卻口口聲聲地代表「全体中國人民」發言，說什么「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到了傷害」。其實，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正是他們的這些荒謬絕頂的言論。
大陸媒体不得不痛苦地沉默
對于高行健的獲獎，所有的大陸媒体在高壓下，不得不保持痛苦的沉默。這是一种令人窒息、令人恥辱的沉默。這种沉默与我們身上僅存的良知和正義感格格不入。我們沉默太久了，對于身邊發生的那些可怕的不公正，對于那些死于警察槍口下的冤魂，對于那些死于黑暗的礦井下的冤魂，我們給予的關注實在太少、太少。
因此，我個人認為，對于今天受到嚴重侮辱的高行健先生以及他的身上所体現出來的華人文學最后的尊嚴，我們理應致以崇高的敬意和力所能及的聲援。我們不能繼續沉默。如果我們繼續沉默，我們將喪失良心最后的一層防線，我們將無聲無息地、輕而易舉地被黑暗所吞噬。
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對于某位根植于自身文化傳統、而价值立場与官方有异的作家的獲獎，采取何种態度，乃是透視其胸襟与气魄的標尺。一九九四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獲獎之后，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立即向他表示熱情的祝賀。長期以來，大江反對天皇体制、反對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針，其立場极其鮮明。同樣，一九九八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薩拉馬戈，也是激烈批判現政府的左翼作家。當他獲獎之后，葡萄牙政府立刻放下分歧，向他表示熱烈的祝賀，認為這是「葡萄牙語的胜利」。
某些權勢力量對高行健獲獎的不可理喻的反應，讓我深深地感到恥辱和憤怒。當年的蘇聯，有薩哈羅夫、葉夫圖申科等知識份子挺身而出，發出他們正義的聲音，同時也讓世人對那廣袤的俄羅斯大地重新產生了真誠的敬意。今天，我們何為？「我」何為？
就在高行健先生獲獎消息公布的當天晚上，我接受了英國BBC的訪談，在訪談中表達了自己的心聲。訪談結束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于是連夜寫作了一篇題為《惊喜与悲哀》的短文，在香港發表，并貼在文化网站上。
權力集團根本不會提供一個与普通公民平等討論、平等商榷的話語平台。在根深蒂固的「家天下」式的思維下，唯有強權對弱勢群体單向度的壓制。真正的寬容，只存在于對等的話語群体之間。它不是我們企求來的，而是我們爭取來的。我認為，如果我們在所有象徵性的事件中，都能夠毫無畏懼地發出自己的聲音，那么，在不久的將來，「寬容」自然會降臨。
中國大陸文學評論界的失職
高行健的獲獎，顯示了中國當代文學在專制的摧殘下艱難的生長和杰出的成就。而高行健的「不知名」，除了因為他流亡國外的現實處境外，同時還深刻地說明一個真理：在一個信息不是自由流通的社會里，最优秀的作家往往不是最有名气的作家。近年來，在大陸文化界最出風頭的作家是王朔、余秋雨、賈平凹、王蒙、莫言、池莉等人，在我看來，他們的文學才華与思想水平，實際上跟他們的名气成反比。浮在喧囂的水面的，是那些輕飄而淺薄的水草；沉在宁靜的水底的，才是閃閃發光的珍珠。真正具備了大師的潛質、甚至大師的實力和成就的作家，一般都受到官方的壓制、媒体的冷落和大眾的疏遠。我認為，說中國當代文學一無是處顯然是不公允的，在大陸和海外的華人作家中，能夠与高行健相提并論的，有李銳、史鐵生、阿城等人。有了他們的存在，中國的當代文學才不至于愧對后世。他們在八、九十年代的創作，給一九四九年之后長達三十年的文化沙漠增添了一點讓人欣慰的綠洲。
從這個角度來衡量當代文學評論界的失職，我認為，這种失職比起當代作家們的追名逐利來，同樣是不可原諒的。像馬悅然這樣遠在北歐的漢學家，居然能夠關注到僻居山西的李銳，并對其作品有深入而中肯的闡釋。相反，國內的批評家們很少有人論述李銳的小說。這究竟因為是他們困居象牙塔之內，消磨了起碼的審美能力；還是因為他們過度貼近現實利益，全身心地注視那些所謂的「文化熱點」；抑或是因為他們自覺地充當御用工具，單單贊美官方喜歡的作家？我們不得不承認，某些海外的漢學家們，比大多數國內的文學評論家們更加洞悉中國當代文學的現狀、更明晰中國當代文學的走向。
第二天，青年學者余世存先生給我打來電話，說他与朋友笑蜀起草了一封致中國作家協會的抗議書，問我是否愿意在上面簽名。我本來就想起草一封這樣的文件，听到這一信息，自然十分高興。我迅速地在電腦中讀完余世存先生發來的信件，心情沉痛而激動，立刻回复對方，表示愿意鄭重地簽上自己的名字。這樣，這封由余世存、笑蜀、摩羅和我簽名的抗議信，很快張貼在各大网站上，并受到諸多海外媒体的關注。全文如下：
致中國作家協會的抗議書
高行健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我們跟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感到由衷的高興。高行健先生以自己的痛苦的經驗熔鑄了杰出的精神產品，其中表現出來的為人稱道的普遍价值、直指人心的洞察力，是我們當代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創造性服務，作為一個中國人都應該高興。尤其是，在中國社會面臨如此深重危机的今天，在文明的演進出現嚴重的認同危机，做戲虛無主義一類的病毒侵入我們的人心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每一角落的當代中國，漢語能有這樣測度人性經驗的作品是對一個苦難而淪落于苦難和罪惡的民族的有力的刺激，它無疑是對我們當代漢語寫作的某种承認，榮耀并提升了我們的生存。我們為此驕傲，謹此向高先生祝賀并表達我們的敬意。
很多人說，高行健先生都能得獎，漢語作家還有很多人也應得獎，他們數出了國內很多在權力和市場里都得大名的作家；中國作家協會等官方机构甚至發布公告，痛罵諾貝爾文學獎水平直線下滑。我們听到這樣的消息，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覺，我們呼吸于其中的是怎樣的世間！
就精神意義而言，就文化意義而言，高先生無疑是中國人。作為中國人，高先生的榮譽不僅屬于高先生，高先生的榮譽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榮譽，中華民族的榮譽，中國文化的榮譽。真正的愛國者必然珍視這份榮譽。中國作家協會對這份榮譽的侮辱，因此是不能容忍的，不能原諒的，我們強烈抗議中國作家協會的這一流氓行徑！并強烈要求中國作家協會就此向全國人民道歉。
誠然，高先生的作品我們所知甚少。中華民族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作為中國人，我們竟然所知甚少。世界了解高先生，而高先生的十二億同胞卻因為人為的阻隔無法了解高先生，這是高先生的不幸，更是我們的不幸。這是沒有道理的。現在已到了破除藩篱的時候了，高先生的作品，只要沒有違反憲法和法律，應該在他自己的祖國流傳。為此，我們呼吁政府批准出版机构出版高先生作品，同時呼吁政府尊重依法治國的庄嚴承諾，加快新聞立法、出版立法的進程。
高先生應該得到一個公正的評价，高先生應該回到可以自由地回歸他的祖國，妖魔化可以高先生的運動可以休矣。
我們期待。
余世存、笑蜀、摩羅、余杰
抗議信發表以后，我們又醞釀起草一封給高行健先生的賀信。我們不能容忍國內普遍的沉默。作為身處國內的几名寫作者，我們有權利向身處國外的另一位寫作者表示祝賀、表示敬意。在朋友們的建議下，由我起草了這封賀信，全文如下：
致高行健先生的賀信
高行健先生：
您好！听到您榮獲二???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作為一群身處中國大陸的寫作者，我們謹在此向您表示衷心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您去國十多年后所創作的作品，极少能夠為大陸讀者所接触。我們也僅僅閱讀到您少數零散的文字以及只言片語的相關報導，您獲獎的巨著《靈山》至今仍然未能拜讀。盡管如此，就目前我們掌握的部份資料中，我們能夠清晰地辨析出您基本的价值立場。您對天賦的自由的渴求，您對所有外在的桎梏的痛恨，您對人類不可抑制的愛和對生命本身的尊重，都是我們所欣賞和認同的。您的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普遍价值和理想傾向，也正是當今中國大陸文化中最為匱乏的質素。您的作品以高度的藝術性，大大地拓展了人類的藝術視野；也以刻骨銘心的洞察力，讓讀者享受到智慧所帶來的純粹的快樂。同時，您使用法文和中文雙語寫作，以一名民間文化使者的身份，為中國与法國、東方与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全球民主化浪潮与和平趨勢不可逆轉的今天，作為一位杰出的文學家和藝術家，您致力于建构一個多元文化之間平等對話、相互融合的平台，以自身獨一無二的藝術創造，增進人類對自由的認知、對他人的寬容以及對自我的內省。這一工作無疑是富于挑戰性和建設性的。
您獲獎的消息傳出之后，短短的几天之內，我們耳聞目睹了大陸官方的尷尬和恐懼，也耳聞目睹了某些大陸作家的嫉妒和怨恨。那些被金錢和權力所毒化的心靈，是無法面對您獲獎的現實的。大陸的媒体被迫保持讓人難堪的沉默。如果說這一沉默代表著一种無能，那么中國作家協會惡毒的攻擊和陰險的用心，在中文中就只能用「無恥」這個詞語來形容了。我們已經發表了公開信，對中國作家協會和有關方面的卑劣行徑表示憤怒和譴責。
高行健先生，在「天空」与「大地」之間，您選擇了「天空」，而我們選擇了「大地」。我們理解并尊重您的選擇。同時，我們也相信，不同選擇的寫作者，只要遵從用心靈寫作的准則，最終都會走向一個相同的朝圣地。誠然，寫作是對自我的拯救，但正是在每一個生命個体對自我的拯救中，整個人類也就朝著真、善、美的方向邁進。就在您獲獎消息傳到中國大陸的第二天，北京大學的學生在三角地貼出了「高行健的獲獎，是良知和藝術雙重的胜利」的標語，這也是我們的心聲，更是中國大陸所有保存良知、熱愛藝術的公民的心聲。
最后，我們再一次向您的獲獎表示熱烈的祝賀，并希望早日讀到您的代表作品，在作品之中与您進行心靈的交流与撞擊。
余杰、余世存、摩羅、笑蜀
二000年十月十六日
馬悅然教授淚水盈眶
此后，這封賀信陸續有十多位年輕的作家、學者簽名。十月十八日，我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的電話采訪時，對著千百万听眾的耳朵將這封信朗誦了一遍。通過迅捷的電子郵件的方式，這封賀信也很快為高行健先生本人以及瑞典諾貝爾委員會知悉。兩天以后，我收到了馬悅然先生輾轉通過美國朋友轉達的一封短信。這封寥寥數語的信，讓我在電腦前面靜靜地坐了半天。我一直相信，聲音是有重量的。此時此刻，它的重量再次得到了驗証。馬悅然先生的信件，全文如下：
來自北京部份青年學者的信，使我淚水盈眶。我高興地獲知高行健已經為人所知。能否告訴這些青年人，他們使我十分欣喜？能否告訴他們，我愛他們的祖國和這個國家的文化与文學？能否告訴他們，我不是中國人民的敵人？
今年五月，我在斯德哥爾摩的一次國際漢學會議上，曾經見到白發蒼蒼的馬悅然先生。在料峭的春寒中，身材高大的他，拿著一個大煙斗，一個人沿著美麗的海岸散步。我理解他對中國那片遙遠的土地誠摯的愛，也知道他數十年如一日地為中國与瑞典、東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但是，就是這樣一位讓人尊敬的老人，去年本擬訪問中國，卻無端被拒絕簽証。小人与君子之間是難以溝通的，小人總是以小人的心態揣度君子的用意。這究竟是馬悅然先生的悲哀呢，還是中國那些頑固的權力集團的悲哀？
一九六六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使用德語寫作的、瑞典籍猶太裔女作家薩克斯。薩克斯的多重身份：女性、猶太裔、瑞典籍、德語寫作，使這次頒獎具有了复雜的內涵。文學評論家艾德菲爾特在為文學院撰寫的研究報告中，這樣評論薩克斯：「她使整個猶太民族的悲劇變成她個人的悲劇，且無比深切地感悟到人的漂泊情境。」而漢堡大學的教授伯連德松則指出，如果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薩克斯，「同時也表揚了可敬的猶太民族││這個民族的磨難是如此深；時至今日，他們的生存猶然遭到威脅。」
我更感動的是薩克斯在頒獎典禮上的講話：「我徹底而絕對地覺得自己是一個人，當一個人經歷過如此多的恐懼之后，他就不可能視自己為某一特定國家的人了。當然，我是一個瑞典公民，不過，我使用的文字卻是德文，而將我与別人聯系起來的便是這种文字。」高行健先生的獲獎，也具備了多重意義。國家、民族与個人的糾纏，文學与政治的聯系，自由与束縛的衝突，黑暗与光明的較量，都在這一事件中份外地凸現出來，不管高行健本人是否認同這些复雜的含義，他已然無法拒絕這种种的解讀。所有正面和負面的評价，所有的沉默与喧囂，都將成為后人研讀歷史的第一手文本。我不知道高行健先生在頒獎典禮上將發表怎樣的講話，但我深知，他与薩克斯擁有相似的經歷，是磨難讓他們獲獎，是磨難讓他們獲得了「地球公民」的身份。那些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無聊的鼓噪，將被他們像蛛絲一樣輕輕抹去。
我們不能沉默，因為我們愛這個世界愛得如此深沉。
我們不能沉默，因為我們對明天還存在著一分美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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