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9日電】在「經濟中國」逐漸取代「政治中國」的年代，十二年前快被世人遺忘的「六四」記憶，又因「天安門文件」的出現而激揚。不管當年真相及中共高層內斗如何，以功能視野來看，執行改革開放二十年的今天，引人關注的反倒是，中共如何面對塵封卻尚未被歷史遺忘「事件」的反應，以及如何承擔起歷史責任來面對未來。
工商時報報導，在只要人們還存有希望的年代里，所有當年被壓迫的民眾，對重新揭開歷史面紗總會帶著一股無比的勇气和信心。「天安門文件」的揭露，對了解或親身參与十二年前廣場記事的民眾來說，或許并不新鮮。事實上，談到中共高層內部派系斗爭上，文件也看不出客觀的視野。像文件對趙紫陽的定位就一面倒，完全去除其在民運事件中因個人私利所做抉擇的主觀性部份，尤其在關鍵時刻前往北韓訪問，為何文件獨缺此處，而令外界有所怀疑。
從几個被忽略的角度重新審視「六四」。第一，學生態度是否完全站在「正确」一面？官方態度必須遵守「政治正确」毫無疑問，學生激濁揚清的純真心態也沒錯，但當年學運領袖王丹就曾反省說，學生不知節制、進退，反誤了改革派力量，徒增保守派籌碼。事實上，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發表前，鄧小平除因听信李錫銘、陳希同的報告外，也因老鄧親自從大會堂窗前看到那「無政府」的一幕。
對民主講師來說，或許當年想到的是巴黎大革命揭竿而起的英勇，但對老鄧來說，与三十年前的「文革動亂」有何差异？更不消說學生在重溫父母親年代的舊夢后，還在陣營中出現「血統論」的造反派。
其次，文件的出現是否一如朱邦造所言「企圖搞亂中國」？的确，當年江澤民是在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元老的首肯下出任總書記，江澤民甚至奉召時「還偽裝進北京，擔心被軟禁」，情勢之亂不言可喻。問題是，老鄧九二年「十四大」通過市場經濟改革后，「經濟中國」的面貌已改變了人們對政治形勢的關注，事實上，包括當年不少參与民運的學生也「棄武從商」，在商場如魚得水。而經過第三代集体領導及元老在幕后扶持下，「江核心」不能不說已站穩馬步，事實上，再提「六四」恐怕在大陸也引不起太多回響。
這除了因事件多數主角已老成凋謝外，總攬大權的台面人物也僅剩常委級的江澤民、李鵬、李瑞環等人，陳希同甚至還在獄中監禁。而盡管李鵬、姚依林等陳云派人馬曾一時風光，但朱噷基九一年赴京出任副總理后，李鵬實際已被削權，人大委員長除了喬石背景特殊較具權勢外，從來都是表決部隊。以「文件」的問世表明高層權斗，此一証据委實太薄弱。
因此，如果「文件」有其目的的話，唯一的作用是喚起民眾的記憶，期望用國際力量來促使中共進行政治体制改革，并為「六四」平反。美國小布希新政府即將上台，對華政策將是外交的首要任務，北京內部或許有人期望以此強化國會及美國民意對北京交班時刻的重視，并盼國際促使中共正視「六四」，反省「六四」。
不過從朱邦造的談話來看，在江澤民交班前，中共是不會去碰触或解決「六四」的。畢竟，江澤民統治的合法性會受質疑；如果平反「六四」，趙紫陽及當年受到波及的省部級官員何止上千，如何處理；而對被稱為「天安門劊子手」的鄧小平、李鵬、楊尚昆（鄧李揚集團）如何評价；最重要的是，對中共來說，這還不是歷史，即使歷史事件如「文革」如今也仍封存檔案，不准建紀念館，何況「六四」？
經過十二年了，人民大學教授丁子霖仍為儿子在廣場犧牲搜集相關資料，公安仍然全天侯死盯著當年主事者的一舉一動。不過外界确實奇怪，為什么歷經多年，北京仍然以如此僵化的思維處理問題？改革開放二十年促使中國經濟出現傲人的成績，難道無法提升北京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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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