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共執政50年的歷史來看，凡是它發起大規模群眾運動，利用大眾的聲勢來聲討政敵或是一部分人民之時，都是它對其統治的合法性遭到挑戰或質疑的反應。一個合法的政權對于這种挑戰或質疑應該采取寬容甚至歡迎的姿態。而一個以暴力，欺騙，和宣傳維持其合法性的政權，卻總是以歇斯底里的极端手段對付任何現存的或是想象的挑戰。
57年反右運動是中共第一次深感其統治方法和自身素質的低劣無法使知識階層和所謂民主人士心悅誠服。它本應檢討自己，提高執政水准。但毛澤東和他的同僚們卻選擇了以”引蛇出洞”和“群眾運動”的戰爭方式解決“右派”問題，利用大多數人的盲從和不知真相，輕易地將“右派”打倒。這是中共執政后第一次遇到合法性問題。
“反右運動”是它對其執政的合法性的回應，雖然使大多數人不再(也不敢)提這個問題了，但卻也是第一次創了中共在和平條件下，用陰謀和极端手段把持政權的先例。“文化大革命”的發起，是連中共党內也無法取得“合法”支持的。雖然看起來好象是毛澤東本人作為中共領袖的合法性受到潛在的威脅，但從中共党內對毛的認同和追隨來看，文化大文命是中共為了“反修防修“，在中國發起的對共產党在世界范圍內合法性危机的一次大回應。許多人認為“文革”几乎毀滅了中共，但卻很少有人認識到”文革”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又奇妙地成為中共為保持其獨裁統治造就的一系列法寶中最重要的東西。中共利用“群眾斗群眾”的方式，自己坐收漁人之利，已成為其行之有效的“秘密武器”。
“文革”創造的一系列政治術語已經滲入中國人的靈魂，徹底污染了中華文明。中共雖揚言徹底否定“文革”，但其要否定的不是”文革”的思想和政治基礎，而是要否定“文革”中一些“群眾運動”的异端思潮和民間的獨立傾向。否定“文革”只是鄧小平借故打擊政敵的手法。“文革”的否定沒有成為中國人民的胜利，倒是讓中共加強了其獨裁統治，人民的民主權力反而受到削弱。
“文革”結束后，中共為了讓人們忘記它統治的殘酷性和非法性，又以“安定團結”為借口，一次次地發動小規模的“群眾運動”，比如“反精神污染”運動，“反自由化”運動，等等。這些運動雖然比不上“文革”的浩蕩，但打擊一部分人民，以維護其“合法性”的目的是一致的。江澤民自以為是中流砥柱之士，想再把失去的政治熱情鼓動起來，搞出一個又一個不倫不類的“江理論”，但效果甚微。中共已基本上“背叛”了“代表”的工農大眾，完全潰變成一個由少數技術官僚，政客，和黑幫組成的獨裁統治。“六四”運動是反對中共獨裁統治的“群眾運動”，中共“發動工人斗學生”的企圖沒有實現，于是公然動用坦克鎮壓學生和市民。這次政權雖保住了，但其“人民政府”的合法性完全被戳穿。這大概是“六四”的犧牲者以高昂的生命代价所達成的唯一歷史使命。
“六四”以后，中共采取了一些政治上的低姿態，和經濟上的寬松，想要平和人民的絕望和憤怒。中共党員們也深感來日無多，以瘋狂的貪污腐化取代了無聊的政治游戲。到了二十世紀今天，中共又有了新的打擊對象。這次是對著几百万法輪功信徒。然而這次”運動”的時机是最重要的。中共政權合的法性已出現空前絕后的危机。江澤民自身的合法性也無法得到党內外和國際上的認同。中共自稱是無產階級政党，這個党卻在工人農民中完全失去了信譽和道義。在這個時候發起“揭批法輪功的”群眾運動”，目的應該不難看出。難理解的到是一些在“反右”和“文革”遭受過苦難的“知識分子”，卻在這時似乎是急不可待跳出來當打手。大概他們以為打壓這些以“真善忍”為信條的善男信女們，是安全可靠的。但歷史告訴我們，為一個窮途末路的獨裁統治當打手，其命運是會比統治者們更可悲的。
(摘編自<<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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