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如果歷史僅僅是供人憑吊，它就應當局限在文學的范疇中。但歷史的真正意義在于提供借鑒，因此我們才會充分重視它。台灣去年實現政權和平更替后，我越來越感到在台灣發生的民主化進程，在大陸也會同樣發生，在步驟，方式，效果等等方面甚至會有很大的類似性。對于有志于建設大陸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的人來說，從台灣的民主化經驗中汲取經驗，在用之于大陸，應當成為一項迫切的工作。我愿意陸續地將自己在這方面的一些心得發表出來，目的有三：一是以史為鑒，二是希望引起對這一問題的重視，三是希望在中國的民主運動中能多一些對具体的策略和綱領的研究。
在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比起党外運動，學生運動起步較晚，但一如所有學生運動一樣，對社會進步起了刺激与推動的作用。
台灣的學運開始于1987年，其背景是蔣經國主導下的政治變革以及隨之而起的社會活躍局面。在1987年，大學生在校園里搞地下活動，影響波及到社會，是一個新現象。
早在1985年12月，輔大的學生地下發行學生民刊“改造”，首開校園民主活動的先河，但鑒于當時的政治環境尚在高壓時期，“改造”出到第二期就被查封了。1986年11月開始，政大的學生開始創辦“野火”，其名顯然來自當時風行校園的龍應台的“野火集”一書。“野火”開始時不定期出版，每期印3000多份，以寫信的方式討論校園言論自由，學生權利，學術与政治問題。“野火”的成員早先曾經是校內官方所辦并發行全島的“政大青年”的骨干，后來因為表現太活躍，該刊被當局下令停辦一年，他們得出結論：“如果一直在体制內，很容易被弄掉”，于是決定轉而走入地下，創辦“野火”。為了保証可以持久開展活動，他們很注意策略問題。他們的基本主張是“貫徹校園民主，求得知識的開放”，不把議題擴散到校園外的政治層面。他們仔細研究過校規，做了風險評估，認為只要維持這一原則，所可能遭受的處罰頂多是記過，不至于退學或被開除學籍。對他們來說，只要不退學，就豁出去了。他們的刊物一般都是放在固定的地點，讓同學自行取閱。短短五期之后，“野火”已經在校內流傳開。据1987年5月政大新聞系四年級學生做的調查，在抽樣問到的400名學生中，听說過“野火”的占96％，讀過的占81％。在回答是否贊成出版“野火”是，贊成的占44‧5％，不贊成的占20‧1％，24‧4％的人無意見。（《新新聞》總12期）。可見他們的突破性行動已經得到校內廣泛的注意和支持。
比較不同的一种學運形態發生在台大。台大素有民主風气和學運傳統，因此他們的校園民主活動相對更積极和公開。1986年10月，台大“大學新聞社”因為審稿的問題遭受校方停社一年的處分。一群對此不滿，平時有聯系的同學決定于10月24日晚上，在台大門口舉行“大學新聞社”惜別演講會，在討論的過程中成立了名為“自由之愛”的地下社團。其核心干部包括吳介民，林志修，吳典蓉，林佳龍，杜文仁，羅元輔，林繼文等7人。他們最后決定共同簽署一份聲明，表示后果由他們七個人共同承擔。12月12日他們公開發行“自由之愛”刊物提出“保障表達意見的權利和集体交涉權”的主張，議題包括全面修改大學法，保障學生言論自由，反對政治干預學術，學生議會直接選舉，教授治校等。与政大的學生相同的是，他們也很注意運動的策略問題。在回答外界關于學運与民進党的關系時，他們既表示支持民進党的民主訴求，又表示“校園民主應獨立于政治之外”，他們反對學生走上街頭，不愿意把校園運動納入到反對体制的政治運動中。這樣的立場表現了學生化和單純的特點，因為校園民主不可能与校外的政治環境沒有關聯，事實上國民党就直接插手校內社團和刊物。但是學生運動在初期的這种立場，從客觀效果上講，起到了保護自己和爭取最大多數支持的作用。當年參与學運的學生，在運動中鍛煉了自己，很多人以后成了台灣政壇上的活躍人物，比如林佳龍現在就是台灣“國安會”的4名咨詢委員之一。
回顧台灣學院初期這一段歷史，我覺得給我們的啟示是：
一、校園民主從策略上講要采取漸進的方式。范圍上先局限在校內，議題先圍繞學生自治或生活福利問題，方式可以先地下后公開，以爭取更多同學的支持。然后選擇适當的時机進行有限度的突破。
二、校園民主的形式要多樣化，可以考慮的包括辦地下刊物，舉辦公開的座談會和非公開的討論，辦講座，張貼小字報，援用法律手段維護個人權益等等。
三、要形成一個領導圈子，大家一起承擔責任。這樣可以減少風險和當局分化的可能。
－－轉自《中國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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