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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5日訊】 1949年，面對政治、社會的蒼黃巨變，幾乎每個知識份子都要做一種“何去何從”、非此即彼的選擇。名作家沈從文當然深知這種變化的時代意義，更明白這一巨變對他個人意味著什麽，於是毅然擱筆，在年近半百之際突然徹底改行，轉而從事遠離“意識形態”的文物研究。
沈先生對文物雖向有興趣，但對真正的文物研究，卻可說是一無所知。然而此後的幾十年，他一直潛心悉心，從頭學起，孜孜不倦，無論條件多麽艱苦甚至惡劣，都多少年如一日地埋首斑斑駁駁的文物之中，最終取得令人驚歎的累累碩果，成爲文物研究的專家。從感情奔放激越的文學巨匠到冷靜理智的文物研究大家，人生轉折的跨度如此之大，他似乎心甘情願，似乎幾十年“心如止水”，過去的一切似乎全都淡忘，否則，何以能在冷清寂寞的文物研究中取得那樣豐厚的成就？然而，他在1961年所寫的一篇尚未完成、當時也未準備發表的草稿卻表明，他對自己後半生的轉變其實是“心有不甘”，深歎這是“把生命浪費了”。這篇尚未完稿、文字也未經雕?僋晹釣岏W的文章實際是沈從文痛苦的內心獨白，使我們得以一窺沈先生那看似平淡、實卻充滿悲情的內心世界。
說來更令人感歎，這篇名爲“抽象的抒情”（文收外文出版社《花花朵朵 罎罎罐罐：沈從文文物與藝術研究文集》，1994版第21－27頁）的文稿，是在被查抄數年後退還的材料中發現的，有些字句的下面還有專案人員用紅筆劃的道道，表示這些字句的問題更爲嚴重。
面對新時代，沈從文先生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新時代對藝術從內容、形式到手法都有全新的要求，結果必然是“藝術中千百年來的以個體爲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種創造熱情，某種創造基本動力，某種不大現實的狂妄理想（唯我爲主的藝術家情感）被摧毀了。”而且，“作品已無所謂真正偉大與否。適時即偉大。偉大意義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已有了根本改變。”對在舊時代已經“成熟”的藝術家來說，要他在政治行爲、生活和工作中迅速轉變並非難事，但這種轉變“在寫作上，他有困難處。因此不外兩種情形，他不寫，他胡寫。”沈先生無疑不願“胡寫”，只能選擇“不寫”。當然，他並不否認這種文藝觀念轉變的意義：“儘管還有許多人不大理解，難於適應，但是它的發展還無疑得承認是必然的，正常的。”不過他的筆鋒一轉，認爲“問題不在這裏”，在於對“如何創造作品”的簡單化，“以爲只是個‘思想改造’問題，也必然落空。即補充說出思想改造是個複雜長期的工作，還是簡化了這個問題。不改造吧，鬥爭，還是會落空。因爲許多有用力量反而從這個鬥爭中全浪費了。”在這幾十年間，“改造”“鬥爭”一直不斷，結果呢，茅盾、曹禺、老舍、巴金……這些當年的文壇巨匠，在政治、生活和行政工作中確已基本轉變，在文學上也力圖寫出符合新時代的作品，然而雖經十分努力，他們究竟寫出了幾篇超過自己當年的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改造”、“鬥爭”確實已經“落空”。人的力量，或者說生命的力量，不僅沒有得到發揮，反而受到重壓，白白浪費。沈氏頗爲痛心地寫道：“正如同一個現代科學家懂得稀有元素一樣，明白它蘊蓄的力量，用不同方法，解放出那個力量，力量即出來爲人類社會生活服務。不懂它，只希望元素自己解放或改造，或者責備他是‘頑石不靈’，都只能形成一種結果：消耗、浪費、脫節。有些‘鬥爭’是由此而來的。結果只是加強消耗和浪費。”
之所以如此，就在於生命、生命的意義不被理解，不被重視；強調共性，否定個性。“必須明白機器不同性能，才能發揮機器性能。必須更深刻一些明白生命，才可望更有效的使用生命。”文學創作有“一般性”，但“也有它的特殊性，不適宜用同一方法，更不是‘揠苗助長’方法所能完成。”否定個性，就是否定生命，因爲人不是機器（何況機器還有“不同性能”）。他雖然“自覺”遠離文壇已有多年，但對文壇發生的一切卻是清楚的；或更準確些說，正是由於他在十餘年就已料到這一切，所以才決心遠離文壇。文學標準完全爲政治標準所取代，文學已經完全成爲政治的工具或簡單的“傳聲筒”，對此，他當然不滿，更加擔擾。文學的困境在於受到“過度嚴肅的要求，有時甚至於在字裏行間要求一個政治家也作不到的謹慎嚴肅……唯獨在文學作品中卻過分加重他的社會影響、教育責任，而忽略他的娛樂效果（特別是對於一個小說作家的這種要求）。過分加重他的道德觀念責任，而忽略産生創造一個文學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動力。因之每一個作者寫他的作品時，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時還是某種少數特權人物或多數人‘能懂愛聽’的阿諛效果。他樂意這麽做。他完了。他不樂意，也完了。”（“某種少數特權人物或多數人”幾個字下被專案人員劃了紅線）。雖然“樂意”，卻無法寫出“有獨創性獨創藝術風格的作品”來，最終還是“把生命消失於一般化”；如果“不樂意”，乾脆就無法寫任何東西，更是“消失了”……走筆至此，沈先生對自己的人生道路、當下處境，不能不更有一番感慨：“這也是有些人在另外一種工作上，表現得還不太壞，然而在他真正希望終身從事的業務上，他把生命浪費了。真可謂‘辜負明時盛世’。然而他無可奈何。不怪外在環境，只怪自己，因爲內外種種制約，他只有完事。他掙扎，卻無濟於事。他著急，除了自己無可奈何，不會影響任何一方面。他的存在太渺小了，一切必服從於一個大的存在，發展。”雖然他已“全心全意”從事文物研究，但心靈深處真正熱愛的依然是文學，那才是“他真正希望終身從事的業務”。對他來說，文物研究只是在盡自己應盡的責任。當他剛轉行時，常到展廳而不是在辦公室學習，結果受到“不安心工作，終日飄飄蕩蕩”的批評，而在取得一些成績後，又受到“白專”的批評。在“文革”中所寫“我爲什麽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文收上書第28－38頁）的檢查稿中，他不無辯解地說：“總以爲我學習是從個人興趣出發，一點不明白恰恰不是個人興趣。”現在看來，這不僅僅是他的自我辯解（“從個人興趣出發”當時是知識份子的主要“罪狀”之一），更是他的由衷之言。
在“抽象的抒情”中，他頗有些自嘲地寫道：“他明白個人的渺小，還比較對頭。”“如還妄想以爲能用文字創造經典”是“妄自尊大”，因爲“時代已不同。他又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這個人類歷史變動最大的時代，而又恰恰生在這一個點上，是個需要信仰單純，行爲一致的時代。”對於這種時代的特徵，他一針見血地寫道：“在某一時歷史情況下，有個奇特現象：有權力的十分畏懼‘不同於己’的思想。因爲這種種不同於己的思想，都能影響到他的權力的繼續佔有，或用來得到權力的另一思想發展。有思想的卻必須服從於一定權力之下，或妥協於權力，或甚至於放棄思想，才可望存在。如把一切本來屬於情感，可用種種不同方式吸收轉化的方法去盡，一例都歸納到政治意識上去，結果必然問題就相當麻煩，因爲必不可免將人簡化成爲敵與友。有時候甚至於會發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敵。這和社會事實是不符合的。人與人的關係簡單化了，必然會形成一種不健康的隔閡，猜忌，消耗。”沈先生雖不是理論家，卻以文學家的敏感觸及到當時“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時代本質特徵和癥結所在。正是這種把人簡單、嚴格地分爲“敵”“我”，一切都歸結爲“政治”的主導思想，導致了強求一律、萬馬齊喑的局面。他認爲，對人“只要求爲國家總的方向服務，不勉強要求爲形式上的或名詞上的一律。讓生命從各個方面充分吸收世界文化成就的營養，也能從新的創造上豐富世界文化成就的內容。讓一切創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發展和應用。”生命、創造、創造力，是沈先生一貫推崇、珍視的。生命一旦被壓抑，創造力就被摧毀；如果沒有創造，生命便如枯萎的花朵，失去了本來意義。他理想的社會是“讓人不再用個人權力或集體權力壓迫其他不同情感觀念反映方法。這是必然的。”（這句話下被專案人員劃了紅線）他堅信，“社會發展到到一定進步時，會有這種情形産生的。但是目前可不是時候。”何時才能如此？他回答道：“大致是政權完全穩定，社會生産又發展到多數人都覺得知識重於權力，追求知識比權力更迫切專注，支配整個國家，也是征服自然的知識，不再是支配人的權力時。”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支配人的權力”。所以他希望掌權者“如把知識份子見於文字、形於語言的一部分表現，當作一種‘抒情’看待，問題就簡單多了。因爲其實本質不過是一種抒情。特別是對生産對鬥爭知識並不多的知識份子，說什麽寫什麽差不多都像是即景抒情，如爲人既少權勢野心，又少榮譽野心的‘書呆子’式知識份子，這種抒情氣氛，從生理學或心理學說來，也是一種自我調整，和夢囈差不多少，對外實起不了什麽作用的。”這本身，其實就是“書呆子”氣十足的書生之論。當時的掌權者認爲“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文學藝術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和工具，不是無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二者必居其一，意識形態方面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未解決、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要佔領，一定要“加強思想革命化”，在上層建築領域實行全面專政……二者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裏計”！
當然，沈從文先生明白在時代、社會面前個人的渺小與一己的無奈，自己所寫這些至多只能是私人“抽象的抒情”。然而由此我們終才明白，沈先生雖然在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欽佩不已的豐碩成果，但內心深處卻一直隱隱作痛，因爲從他對生命本質的體認來看，無論自己在其他方面取得了多麽輝煌的成就，“在他真正希望終身從事的業務上，他把生命浪費了……”
──原載《問題與主義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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