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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2日訊】據《瞭望》周刊報道今年4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顧中方和日本國內很多人反對，強行宣布自4月23日起至11月8日止的200天內對我國向日本出口的大蔥、鮮蘑菇、藺草席這三种農產品對日出口的超過限額(即1997～1999年3年期間年均對日出口量)部分分別征收256%、266%、106%的關稅。作為應對措施，6月22日中國對原產于日本的汽車、手持和車載無線電話机、空調開始加征稅率為100%的特別關稅。目前，中日雙方正在就兩國貿易爭端進行談判，与此同時，中日雙方人士對日本挑起這場貿易爭端發表了很多意見，特別是在日本國內，也存在著不同意見的爭論。
中國對日出口的新形勢
從1972年中日复交以來，兩國貿易不斷擴大。特別是在1993～1995這3年，兩國貿易額平均一年上一個“百億美元”台階，在1996年超過了600億美元，形成了貿易与直接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1998年由于日本經濟衰退和亞洲金融危机的影響等原因，中日貿易額首次出現負增長，但在1999年又恢复到600億美元以上的水平，2000年達到857億美元(日方統計)，比上年增長30%，在一年間竟又上了一個“兩百億美元”台階。目前，中日貿易額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例達18%，日本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日中貿易額占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比例達10%，僅次于對美貿易(占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25%)，中國成為日本第二大貿易伙伴。中日貿易的迅速增長充分顯示出中日經濟互補性之強。
中日貿易的迅速增長包括了中國對日出口的迅速增長和日本對華出口的迅速增長這樣兩個組成部分。然而，當日本對華出口的迅速增長并未引起中方反應的時候，中國對日出口的迅速增長卻在日本國內引起了很大的反應。這次日本挑起貿易爭端正是在中國對日出口迅速增長的背景下發生的，因此，有必要觀察一下近年來中國對日出口增長的情況。
2000年中國(不包括香港、台灣)對日出口貿易額近6万億日元(按1美元兌120日元換算，約相當于500億美元)，比1999年增長22%，占2000年日本進口總額的15%，僅次于美國(占19%)。
中國對日的出口貨物中，按金額計算占比重最大的是紡織品，約占中國對日出口總額的30%；其次是机械制品，占26%；食品占11%，在食品當中，魚介類和蔬菜占了很大比重。中國离日本近，勞動力便宜，國土廣大，中國成為向日本提供廉价農產品的最重要國家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國對日出口的商品不僅在數量上迅速增長(特別是有些商品的數量增長特別快)，而且對日出口的商品品种大大增加，商品的質量也有明顯提高，日本的消費者對“中國貨”的“抵触感”(比如因為嫌進口商品質量差而不愿買進口品)大大下降。而中國出口商品質量提高的原因除去中國生產者的努力之外，日本等國的外資企業向中國轉移生產据點和生產技術，特別是日本的貿易公司實施所謂“開發進口”，通過向中國提供技術指導和生產設備，幫助中國生產者生產出符合日本消費者要求的產品對日出口，也是導致中國農產品及其他產品質量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日本，中國廉价商品的大量進口，引起了廣大消費者和生產者的不同反應。例如日本經團連副會長鈴木忠雄說：“日本身邊有比日本大十几倍的國家，那里很多人的工資僅相當于日本人工資的几十分之一，在那里生產的廉价商品大量進口到日本，是導致物价下降和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物价下降受到消費者的歡迎，但對生產企業來說是很大的懸念。”
是重視照顧生產者還是重視照顧消費者
二戰后日本政府經濟政策的總傾向就是照顧生產者偏多，照顧消費者偏少，對此，日本國內輿論和專家學者早就展開了有力的批評，認為現在已到了必須從“生產者重視型”政策向“消費者重視型”政策轉換的關頭了。然而，這次日本限制中國農產品進口，又一次表明日本政府仍未能改變其輕視消費者利益的政策傾向。 很明顯，從中國進口价格比較低廉的農產品及其他產品，對日本的廣大消費者當然是有好處的。多年來日本經濟十分蕭條，人們的收入得不到提高，虧得物价有些下降，才使人們的實際生活水平得以維持，而且也對解決日本經濟長期存在的問題-“內外价格差”(即日本國內的物价水平高于其他國家)大有幫助。加之中國生產的農產品采取有机栽培方法，也符合日本消費者追求健康食品的需求。然而，中國廉价農產品的進口對日本的農產品生產者卻造成了沖擊，這是因為日本的農業面臨人口減少，老齡化嚴重，勞動力難以為繼，生產成本居高不下等問題，致使其農產品的价格競爭力很弱，因此，廉价農產品的涌入導致許多農戶經營陷入困境，甚至引起了一定的惊慌，導致農家及其他行業強烈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提高關稅的緊急進口限制，而代表這些行業的利益的政治家更是竭力向政府施加壓力。
另一方面，日本的貿易公司實行的“開發進口”，委托中國的農家生產面向日本出口的農作物等產品，也是得到日本政府的鼓勵的，這种方式不僅利用了中國的低成本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等)，而且具有流通環節少、效率高等优點；而日本國內的農產品流通卻存在中間環節多、效率不高等問題，顯然不能与開發進口商相匹敵。在“開發進口”方面更典型的是服裝行業，近年來一种价格低廉的時裝–“尤尼庫羅”在日本受到消費者的極大歡迎，十分風行，這种服裝也是日本商社在中國的工厂生產的，隨著中國紡織業的技術水平的提高，中國生產的服裝質量已經同在日本生產的產品沒有什么區別。
因此，這場貿易爭執不僅是中日兩國之間的爭執，也是日本國內不同企業之間的爭執(比如要求政府限制進口的毛巾行業中，就發生了在日本國內生產毛巾的企業同那些把生產据點轉移到中國生產的毛巾企業之間的對立)。正如日本有的學者所說:“日本一些流通企業大搞開發進口，即使壓低物价仍能賺錢，迫使其他企業為了競爭也不得不壓低价格。”“蔬菜、毛巾、領帶問題可能促使人們重新審視日本企業所搞的‘開發進口’的作法。”
在農業及其他行業生產者的壓力之下，最后，具有根深蒂固的“重視生產者”傳統的決策者仍然作出了与其得罪生產者不如得罪消費者的決定，因為生產者比較集中，他們与貿易問題的利害關系顯然要比廣大、分散的消費者同貿易問題的利害關系大得多，因而反應也強烈得多。与此同時，日本政府還判斷廉价進口品是導致整個物价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對當前處于“通貨緊縮”(其定義是“持續的物价下降”)狀態、萎靡不振的日本經濟來說，物价下降對宏觀經濟的負面影響被認為大于其正面影響。
是國家利益优先還是政党、政治家的私利优先
日本政府如此偏向一部分生產者，是不是表明他們是真的在替生產者說話、真的關心生產者的利益呢？其實非也。
日本是個“貿易立國”的國家，迄今正是日本自詡為“自由貿易的旗手”，一直要求各國不要濫用限制進口、反傾銷等保護措施，然而這次又恰恰是日本自身動用了限制進口的手段，發動了一場貿易保護戰，這場保護戰實際上是為了保護一小部分特定生產者的利益而不惜犧牲更多生產者的利益、特別是犧牲在整個日本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出口產業的利益，從而損害以貿易“立國”的日本的整體利益。
經歷過長期的、時起時伏的日美貿易戰、對貿易摩擦頗有“經驗”的日本，應該知道它挑起這場貿易爭端必然會引起中方的反應，有的日本專家在日本宣布對中國農產品實施進口限制之后，立即就預料到中國可能會首選汽車等產品采取報复措施，然而，盡管明知中國會有所反應，日本還是把這場貿易戰挑起來了。
既然預料到中方會作出反應，既然明知挑動貿易爭端可能對整個國家不利，為什么還要搞貿易保護主義呢？這是因為對于政治家來說，還有比國家利益更重要的東西，這就是政党、政治家的私利。
正如有的日本學者在談到中日間“蔬菜摩擦”、“毛巾摩擦”時所說：“應該看到這背后有政治因素,就是面對7月份的參議院選舉，政治家想通過保護產業的主張來收買相關產業的人心，一些媒體也在推波助瀾。其實這种保護對相應產業的發展不過是一种‘麻藥’，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能保護得了的。”這位學者甚至要求中國“理解日本國內的這种政治因素，采取比較靈活的策略，在選舉前适當作些讓步，選舉后問題就可能相對平靜。”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說：“日本政府這次是再次屈服于日本的小農場主，以及執政的自民党的那些有影響的支持者提出的保護主義要求。這是因為在參議院于7月即將進行選舉的困難時刻，自民党政府特別需要這部分選民忠實于它。”
在對華關系上出現的一些不正常的情緒也在誘導日本政府作出錯誤的決定。有的日本學者說：“日本的右傾化導致中日政治摩擦不斷，兩國的部分國民之間甚至產生了‘感情摩擦’，其原因之一固然是歷史問題，但歷史問題早已存在，為什么到現在發生了感情摩擦？主要是因為日本自己‘失去了十年’，前景黯淡，國內政治、社會不安，而与之對照，中國大陸卻在崛起，為此引起一种對中國的害怕心理，情緒性的因素在上升。有的政治家故意通過右傾化的表演來爭取選票，這既有政治家本身的問題，也有日本社會問題、國民的問題。”
其實，對大蔥等農產品，日本政府給些補助金也可使問題得到緩解，這在財政上并不難，然而日本政府卻宁可把矛頭對外，“宁硬勿軟”，以對華強硬姿態來迎合一部分國民的情緒化心理。
是大力推進改革還是繼續保護落后
正如日本在追赶歐美的過程中，經歷過同歐美各國、特別是同美國的貿易摩擦一樣(而且這种摩擦至今也并非沒有再次激化的可能)，亞洲各國、特別是中國在追赶日本的過程中，由于中國生產水平提高和日本的一部分產業從“比較优勢產業”向“比較劣勢產業”轉化，在中日之間出現貿易摩擦也是難免的，是很自然的，這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歷史的重复”，只不過日本取代了當年美國的位置，而中國取代了當年日本的位置；當年美歐各國一些人視日本的出口商品如同“洪水猛獸”，而今日本一些人則視中國的出口商品如同“洪水猛獸”。
可見，這种表現為“國与國之間的矛盾”的貿易摩擦，實質上是在各國經濟一浪接一浪的增長過程中出現的、跨越國界的“產業与產業之間的摩擦”，即比較优勢產業与比較劣勢產業之間的摩擦。按照自由貿易的理論，一個國家必須适應其經濟和產業的不斷發展，相應地調整其經濟和產業結构，促使生產要素從已經淪為“比較劣勢產業”的那些產業部門向新的比較优勢產業轉移，然而，這种調整和轉移不會很順利，必然使一部分劣勢企業乃至行業被淘汰，一部分行業的就業人員失去就業机會，這部分利益受到損害的群體必然會找到他們的政治代表并發出要求保護的聲音。
然而，如果搞保護主義，日本經濟是無法搞活的。例如，長期以來日本政府對農業采取了各种保護措施，并未能解決農業生產成本居高不下、缺乏价格競爭力的問題，這說明通過限制進口產品向衰退的產業進行保護，絕非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只有通過厲行經濟結构改革，促使勞動和資本從勞動生產率低的產業部門轉移到勞動生產率高、附加价值高的產業部門,努力培育有發展前途的高新技術產業(包括具有規模和技術优勢的農業),加強受到廉价進口品“威脅”的那些行業的競爭力，這才是日本經濟的根本出路。
對廉价進口品實施限制，還會導致購買日本產品的世界各國的反對(這顯然不是對中國一國的問題)，從而直接威脅到日本現有的比較优勢產業的出口。這意味著對落后產業實施保護，不能不付出強迫优勢產業作出犧牲的代价，其結果就是阻礙日本產業結构的改革和升級。總之，是保護落后，還是堅持改革；是停步不前，還是向產業結构高級化邁進，日本政府必須對這個“何去何從”問題作出明确而及時的回答。
是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還是反其道行之
日本搞進口限制，挑起貿易爭端，是對經濟全球化這個時代潮流“開倒車”。因為全球化經濟早已超越商品貿易而形成為包括直接投資、技術合作、開發進口、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在內的、十分廣泛的經濟交往的洪流，特別是跨國公司內部的“企業內貿易”正在形成為自由貿易、保護貿易(這是包括過去的日本在內的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為培育本國產業而采取的一种貿易方式)之外的“第三大貿易系統”，比如在2000年，全世界貿易(進出口)總額約12万億美元，占世界各國GNP總和的約40%，其中商品貿易占3／4，旅行、運輸、金融、專利等服務貿易占1／4，而在商品貿易中，跨國公司的“企業內貿易”約占20%。以日本為例，1998年日本制造業的海外子公司從日本采購中間產品的金額占日本出口總額的比例高達27%，日本制造業的海外子公司向日本的“出口”金額占日本進口總額的比例為14%。
顯然，在世界各國經濟日益相互滲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的背景下，如果簡單地說廉价進口品“是對日本企業的威脅”，那么，這個“廉价進口品”的生產者是誰？受到威脅的“日本企業”又是誰？實際上被認為是對日本的“威脅”的“廉价進口品”的生產者恰恰包括日本企業自身，正是日本的企業在“威脅”日本。
為了防止日本的企業“威脅”日本，一個辦法就是讓走出國門的日本企業“卷鋪蓋回家”，回到經濟全球化以前的時代去，實際上日本某些官員在某些問題上已經表現出這种傾向。例如今年5月底日本經濟產業省大臣平沼赳夫對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向中國湖北省的化纖工厂建設項目融資表示“遺憾”，說“在日本國內紡織業為了中國紡織品進口的迅速增加而苦惱之際，日本有的人居然還在幫助中國的紡織業，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本來考慮必須撤回這個項目，但既然已經同中國政府簽訂了合同，要撤回也難了”。經濟產業省大臣的這個主張同日本政府對中國農產品搞進口限制如出一轍，都是在經濟全球化潮流面前退縮的表現。
其實，日本同中國開展的各种合作項目，包括日本企業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都可能被理解為“幫助中國來同日本競爭”，然而，這种競爭其實也在幫助日本自己，而且事實必將證明，唯有通過參加這种全球性的市場競爭，大力吸取東亞等地區的經濟增長活力，日本經濟才能真正恢复其生机和活力。(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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