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發生時，燕子正在長沙結核病醫院住院，被隔離整整一年。沒能參與八九民運的她，一直在精神上為六四受害者守靈。她經常在大學裡和日本學生談「六四」，並在2005年與她的先生——日本哲學教授山田正行一起，提名天安門母親獲諾貝爾和平獎。在對中國人權問題「自律自規」的日本，燕子譯介中國繫獄作家的作品，撰文呼籲日本人不要隔岸觀火，因為沉默就是共謀。近年來，燕子夫婦還旅行各國，走訪因「六四」漂泊異鄉不能歸國的流亡者。
在昔日的朋友眼裡，柔弱的燕子現在已經變得不可理喻，她居然成了「一個赤膊上陣的革命者」，和唯色、廖亦武這類「猛男猛女」混在一起。現實的幻滅，使多少當年曾如雄鷹般展翅的熱血青年，而後像碎了殼的蝸牛爬回地面。他們不再去探求道路，而一味貪吃經濟繁榮的果子。退出抗爭的人，往往要為自己尋找理由，要否認與一個壓迫人的制度抗爭的必要性。
中國國安部注意到了這位經常涉及敏感問題的日籍華人，燕子和她的日本夫君因此成了被邀喝茶的對象，受到中國當局的嚴肅「教育」。但燕子知道做人的底線和尊嚴在哪裡。真正的勇士不一定是喜歡冒險的人，他們只是面臨威脅不退縮而已。
在燕子的童年記憶裡，存有一些類似黑白照片的歷史鏡頭。 1965年的四清運動，她那在北京林業部設計院工作的爺爺，被誣告為「逃亡地主」，押解到老家批鬥而死。爺爺被批鬥時，始終昂著頭不服。當燕子長大和父親一起回老家，探望爺爺的衣冠塚，因為突發的洪水過不了河，白髮蒼蒼的父親哭倒在一堆爛泥裡。
這些令人心碎的黑白畫面，與當今燈紅酒綠的「和諧」社會格格不入。這些鏡頭彷彿早已被人遺忘，但卻在不知不覺之中，潛藏在個人和集體的深層記憶裡，使人們得以認識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處。由此我們知道了，為什麼燕子會獨獨鍾情於那些書寫苦難的文學。她的祖父把中國傳統的士人氣節遺傳給了她，她因此有了悲憫的眼光去看人間的文學，不能忍受人類欺壓人類的事情。
「如果不仰望神，我們靠什麼苟活於世？」這是燕子和我討論的問題。燕子的信仰受她的夫君山田的影響。山田是一位富有博愛精神的虔誠的基督徒，被我們視為「日本的良心」。多年前，山田在日本創建了奧斯威辛和平博物館，使日本人通過奧斯威辛的悲慘，思考日本的侵略戰爭及戰爭責任。在日本主流社會患「集體健忘症」的時候，他是極少數頑強的抵抗者和行動者之一。
2009年9月，燕子終於在教會蒙召。雖然我是不肯進入任何宗教的人，但我欣賞燕子信仰的純正，欣賞她對人的摯愛與寬容之心。近年來，海內外不少華人基督徒高談以基督教拯救中國，但他們卻迴避現實的黑暗和苦難，主張順服強權。低調、謙卑而又堅毅的燕子，以她所做的一切，告訴我這類不信神的人，什麼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人文精神。
－－轉載自香港《開放》雜誌2010年十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