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03日訊】文革初期1966年紅八月，在北京郊區大興縣發生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
當時，各公社領導連夜召開緊急會議，說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要殺死地富及其親屬。
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地富及其親屬共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
這場大血案在嚴家祺與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裡有記載，遇羅文（遇羅克之弟）也寫過專題調查。
還有一位張連和也寫過一篇回憶文章，題目是「五進馬村勸停殺」。
張連和當時在中共大興縣委農村工作部任幹事，文革初期被選為文革組長。
張連和回憶道：「『8.31』事件的當天夜裡，我被縣委書記王根亢叫醒，說東方紅公社（現為北臧村鄉）馬村大隊正殺害『地、富、反、壞』及其家屬，馬上組織人前往宣傳《十六條》，制止殺人。
我聞風而動，叫醒文革成員、縣委組織部幹事張紹千、縣委辦公室王海泉、共青團曹雪芳以及縣委監委張瑞昆、派出所長梁通、縣武裝部劉克一等10多人陪同王書記驅車前往。
從8月31日夜至9月3日上午，我們五進五出馬村，除已被殺死的34人外，冒著生命危險，奪回108個男女老幼的生命。」
事後，張連和寫了一首「七絕：馬村停殺無辜」：
五進馬村勸停殺，
三十四眾去無家。
留存一百單八將，
陰轉多晴把黨誇。
讀張連和的回憶文章，我們發現有幾個地方很奇怪。
首先，這場大屠殺不是偷偷摸摸進行的，而是大張旗鼓進行的。
政府不是被封鎖消息，不知情，而是很快就掌握了情況。
但奇怪的是，政府並沒有及時採取措施，而是聽任事態發展。
屠殺是從8月27日開始的，可是政府直到31日才趕赴現場制止。也就是說，政府聽任屠殺進行了整整四天之久。
另外，政府的制止方式也非常奇怪，出動了大批幹部，包括縣委書記、以及縣委辦公室、監委、共青團、武裝部、派出所等幹部，甚至連北京市委書記馬力、市公安局長劉堅夫、市衛戍區張益三等都親赴現場。
奇怪的是，去了這麼多幹部，卻沒有帶什麼軍警。
按照張連和的記敘，當他們一些縣委幹部來到馬村村口時，竟被馬村的民兵阻擋，在費了一番唇舌後才得以進村。
到了作案現場，兇手都在那裡，人證物證俱在，政府卻並不下令逮捕凶徒，而只是對其口頭勸說。
對方居然還不買帳，還和他們爭辯，以至於他們去了一趟又一趟，一共去了五趟，對方才勉勉強強地答應下來。
按說，政府既然是政府，那就應該當場抓人，如果對方敢拒捕，那就該當場開槍制服；可是政府卻只是一味勸說，和凶徒們不斷地談判，只求對方放下屠刀。這哪像是政府所為呢？
政府之所以叫政府，就因為政府擁有強制力。
政府可以運用它壟斷的暴力工具，強行貫徹它的意志，制止非法暴行。
可是在這裡，政府卻是把它的強制力棄而不用，寧可像個手無寸鐵的牧師那樣，苦口婆心，喋喋不休。這不是太奇怪了嗎？
其實，說怪不怪。
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打死了該校校長卞仲耘。
此後一連幾天，又發生了多起紅衛兵打人打死人的情況。
這事反映到公安部，公安部長謝富治說：公安機關不要出面制止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我們過去的許多規定都不適用了」；「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打死人怎麼辦？謝富治說：「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
謝富治還特地警告說：「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
根據嚴家祺、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的記載：8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就開始了對黑五類的大屠殺，直到9月1日才結束。
原來如此！原來大興縣的屠殺並不是公社幹部和貧下中農的自發行為，而是來自中共中央的暗示、慫恿、鼓勵，以及縱容和放任。
意識到這一點，當你再去讀張連和的詩句「陰轉多晴把黨誇」，你不能不感到格外的悲哀。
是啊，這些地富及其親屬明明是被共產黨殺害的，可是到頭來卻還要感謝共產黨，還要「把黨誇」。
不過話又說回來，在當時，這些可憐的黑五類們只有引頸就戮，要不是張連和等幹部前來搭救，他們就死於非命了。
在那樣的時候，那樣的處境下，他們對黨感激涕零實在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們應該看清楚，在這場大屠殺中，罪魁禍首還不是公社幹部貧下中農，而是共產黨，是中共中央，是政府。
正如文革史學者宋永毅指出的那樣，象大興縣血案一類暴行，實際上是「國家機器行為」；包括組織殺人行動的公社幹部和動手殺人的民兵，都是國家機器的延伸。
我想補充說明的是，雖然大興縣血案看上去不是政府直接出面而是群眾直接動手，但這正是政府在借刀殺人。
是政府故意地讓一些人不受法律的約束，讓另一些人不受法律的保護。
這就導致一些民眾打殺另一些民眾的暴力事件。
在這些事件中，由於政府自己並沒有出面，這就使得很多人把暴行都歸咎於動手的民眾，再加上到後來，政府還對一些行兇者實行了某種懲處，因此有很多人還會把政府當成好人。
其實政府是在借刀殺人，政府，或者準確地說，最高當局才是罪惡的元兇。
我們知道，人們建立政府，就是為了防止人們彼此傷害。
一旦政府故意地、有選擇性地放棄其基本職責，那就必然導致大量的暴行。
文革中各種形式的武鬥是這麼造成的，今天的暴力拆遷中發生的大量暴行也是這麼造成的。
從表面上看，在暴力拆遷中，直接動手行兇的是開發商雇來的打手，其實政府才是罪惡的元兇。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原載《北京之春》2010年1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