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2月21日訊】同民國政府對知識份子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尊重和寬容相比，實行極權統治的中共是根本容不得知識份子的異議和批評之聲的，因此在1949年後發起了一場又一場的運動，目的就是將知識份子的脊樑打彎、打斷。在中共的持續打壓下，許多知識份子或被殺、被關，或選擇了自殺，或逃離了大陸，或保持沉默，或與政府同流合污，保有傳統「士」的氣節的、敢言的知識份子在當今中國是越來越少。
事實上，早在1942年的延安整風時期，知識份子就領教了中共整人的本事。在中共的「號召」下，一些知識份子寫文章對中共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批評。比如畢業於北大的年輕作家王實味在發表的《野百合花》中，就批評了延安的等級制度以及其它一些醜陋現象，王實味也因此被毛澤東定性為「托派份子」，後又帶上了「反革命托派奸細份子」的帽子。1947年7月1日夜，他被秘密殺害後，屍體被剁成碎片，置於一口枯井中掩埋。他的妻子三十年後才獲知了他的死訊。
而類似王實味遭遇的知識份子究竟有多少，因為資料的有限，已無從考證了，但延安整風運動的恐怖卻非言語所能描述。中共前領導人、逃亡蘇聯的王明在其《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習」。
1949年中共建政後，經濟上出現了嚴重困難，為了確立各方面的專制統治，聚斂財產，中共發動了一系列殘酷的運動：在農村消滅地主、在城市消滅資產階級、在城市和農村鎮壓反革命和宗教運動，而對知識份子則實行了「思想改造運動」。
在中共看來，許多民國時期的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從西方回來的，身上不僅具有儒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更有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而這些當然是專制的中共所不能接受的。毛澤東曾說過這樣的話：「讀書越多越糊塗」，「知識越多越反動」；「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
從1951年9月下旬開始，中共強迫大中小學教師、職員和專科以上的學生交待自己的歷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份子。而採用的正是延安時期中共整風中的手段，如疲勞戰術、會議儀式和群體壓力等。
一些知識份子選擇了自殺，但還是有為數不少的知識份子或被迫或主動接受了改造，寫出了深刻的反省文章的，比如哲學家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建築學家梁思成的《我為誰服務了二十餘年》、思想家梁漱溟的《兩年來我有了哪些改變？》、西洋文學家吳宓的《改造思想，站穩腳跟，勉為人民教師》，等等。然而，也有少數的知識份子如陳寅恪則繼續秉持「思想不自由，勿寧死」的精神，堅持學術自由，在中共高官邀請其去北京赴任時，甚至提出了「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的條件。自然中共是不會答應的，而陳寅恪在文革中亦遭到了殘酷迫害。
通過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共初步加強了對知識份子思想上的控制，許多知識份子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效忠的對象是中共和毛澤東，但對中共的害怕心理也由此產生。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這一改造運動暫時停止。
朝鮮戰爭結束後，毛在政治經濟領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後，又將目光轉向了知識份子，因為他不允許任何批判黨的聲音存在。這次運動由批判俞平伯、胡適開始，並轉向著名的非黨員文藝評論家胡風。
1954年，中共開始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而批俞平伯不過是將其做個引子，對知識份子再來一次思想教育運動，並肅清民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業已去了台灣的胡適的影響。據說在批判「反動文人代表」胡適後，共出版了8本約300萬字的書籍。想必胡適聞說，必歎可笑至極。
在批判完胡適之後，中共將目標轉向了政治上擁護黨、但卻主張自由創作原則的胡風。胡風的自由思想顯然違背毛和中共的意願，因為毛早在延安時就強調作家、藝術家應該是宣傳政策的工具。1955年1月，全國掀起了「批判胡風思想」的運動，胡風隨後被定為反革命，並於同年5月18日被捕。同時被波及的有2100多人，其中92人被逮捕，被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骨幹23人。胡風入獄十年後被正式判刑14年，文革時則重判為無期徒刑。
毛殺一儆百成功。從此知識份子更加沉默，但知識份子對中共的不滿情緒也在暗中加深。
1956年10月，匈牙利的一些知識份子組織了俱樂部，要求改變共產黨的領導，並要求脫離蘇聯的領導，要求匈牙利領導人改正以前的錯誤，同時上街抗議遊行。蘇聯派兵鎮壓，造成了2萬多人死亡的慘劇。而此時在中國國內，由於毛對政治、文化的高壓和快速實行經濟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出現了大量問題，引發了人民的不滿，特別是知識份子的不滿。毛擔心在中國也會發生匈牙利事件，因此決心消滅不滿情緒，特別是來自知識份子的不滿。
1957年，毛和中共發動了「反右」運動，將那些在中共的誘騙下給中共提意見、說真話的知識份子徹底打倒，「右派份子」成了反動派、偽君子、大壞蛋的代名詞，成了億萬「工農兵」批判的對象。在1958年5月運動結束時，有400多萬人被打成了「右派」，很多人被下放到農村接受勞動教育，這些的子女都不可以上大學、參軍，他們也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等。而這些人在文革中則再一次受到了衝擊。有學者考證，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的至少有4117人。
「反右」運動使知識份子和其他中國人意識到：違抗中共的意志，下場會很可怕。毛和中共終於確立了恐怖的極權政治。一部份知識份子成為中共「御用知識份子」（奴才），另一部份人對政治感到非常害怕，不再像中國傳統知識份子那樣關心政治。
其後，毛發動了「大躍進」，造成了餓死至少4000萬人的惡果。一些知識份子雖然知道「大躍進」是自欺欺人，但因為害怕中共，沒有人敢說真話，而大多敢說真話的早已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在反右中被打倒。
1966年，毛為了手中權力，發動了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文革最初的「破四舊」運動，不僅毀壞了大量文物，而且導致大量知識份子死亡，一些被打死，一些自殺。官方資料顯示，1966年8、9月間的40天裡，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而文革最初發生的知識份子自殺現象，達到了1949年以來的最高峰。看看這一長串自殺的知識份子的名單，就知道有多少文化精英被中共葬送：傅雷、老舍、鄧拓、范長江、聞捷夫婦、小白玉霜、顧聖嬰、熊十力、楊朔、舒秀文、上海音樂學院一級教授5位……
在經歷了反右和十年文革後，真正有良知和骨氣的知識份子大多被迫害致死，剩餘的知識份子的脊樑再也無法挺直：或選擇沉默，或選擇附和中共，人們分辨真偽的健康思維能力也被摧毀，而從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知識份子基本在學術上是無成就可言。
1977年鄧小平復出，在時任中央黨校胡耀邦的積極努力和鄧的默許下，全國「右派」被平反，但是五名中央級右派不給予平反（這依舊表明，對黨根本上的任何批評是不行的）。這一舉措獲得了知識份子的擁護，並願意相信中共會變好。
然而，七十年代末對「西單民主牆」的鎮壓，八十年代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直至血腥鎮壓學生運動，都證明中共本質上並沒有任何的改變：對於任何危及到其政權的異議之聲，都要徹底鎮壓。
「六四」學生運動後，中共除了在黨內進行清洗外，還開始了對學生的批判，並且否認發生流血和死亡的事實。所有參加遊行的學生、老師和其他民眾要進行深刻的學習和檢討。當年畢業生大部份不許留在城市，全國各高校新生從入校開始就要參加軍訓……同時，中共在全國展開了對所有學運領袖的搜捕。
面對中共的高壓政策，只有少數知識份子拒絕與當局合作，不附和或承認任何宣稱鎮壓合理的話語；但絕大多數知識份子或出於策略考慮或出於生活現實考慮，在形式上接受了中共的謊言。很多知識份子再次意識到了中共治下是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的，因此轉而埋頭學問。
九十年代中期後，中國經濟開始高速但卻是畸形的發展，一切「向錢看」成為社會新的導向。對於知識份子，中共當局則幾次漲薪，讓知識份子在獲得利益的同時保持沉默；同時鼓勵教育企業化，鼓勵知識份子追逐利益，這樣就沒有時間關心政治。
對於那些願意與中共合作的知識份子，中共則提供金錢的資助和上升的空間，因此御用知識份子不斷湧現，「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有希望」、「中國應當學習朝鮮」、「中國目前為甚麼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現在買房就是愛國」、「老上訪專業戶99%有精神問題」等雷人言論不絕於耳；對持不同政見但不是十分激烈的知識份子，中共則是有克制的寬容，甚至給點「小恩小惠」進行收買；而對於那些嚴厲批評中共的知識份子則是嚴厲打壓，比如對敢於說真話、挑戰中共權威、在暴力面前也不退縮的高智晟、胡佳、郭泉、力虹、陳光誠、郭飛雄、孫文廣等，則是使盡流氓的手段。
以前看到過一篇文章，說的是在極權社會中生長的知識份子，都必定要和政治產生關聯，因為統治者絕不允許任何人漠視正統政治及其意識形態，統治者會通過各種方式要你表態。而追求思想自由的知識份子如果想用另一種方式研究、思考，首先就要反抗政治。只是不知在中共的摧殘下，中國還有多少知識份子可以義無反顧地走在這條艱辛但又讓人欽佩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