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2月28日訊】眾所周知，如今的台灣使用的是延續了幾千年的正體字，而中國大陸則使用的是簡化後的簡體字。目前，不少語言學家已然認識到了當年漢字改革運動的錯誤，視漢字簡化為一種失敗的經驗。而且，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漢字簡化提高了文化教育的普及率。
漢字簡化的消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僅使漢字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意涵，也使多數中國人很難讀懂古代的書籍，進而割裂了與傳統文化的聯繫。比如，正體字「愛」是有「心」的，而簡體字的「愛」卻去掉了「心」，無「心」怎麼「愛」呢？
中國大陸的漢字簡化成功當然是拜中共所賜。事實上，毛和中共改造文字的思想由來已久，他們將漢字描述為橫亙在群眾和新文化之間的「長城」，聲稱漢字「助長了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侵略」。1936年延安時期，毛就曾告訴美國記者斯諾，中文字母化是不可避免的。1941年，在共產黨控制之下的華北地區，字母化的字體被賦予了合法的地位，合約和政府文檔可以使用拉丁字母。
1949年中共執掌政權後，毛和中共在實施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亦對文字加以改造。在毛的指令下，中國的語言學家們造出了兩千多份不同的中文字母系統提案。由於其缺乏實用性，毛和中共最終只認可了拉丁字母系統，也就是現在輔助識字的拼音，但因一些原因，拼音並沒有獲得法律地位。與此同時，毛決定採用簡體漢字，減少漢字原來的筆劃。
當時，一些古文字學家、語言學家雖然內心並不認同中共的這一舉措，但由於身處「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中，並且對中共仍心存幻想，所以並未直接表達自己的看法。比如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就深知漢字的深遠意義：漢字如果消亡，那麼整個中國數千年的文化歷史將被割裂，後代將很快不能閱讀古籍，遺忘自己的歷史。
但是在1957年毛發起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運動中，以為中共這次真的要納諫的陳夢家大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漢字……是一種不必廢除的民族形式。」「文字這東西，關係了我們萬萬千千的人民，關係了子孫百世，千萬要慎重從事。」
陳夢家坦言的結果就是被打成了史學界五個大右派之一，並被下放到農村改造。其後在文革初期再遭批判和百般羞辱，他因不堪忍受人格上的侮辱而選擇了自殺。不過，也有人說，他是被打死的，自殺是偽稱。
大概陳夢家至死都沒有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中共簡化漢字的目的正是為了割裂與傳統文化的聯繫。如果人們通過閱讀都去相信以儒、釋、道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又有多少人會接受中共宣揚的反天、反地的暴力鬥爭哲學思想呢？
在中共對文字進行簡化之際，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在1952年也開始了是否簡化漢字之爭。不過，這並非是國民黨首次就此問題進行辯論。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有語言文字學家建議簡化漢字。蔣介石於是找來教育部部長王世傑詢問漢字簡化的可行性。王世傑表示，對簡化漢字反對的人很多，但他個人認為，「有的漢字筆畫確實太多，書寫起來很不方便，應該作些簡化，但這個問題只能逐步進行」。蔣介石對此表示贊同，當即指示，逐步推行簡體字。
王世傑於是召開會議，佈置漢字簡化的有關事宜，並委託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這項工作。黎錦熙組織了一個專門班子，向教育部提出了簡化1000餘字的方案。王世傑認為簡化得太多，又指示黎錦熙重新挑選三、四百個迫切需要簡化的漢字報教育部審批。1935年8月，王世傑以教育部的名義，頒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並通知各印書館。
不料，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得知此事後，十分氣憤。他跑到蔣介石的辦公室大吵大鬧，說簡化漢字十分荒謬，破壞了中國文化，還說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討論這麼重要的事情，是有意迴避他。此後，他還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簡體字表》，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召開的任何會議，他一概不參加。果然，在隨後的3個月中，戴季陶拒不參加國民黨的會議，也很少過問公事。
鑒於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蔣介石只得下令暫不推行簡化漢字。1936年2月，戴又敦促蔣介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簡化字的命令。
1952年秋，在國民黨的一次宣傳匯報會上，蔣介石再次提出文字改革。為博得大眾支持，為取得大眾的支持，蔣介石指示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先在報刊上寫些文章製造輿論；同時，台灣的教育部根據蔣的指示，立即組織專家、學者研究簡化漢字的方案。
就在此時，國民黨中央委員、著名學者胡秋原突然站出來極力反對。他認為，漢字是漢文化的載體，是中國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幾千年，書寫時並沒有甚麼不便，完全沒有必要簡化，簡化漢字就是破壞中國文化。胡秋原的主張立即得到了台灣文學界和史學界的部份人的支持。他們同時撰文向大眾闡述為何不能簡化漢字。看到阻力如此之大，蔣介石從此不再提簡化漢字之事了。
如今台灣人能保留著更多的傳統，受過教育的台灣人能與千年前的古人對話，大概不僅要感謝那些反對漢字的簡化的學者們，也要感謝蔣介石的大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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