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之治亂繫乎「人」，人才者，國民之本；學校者，人才之本；興學所以安國而長民也。因此之故，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果能如此，那麼，一國之事無不舉，境內之民得安寧！中華民族五千年悠久的歷史，是神有意造就的半神文化，當然，攸關生民社稷的教育更是重點演繹的環節。
綜觀先秦至清代的學校教育制度，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各類環境中，有意無意的由簡易到完備，由貴冑到庶民，由行藝至專科，由京城至各地，由官家達私人，由國內達海外。一路繁衍、一路補充、一路修正。只為建立人類正確的道德準則與生活規範，達成神傳教化為目的。
周朝以鄉三物教萬民
古代舉士皆出於學校。《周官》載：「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修，九年大成。」（《通志》註：物猶事也，興猶舉也。）也就是說，把這六項德、行、藝和四術完整的教給萬民之後，鄉大夫（官名，《周禮》地官之屬。王有六鄉，每鄉「卿」一人，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皆其時地方自治之官吏，故諸侯亦皆有鄉大夫。）就能從中舉其能者、賢者，以「鄉飲酒禮」待為上賓，接著再將其著述或言論進獻於王，使之受重用。
《周禮》中記載：六德──智、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淵、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鄉飲酒禮」即是上古之鄉學，三年業成之後，必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而舉薦其賢者能者，以晉升於君。將升之時，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之謂。（見《儀禮˙鄉飲酒禮篇》）
唐代太學生嚴格的黜陟法則
「國子監六學」學生的「歲考」，如有以下情況出現的：口問大義，如三次列下等，和在學超過九年的；「律學」學生已經念了六年，仍不堪「貢舉」者；不服從教導，一年中違規期滿三十日、事故滿百日、親病滿二百日的；全都取消在學資格，罷歸為民！
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仍願留學的，「四門學生」補「太學生」，「太學生」補「國子學生」。
其學業有成的，由監司簡試，取其中成績最佳的二三百人舉送「尚書省」，和「鄉貢」同受「禮部」考試。
總計每年「明經」、「進士」及第的不過百人，「兩監」學生僅有一二十人罷了。
宋朝考查日常起居言行
兩宋時，對於學生，有所謂的「學行考查」，凡學生初進學校以後，由齋長、月諭逐日登記他們的操行和學業。到一季終了時，挑其可選的送至學諭處考查一次；學諭考查過了，過十日再由學錄考查；再過十日又由博士考查；最後又由長貳考查。長貳即國子祭酒和司業。一年終了時，由長貳會同教職員評定高下，登記於「行藝簿」以為升捨試驗的參考。（見《宋史˙選舉志˙職官志》）可見古時對在學學生的生活品德考查，極其嚴峻，關卡重重，絲毫疏忽不得！
教育宗旨首重德育
人間事雖有利有弊，可這神傳文化的精華，全在灌輸人們重德行善，一切都以此為依歸，所有全以此為出發點。由此我們可以得知，這半神文化的教育理念，全落在了「德行」上，不管設多少「學」，發展多少「特色」，但基礎全在「行藝」二字，行為不妥、言論不當就不行，幹什麼都沒門，當官更甭想！
任何一學或專門研究什麼科，都得選讀一小「經」或一大「經」，更鼓勵所有的經全選最佳！雖然古代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在培育人才，進一步為輔佐朝政而用，但就往後歷朝歷代所重視的四書五經等等考課，其課程內容探討與揭示的都是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義理。所以道德倫理、言行規範是為人應有的生活準則！什麼都離不開「德行」，任何事都得依循理法！
古代雖然教育不能算是普及，可人的「求知慾」卻是古今相同的，那時的學生生涯也不簡單，讀經要講究打坐，姿勢更是要求嚴格，還得淨心、調息，拿起筆要講運氣呼吸的，求學過程一絲一毫敷衍不得，一言一行都有掌教者觀察與紀錄哪！反觀今日，開放「發禁」、「服禁」，提倡別傷害個人自尊，把個「德育」弄成了虛名；多樣化的社團活動充斥，奪去了大部分學經時間……其實，那些經書是古人智慧的結晶、為人處世的法典，並非像今日人們想像的那般呆板八股呢！
明代重視課外活動與分發實習
明朝監生的課外活動內容，多彩多姿。《南雍志》裡有不少記載，這兒僅舉幾項：
明太祖曾命戶部據實核覆天下土田，而蘇、松一帶有錢富戶，為了規避徭役與賦稅，想方設法以不正當手段徇私舞弊，相習成風，奸弊百出，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皇上聞之，特地派遣國子生武淳等前往該區，隨著糧食生產的多寡，分成區塊，每區置糧長四人，讓他們召集裡甲中六、七十歲的耆老們，大夥兒親自到田畝間共同丈量之，測其大小、定其字號，並且在其間豎立名牌，書寫該地主名字及田地面積。如此編類為冊，發給地主「名狀」一紙以玆證明與確認。此項巨大工程於洪武二十年春二月戊子完成，遠望田間，名牌塊塊豎立，若魚鱗一般，故名「魚鱗圖冊」。至此，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隸、蘇州等府縣，地籍圖冊完成進呈朝廷，太祖喜悅，賜太學生武淳等豐厚賞贈。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戶部所貯藏的天下黃冊，全都送往後湖集中收架存置，委任監察御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冊比對清查。如有戶口、田糧紀錄遺失或差錯等事，就造冊直接上奏。其官員、監生合用的飲食、饌品、器皿等項，以及膳夫、廚婦，都於國子監裡徵調取用；如果還不夠，可於都稅司和上元、江寧縣等衙門支援撥用，其後奏准本國子監惟供給監生即可。凡官員、監生、吏卒、人匠等，每五日一次，得過湖至該地曬晾所有黃冊。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乙亥，遣監生及人才分別至天下郡縣拜訪，督促官吏庶民修治水利，並酌給道裡費補助；永樂二年十月丁巳，翰林院進呈所纂錄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可皇上認為尚未完備，遂命重修，以祭酒胡儼兼翰林院侍講及學士王景等為總裁，開館於文淵閣，禮部特地挑選能書善寫的監生配合謄寫；永樂五年三月癸酉，命禮部選監生胡敬、蔣禮等三十八人到翰林院學習譯書。每人每月給米一石，遇到開科取士時就令其就試，否則仍繼續翻譯所作文字。合格者獲准科舉出身並當官就職。該翻譯館設置於長安右門之外。以四種夷狄字學為主，分為四齋，命都指揮李賢以錦衣衛軍守門，務必令其完成。
由以上紀錄可以明白，明朝時把課外活動與實習分發聯繫起來的「太學生撥歷制」，發揮了極大效用，不僅彌補了官員人手的不足，也為監生提供了進階陞官的另一途徑。其實現今的所謂「建教合作」、「社區服務」……等等名堂，在七八百年前的時代早已熱鬧登場過啦，千萬別以為古人都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而已哪！
中土教化遠播域外
《明史˙選舉志》：直隸省省城為諸多士子、太學生雲集求學之處，連邊疆地區的雲南、四川皆有土官生──日本、琉球、暹羅諸國亦皆有官生入國子監讀書，朝廷時常加以厚賜，其從人、隨行並獲好處。雲南、四川等土官常派遣子弟、平民至京入監讀書者，人數眾多，其給賜與日本諸國相同，朝廷更在國子監前，另外建造百間房舍讓其居住。
《蔣一葵長安客話》：明朝建國初年，高麗派遣金濤等入太學，其後各國及土官亦皆遣子弟入監，監前別造房居之，名「王子書房」。現今太學前有「交趾號捨」，那是明成祖遷都北京又另設國子監以來，為處置交趾官生所建的。
神傳文化為教育奠基
瞧瞧！以往太學生的住宿籌畫多妥善呀！食、衣、住、行、育、樂全考慮周全，還有公俸補助可領，因此，當時的觀念認為能入學讀書，可是非常光宗耀祖的事兒呢！雖然有的人，可能因多方面的原因或命中沒有，早已七老八十了，還在讀書，那麼清朝時有這麼條規定：高年不第，賞以出身，以示其惠──鄉試不第，年屆九十之廩生監生，與年屆八十之貢生均賞給舉人；年過八十之生員均賞給副榜；會試不第，如年過百歲之李煒賞國子監司業頭銜；八十以上之李珩等賞翰林院檢討頭銜；七十以上之丁福隆等賞國子監學正頭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皓首窮經」也非同小可，一個人窮畢生之力鑽研經書，滿腦子灌的都是古人窮通達禮的處世原則，一肚子裝的都是往聖先賢的道德智慧，雖然他屢試不第，雖然他命運多舛，可他這一生的一言一行，絕對中規中矩，絕對為人楷模，肯定如此，那絕對是個上天認可的好人，那麼可能今生或來世福報連連。
中國是神特地選定來輔導和傳播文化的地方，人的生活方式、人的思想理念、人的言談舉止、人該具有的道德內涵……等等，全在上天慈悲的安排與規劃中悄然引領，但是不管哪方面，無論涉及什麼，一切都以人的高道德操守為本，除此之外寸步難行！總之，神傳文化奠定了自古以來人類教育的基石──以「道德」教化，以「行藝」輔育。
《明儒學案》裡有這麼一段記載：樵夫朱恕，泰州草偃場人，聽王心齋（備註）講學，感覺津津有味，每回樵木，遇上開講，必定造訪該地專心聽之，餓了就向都養（主持講學之事的人）乞求漿湯，解開自家所帶的裹飯配食，聽畢，則滿心歡喜浩歌負薪而去。
陶匠韓樂吾，興化人，以陶瓦為業，私心羨慕樵夫朱恕的學養而從之學，久之，覺有所得，心有所獲，於是以教化風俗為己任，閒暇之餘，遇人請教就隨機指點。結果，農工商賈各行各業，跟從他遊學者有千餘人之多，秋天收成後的農閒暇隙，陶匠韓樂吾則聚徒講學，一村既畢，又至一村，前村歌誦後村答辯，弦誦之聲，洋洋然不絕於耳也。
這就是神傳文化的廣被之力！這就是教育潛移默化的功效！
備註：王艮，字止汝，號心齋，泰州安豐人（西元1483-1541年），是王陽明的弟子，也是泰州學派的創始者。(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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