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蹟大量傳入日本，溯自古代日本的奈良時代 (西元710-780年)，當前日本國內仍然保存著從奈良時代傳承至今的中國貴重書蹟， 最顯著的特色是書聖王羲之的書法風格。
王羲之的書蹟在奈良時代已經輸入，影響整個日本社會的書寫風尚
奈良時代有許多的文獻以漢文記載，王羲之的書風更是其中的主宰，日本最早的詩歌集《萬葉集》的歌、（王室）獻物帖帳冊記載、奈良朝光明王后的臨書、東大寺王室獻物寶庫正倉院傳存的書跡等等，歷歷證明奈良時代已經有多量的中國名蹟渡海東傳，奈良一朝對王羲之的崇拜可謂無以復加。
正倉院傳存的書跡大部分的書風都是羲之一系的。當前日本國內仍然保存有不少從奈良時代傳承至今的中國貴重書蹟， 最顯著的特色是書聖王羲之古書蹟的遺物。現存日本最古的法帖是搨王羲之〈孔侍帖〉（前田育德會藏）。此帖在紙的行間空白處蓋有「延曆勒定」 朱印三顆，延曆是奈良朝的桓武天王的年號，表示此書蹟在奈良時代已經從中國傳入日本。王羲之的親筆書法目前都未存，此帖一般公認是以雙鉤填墨法精巧地摸拓。另外日本王室御物的王羲之書法遺品還有〈喪亂帖〉，兩者都是極難得的珍貴遺物。
《中國書法史》作者馮振凱指出日本收藏中國書蹟的精良和超越之處，他以王羲之書帖為例指出：「今天王羲之的真跡可以說連一件都沒有，不過一般認為最類乎王羲之真跡的，就是現藏日本王宮的『喪亂帖』『孔侍中帖』，…我國所流傳的『奉橘帖』沒有保管好，遠不如日本珍藏的『喪亂帖』那樣逼真。」 。
神田喜一郎指出較少為人注意到的，王羲之真跡輸入日本和唐朝高僧鑑真（西元688-763年，唐朝楊州江陽縣人，目前在日本的正倉院藏有他「奉請寺大部經」的書狀）的關連。神田喜一郎指出鑑真對日本文化的發達有許多幫助是眾所周知的，可是他在書道上的功績卻很少有人注意。據神田喜一郎所指，鑑真帶給日本「大小王真跡」形成巨大的影響。
鑑真和弟子到日本是經過了五次海上漂流的苦航未果，終於在奈良時代天平勝寶六年，隨第十次的遣唐使船返程時（西元752年）到了日本，連帶影響日本書道。在唐代，王羲之的書蹟已經非常昂貴而且難得，鑑真費盡萬難到日本傳教同時將王書的書蹟帶到日本，在文化史上造成的王羲之的影響力與對文獻之貢獻自是無庸待言。 鑑真進獻的品目有「王右軍真行書一卷、王獻之真蹟行書三卷」。
遺憾的是上述王書真跡都已經不存，後人也無從直接考證，不過在正倉院的國家珍寶獻物目錄以及文書中，也留有珍藏王羲之書蹟的文獻紀錄，可作為旁證。
正倉院收藏著王室獻納王羲之書跡的紀錄
奈良時代王室為了奉佛而建造東大寺，為了獻佛而在東大寺設置國家寶庫「正倉院」，正倉院收藏著王室奉獻的名貴珍藏，其中可以看到王羲之書跡的獻物紀錄。其一是天平聖寶八年六月21日（西元754）〈東大寺獻物帳〉（帳冊目錄），這是聖武天王崩逝四十九天的御忌時，當時的光明王太后為先帝祈求冥福，而獻納先帝愛玩遺珍，珍寶種類很多，包含書法類的寶物，其中包含搨王羲之書法。目錄中列記王羲之的書蹟有二十多種。
另外一件更珍貴的國家珍寶目錄是〈大小王真跡帳〉，是光明王太后在天平寶字二年（西元758）六月一日的獻物目錄通稱〈大小王真跡帳〉。這是在聖武天王逝世二年後，光明王太后追加獻納給東大寺的珍寶，獻物是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一卷。此目錄願文記述「右書法是奕世之傳珍，遺在篋笥，追感瞿然」。若是當時的鑑賞無誤，日本奈良時代的聖武天王已經珍藏有王羲之父子的真跡。
神田喜一郎在其〈鑑真和上和書道〉一文中推論：大小王書跡很可能是鑑真和尚獻給聖武天王的二王書跡而且應該是真跡， 所以在第一次獻物東大寺時不捨獻出，獻出的只是拓模本，到了二年後才再獻出。 從〈大小王真跡帳〉的獻物的緣由「右書法是奕世之傳珍，遺在篋笥，追感瞿然」，因而又追加獻納，也有輔證的意味。
可惜的是奈良時代東大寺獻物帳中所列記的大小王真跡在今日已經不能得見，但是當時留下聖武天王、光明王后等有限的臨書與書蹟，均能觀察到學習王羲之書法的風尚。佐證王羲之書蹟在日本奈良時代的書道上已經壓倒性的魅力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