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史別支「和樣書」

中國南北朝書風造就日本第一件書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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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有蹟可考日本的第一件書蹟,是中國風的書蹟,產生在飛鳥時代。飛鳥時代一開始是間接透過朝鮮半島輸入佛教文化、中國文化。在西元六世紀中日本已經從朝鮮半島上的百濟學習佛教、五經、天文、醫藥等等文明。 書法的本質是為記錄,在日本歷史上追求中國學問方興的飛鳥時代,中國的書法和中國的學問傳播到日本,無法分離,無法切割。

西元七世紀初(604年),日本飛鳥朝聖德太子作成〈憲法十七條〉,其內容語句出處大量來自中國儒、法、陰陽、和佛家的經典,可以看到日本王室在和中國直接交流之前,對中國學問的學習已經非常有深度。日本學者田喜一郎和大庭脩都指出〈憲法十七條〉的內容融合涵蓋中國的《毛詩》、《尚書》、《禮記》、《左傳》、《孝經》、《論語》、《孟子》、《管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史記》、《文選》等。此顯現飛鳥朝從朝鮮半島輸入中國文化包含大量漢文書籍,並且勤勉學習的成果。我們可以合理的推論記載書寫這些學問的中國書法,已經是飛鳥時代重要文化的一環。

飛鳥時代聖德太子(名為廄戶豐聰耳)的御筆《法華義疏》四卷(現藏日本王室宮內廳)是日本現存最古、能確認作者的書法作品 ,是以純粹的漢字漢文寫成。《法華義疏》第一卷卷頭「法華義疏第一」下方有「此是大委國上宮王 私集,非海彼本」字樣。聖德太子的《法華義疏》推定是西元六一五年(推古天王十五年)的書蹟,為聖德太子注釋法華經佛教教義的草稿本,是日本最古的佛經注釋書,其實也是聖德太子在推古天王之朝攝政之時用以施政的主要經典之一。


日本的第一件書蹟《法華義疏》卷四部分(圖容加翻攝)

論及《法華義疏》的書法風格和中國書法的關連,日本的很多美術史家認為《法華義疏》帶有中國南北朝的書風。已故日本漢學名家神田喜一郎(曾任京都國立博物館的館長,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研究漢學、中國書法史的碩學、先驅)評述《法華義疏》的書法風格是行草體,他說行草體是中國南北朝時代義疏書寫的慣用書風,從西域出土的古書跡也有發現這樣令人不能忽視的事實。

考察《法華義疏》寫成的歷史背景和中國的關連,並不一定是學自直接從中國輸入的書蹟很可能是間接得自朝鮮半島的中國書法的啟發。日本飛鳥時代於七世紀初開始展開派遣「遣隋使」和中國直接交流的重大史頁,首發派遣「遣隋使」的正是聖德太子,首發年是西元607年。從推定《法華義疏》寫成的年代在西元615年來看,《法華義疏》不一定是學自直接從中國輸入的書蹟;又由聖德太子於西元604年作成〈憲法十七條〉的內容已經充滿中國學問的內涵來看,聖德太子接觸學習中國書法必然遠早於「遣隋使」的派遣年代。

日本學者內藤乾吉考證《法華義疏》和東大寺正倉院(日本古代文化遺產的重鎮)所藏來自朝鮮半島的〈新羅國官文書〉的書風有相通之處。神田喜一郎認為內藤乾吉這個說法具有獨到的見地,又加強《法華義疏》應是受到透過朝鮮半島傳播的中國書風影響的推論。

若以南北朝的書蹟間接透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在時間上必然產生落差,一般學者推估大約有半世紀的落差存在,南北朝始於西元439年,結束於西元589年,《法華義疏》推定寫成於西元615年,從這個角度看也合於推論。

但是,經由朝鮮半島輸入飛鳥朝的中國書風,也未必全然受到和朝鮮半島接壤的中國北朝書風的影響,同時代的中國南朝書風也可能有影響力。一般日本美術史家多強調北魏對飛鳥時代日本文化的影響。神田喜一郎指出考慮朝鮮半島的地理位置和北朝陸地相連,因而帶有北朝書風大致不錯,但朝鮮半島上的百濟和南朝梁有著興盛的海上交通,因而受到南朝文化的影響,書法應該也包含在其中。

依據日本史載資料,飛鳥時代從開朝西元538年到607年遣隋史為止,輸入中國文化主要是透過百濟的媒介,諸如佛教的傳入以及五經博士的傳入等重要文化事件,也是不能忽視的史實,而且百濟和南朝梁則有密切的往來(日本設五經博士也是受到南朝梁的影響),因此飛鳥時代伊始直到「遣隋使」前的書道要說完全沒有南朝的影響也是難於成立。

神田喜一郎指述:飛鳥朝是熱心輸入大陸文化、一味模仿中國文化的時代;日本書道最初受到經由朝鮮半島輸入的中國書法的影響而發展,隨著時代推移而轉變成直接地受到大陸書道的薰陶。 日本在直接派遣遣隋使之前,和朝鮮半島南部的百濟互動密切,間接導入中國各種文化與文物,所以飛鳥時代的書道藝術,在和中國直接交流之前,應該是受到中國南北朝兩方系統混入的結果。

從現存文獻而言,飛鳥時代的中國式書法是日本書道的起步,聖德太子的《法華義疏》就是日本書道發萌的里程碑。目前日本保留他的《法華義疏》書蹟是為日本書道史上最古老的書蹟,此件書蹟的書風展現了日本在六世紀初受到中國南北朝書法的影響,同時也染上些許經過朝鮮半島傳播的色彩,顯然在「遣隋史」之前,中國書法已經透過間接傳播形成了日本文化的重要磐石。

附註
1、西元五三八年(欽明天王),百濟的聖明王(在位524-554)奉度佛教、經論及僧侶等,記錄見於《上宮聖德法王帝說》;又《日本書記》欽明十三年(西元五五二)十月條記載,百濟聖明王遣派官員獻上釋迦金銅像、幡蓋和經論。《日本書記》欽明十四年(西元五五三)六月條,遣派內臣使於百濟,百濟王付送卜書、曆本、種種藥物。《日本書記》欽明十五年(西元五五四)二月條記載,百濟五經博士王柳貴、僧曇慧等九人到日本,還有貢醫博士、採藥師、樂人等等。

2、《憲法十七條》實質像是規範君臣民關係的道德規範,見《日本書記》推古十二年(西元604)四月戊辰條。

3、日本學者大庭脩舉述西元513年,即繼體天王七年,就有百濟武經博士段楊爾到了日本,由於梁朝武帝在西元505年(天監四年)下詔設置五經博士,可以合理推測中國的制度很快影響到朝鮮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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