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飛鳥時代是佛教的時代 ，此時期日本受到佛教強烈的影響，重要的書法書蹟，存留下來的都和佛教的文物有關，包含寫經和佛像上雕刻的銘文。書法風格已經受到中國書法文化的強烈影響，但是毛筆書寫的書法遺跡只有一件留存下來，即《法華義疏》。
於西元615年，即日本飛鳥時代中，由聖德太子（名為廄戶豐聰耳）所寫成的《法華義疏》四卷（圖1，部分縮影），是日本現存的第一件書蹟，完全是中國漢字書法的表現，是古代日本學習仿效中國書法的明證，歷史意義重大。《法華義疏》內容是法華經佛教教義註釋的草稿本，也是日本最古的佛經注釋書。
《法華義疏》既是法華經佛教教義註釋的草稿本，很可能模仿佛經義疏體的書法。從其書寫風格觀察其中國書風的特色表現，可以說是混合了南北朝書風、隋朝書風和寫經風格的綜合體。 日本書法學者飯島春敬則指出其扁平的字形比楷書具有古體隸書的殘蹟，這是中國六朝遺風的表現，是日本承受朝鮮傳來的中國六朝文化的影響表現。
必須注意的是，日本書道史上所稱的「六朝」之內涵和中國歷史所稱不完全相同，日本學者鈴木翠軒、伊東參州著《新說和漢書道史》提到：「…吳晉宋齊梁陳雖習稱六朝，書道史上為方便故，也將北朝計入直到隋的統一之前約三百七十年稱為六朝時代」。 故而日本書道史上指稱中國的「六朝」風，是泛指六朝加上北朝書風的通稱。
神田喜一郎說，《法華義疏》用行草體書寫，這是中國南北朝時代義疏書寫的慣用書風，從西域出土的古書跡也有發現這樣令人不能忽視的事實。 日本書法家及書法史家西川寧深入考究《法華義疏》指出，從別字、樣式等特徵判斷《法華義疏》應是隋朝的型態；而《法華義疏》的筆跡風格纖細、銳利、寬綽，構造性比起北朝的厚重、強固來得纖細，西川寧認為這與筆者的個性、民族性有關，或是來自當時的文化媒介百濟的書法影響。西川寧考證指出《法華義疏》原跡中充滿塗改、貼紙重寫的痕跡，充分顯現《法華義疏》是草稿本的背景特色以及原跡的真實性。
《法華義疏》書蹟推測寫成的年代，和聖德太子向隋朝遣派使節年代非常接近，大約稍晚幾年，故而其書風也有可能直接學自遣隋使輸入的書蹟。然而書法文化是長期學習浸染的結果，故而日本在遣隋使之前接收來自朝鮮半島輸入的影響也是不可輕易抹滅的。日本評論者一般認為本書蹟，受到朝鮮半島傳入「南北朝」書風的影響。
在遣隋使之前，日本和朝鮮半島南部的百濟交往密切，已經透過朝鮮半島陸路的傳播傳入中國書籍、書蹟（作者另文＜中國輸入日本的第一件書蹟＞所述的我國《千字文》的傳入即是透過百濟），到遣隋使的派遣為止，其間有三百年左右光景。在此期間透過朝鮮半島的傳播，日本王室接觸來自中國的佛教經典，應當普遍受到寫經書法深入的薰陶。
《法華義疏》為佛經義疏、是寫經的一種又是草稿這兩種性質必然影響它的書寫特質。筆者將它與北朝和晉人的寫經（參考圖2西涼《十誦比丘經》、圖3 北涼〈增一阿含品第二十七卷〉、圖4 晉人寫經《諸佛集要》等部分縮圖）做比較，的確看到其間的神似之處，不論是書體或是筆法。
我們可以看到《法華義疏》快速書寫的筆跡，它在橫畫的快速起頭入筆，沒有藏鋒沒有停頓的筆勢上極為明顯，這種風格宛然同於附圖之晉人寫經和西涼和北涼的寫經；它部分的捺筆還留有隸書筆法的特性，呈現楷書的過渡書風，也與晉朝和北朝的寫經風格神似。《法華義疏》整體帶著快速書寫的行筆特法也和《十誦比丘經》類似，一方面這是草稿體隨手書寫的特性，另一方面，這種流暢的風格反映書寫者已經很嫻熟於中國書法的運筆書寫，其素養當非來自一夕。
整體而言，《法華義疏》非常明顯帶著中國晉朝、北朝的寫經書法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