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我們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同學，在美國的不多。記得九一一事件發生的時候，同學中分成兩派在我們自己的班級網頁上爭論，對美國持同情立場的恰恰都是在美國的同學，而國內的同學明顯地有著民族主義的情緒。我的同學都是經歷過一九八九年事件洗禮的，應當說他們受到政府蠱惑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民族主義的情緒卻是真實而強烈的。這讓我想到，未來在八九一代這個年齡層中，對民主的追求可能會是最大的共識，但是最大的分歧可能就是如何面對民族主義這個問題。在這個領域中，最大的對象就是日本和美國。日本的問題今天我們不談，想請教你的是對中美關係以及民族主義的問題有什麼看法。
安田：從中國到美國，我在現實生活中接觸了許多人，確實普遍存在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情緒。在中國綜合國力得到提高的今天，如何因勢利導這樣的民族主義的情緒，處理國與國的關係，在國際政治領域中為中國的未來爭取最有利的地位，是每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應該思考的問題，也是每一個負責任的公民應當思考的問題。中美關係無疑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重點，現在的中國政府對民族主義最熟練的運用，也表現在中美關係上。但是中國的外交政策和民間的民族主義傾向正好成了矛盾的兩極。中國外交，表現出來的是對於美國的依順，而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卻是對於美國的仇視。這種矛盾，一方面是國際政治現實的力量對比的必然，一方面是歷史對於現實政治的影響。
王丹：歷史上講的話，中國對美國，尤其是中共對美國的情感一直是複雜而矛盾的。毛澤東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但是心裡卻是很嚮往美國的，最後選擇與尼克森見面不是偶然的，他的很多談話也可以看出對美國的嚮往。美國對中國呢？
安田：其實，從歷史上看，美國對於中國的表現出來的一直是一種友善的態度。即使同是共產黨政權，美國對於蘇聯和中共採用的也是不一樣的政策。美國對於中國的一貫政策，是「門戶開放」。從清末至今，美國的政策應該說取得了成功。中國已經完全走向了國際，成了一個開放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且不管是不是好的資本主義〉。但出乎美國的預料，中國的民間並不領情，反而充滿對美國的仇視。這種仇視背負的其實是中國近代史的屈辱。如果沒有臺灣問題，如果沒有美日同盟，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是否還是這樣的狀況呢？
即使有中國政府的故意引導〈今天在中國，民族主義已經成了中共維護政權的不可多得的牌〉，也不至於到這一步吧。
但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卻不應該被民間的民族主義所蒙蔽〈更不要說故意引導到一個極端的方向〉，而應該審時度勢，把握住方向。從這個方面看，現在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崛起」應該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對美外交方面，應該更低調、合作。為了能夠崛起，在目前的階段，我們應該做美國的盟友，而不是對立面。只有這樣，才有機會爭取中國的最大利益：北向發展。
王丹：向北發展？向北不是面對俄國嗎？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很少有面向俄國的成分，這點倒是很有意思的。你的意思是說，美國可以作為盟友，但是俄國卻是真正的對手嗎？
安田：沒錯。從歷史上看，給中國造成最大危害的敵人不是美國，恰恰相反，每到歷史的關鍵時期，都是美國給予中國最大的支援。也不是日本。即使有八年抗戰，日本也沒有撈到中國的一寸土地。中國最大的敵人是俄國！其實，如果不是「日俄戰爭」以日本人的勝利結束，那麼中國的東北早已經成了第二個外蒙。俄國人對於土地極端貪婪。這次俄羅斯鋪設西伯利亞的輸油管線，中國和日本競相抬價。我們都忘了，那片土地曾經就是我們先人的國土。今天，我們的民族主義的怒火可以焚燒日本國旗，可以為了一個釣魚島以死相爭，為什麼我們想不到庫頁島？為什麼我們想不到歷史上侵佔我們領土最多的國家是俄國？
王丹：你提到輸油管線的問題，我覺得這才是現在國際關係的關鍵，也是未來中國民族主義思考的核心。如果說能源是未來國家實力的支柱的話，圍繞能源產生的衝突才應當是我們制定外交政策的著眼點。從這點來看，我與你有不同看法，因為我覺得日本受到本國能源資源的匱乏的壓力，其外交趨向一定是擴張性的，與中國的衝突也是在所難免的。不過我們今天不談日本。而說到美國，我倒是同意你的觀點，其實我們與美國在能源問題上的競爭現在來看還沒有那麼強烈。某種程度上講，甚至合作的可能還要大於競爭。
安田：記得《河殤》裡有很詳細的解說，是關於海洋文明的優勢。我不否認作者的看法，但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的中國文明的國家，到底應不應南向出海？是很值得商討的。搞經濟的都會核算成本。那麼對於中國來說，南向發展的成本大，還是北向的成本高？這是一目了然的。對於有著十三億人口的中國，資源的匱乏將是限制我們發展的瓶頸。越過中國的北疆，就是廣袤無人而資源豐富的西伯利亞。如何能夠取得更有利的地位開採西伯利亞的資源，應該是一個負責任的中國政府所需要研究的課題。從這一點上說，幾年前中國與俄國訂立的邊界勘探條約，是中國外交的一個恥辱。這不是說我們不定這個條約就可以要回被沙俄侵佔的土地，而是說中國政府的愚蠢讓後代失去了一張可資利用的牌。無論從何種角度而言，今天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都需要重新作出修訂。為了臺灣問題而一味討好俄國，無疑引狼入室。而從長遠看，對於北邊土地資源的開發，必將成為中國發展的攸關生死的利益所在。既然近期以內，我們沒有取代美國做國際老大的可能，那麼為什麼不搞好和美國的關係，而謀求自己切身利益呢？二戰後的內戰，讓我們失去了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大盟友的機會。中共早期錯誤投入的兩場對美戰爭，更讓我們飽嘗孤立的痛苦。痛定思痛，在中國社會已經變革成為資本主義的今天，如果再不攜手美國，而是為了統治的便利，一味誤導民族主義最終造成和美國的對抗，實在不是明智的施政方針。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的策略，這也只是手段。而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呢？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知道，然後通過清晰的外交政策達成的。在我看來，謀取對北邊土地資源的開發權益，應該成為中國今後外交的重點。國內的民族主義，也應該改弦更張，認真思考：誰是我們真正的敵人？
二○○五．十二．十七
作者按：
安田，西安交通大學90屆畢業生。畢業後，在中國石化金陵石化公司研究院任職科研工程師，屢次榮獲公司年度先進工程師稱號。二○○○年赴美國，到University of Missouri 攻讀 Computer Science Master Degree. 二○○一年轉赴加拿大，就職於AGL Manufacturing Co.，職業：Research & Development Engineer. 二○○五年，來到洛杉磯，任職 Global OEM Furniture Co. 的Research & Development Engineer. 同時，任職 ACM Manufacturing Inc.美國地區主管。二○○四年發表長篇小說《天安門情人》，這是目前唯一一部直接描寫「六四」民主運動的長篇小說。
──原載《理想主義的年代》;「允晨文化」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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