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9日訊】華人一旦較真起來是蠻麻煩的，有點纏人。在加拿大一些諸如「人頭稅」之類陳穀子爛芝麻的事情常常被人不時重新撿起，並「包裝上市」。本月22日加拿大大溫哥華地區的新西敏市(New Westminster俗稱二埠)議會，在一些華人團體的抗爭下，終於通過了有關反省該市八九十年前曾經對華人進行歧視的報告，本月31日議會還要舉行公聽會，據說這是加拿大第一個就華人歧視展開和解的城市。加拿大亞洲二戰浩劫史實維護會等對出現這一進展出過力流過汗的社團，日前還專門邀約溫哥華當地一眾華人精英和中文媒體老記座談，雖觀點不盡相同，但主辦人「乘勝追擊政府」的喜悅心情溢於言表是顯而易見的。
華人在加拿大歷史上那點不平之事，並沒有因為加拿大總理哈珀四年前的道歉賠款消停下來，這本來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加拿大平權會為苦主及遺孀以外持有「人頭稅」證書的後人持續爭取賠償的維權行動，再搞下去把別人的耐心也快搞沒了。至於，一些團體如加和會、史維會等不遺餘力地探究華人歷史真相，精神固然可嘉，但一味窮追爛打得理不饒人恐怕也有負效應。
聰明的人喜歡藏拙，就是不要把自己明顯是短處的地方拿出來敲打，有的時候模糊一點、含蓄一些，往往會令自己擁有更廣闊的空間。
比如對歷史真相的探究，過於高調、過於威猛、過於咄咄逼人，你就會受到別人同樣嚴苛的檢視。加拿大亞洲二戰浩劫史實維護會相關人員去年被加拿大前情報官員著書說是「中共間諜」就是一例，雖然我知道事主委屈的成分很大，但事發和當事人行為處事不低調有關。因此，我們在領略毛澤東「宜將剩勇追窮寇」意境的同時，也要學一把「風物長宜放眼量」的圓滑。
新西敏市在歷史上歧視過華人，例如移除華裔公墓、限制華裔就業等確實不對，但是這是在當年歷史大背景下造成的。今天，這個城市的議會能夠面對 這段不堪回首的記憶，並以此作為和華人實現全面和解的契機，這種求實的作風值得尊崇。但是，如果一味糾纏當年的這段痛史，並且誇大這段歷史對今天華人的影響，那也是非常不恰當的。不能因為你和白人同時登陸了這個城市，就要別人不把你當「移民」而把你當原住民看待。也不能因為歷史曾經對我們不公，就一定要修改教科書、建立紀念碑。故意誇大或扭曲自己正常的情感、超越一般邏輯對事物做出貌似合理實則荒謬的結論，這就是矯情。
一些華人團體眼中的「歷史維護」，有著不折不扣的「中國特色」。比如對所謂二戰歷史的維護，其主題和內容常常行走在一般認為比較安全的領域，這種「挑挑撿撿」式的探究很少觸及對一些歷史真相的一般還原。比如：從1931年至1945年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中，當時的國民政府投入十萬以上兵力的大型會戰有22次，大型戰役如台兒莊之戰有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面對面地戰死在抗日疆場的國民黨將軍就有206 人。陸軍犧牲、失蹤者共3211419人；空軍犧牲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全部打光。而中共在「918」事變後的兩個月，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在江西瑞金建立所謂的蘇維埃共和國，製造了兩個中國，而被中央政府擊潰後，逃到陝北繼續進行武裝割據。在西安事變後，中共軍隊被國民政府收編，但一直拒絕服從國民政府抗日的命令，利用各種藉口，逃避和日軍的正面衝突，在日軍的後方擴充實力，擴大地盤，為內戰做準備。 這段歷史可能不屬於史維會的探究領域，但確是這類打著還原歷史真相社團的罩門。再比如，對於二戰期間中共在延安種植過鴉片的史實，抗戰時期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裡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120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中共高官謝覺哉當時負責邊區政府事務，他在日記中說「就是特貨（鴉片）一項得的法幣占政府收入……儘夠支用。」我不知道史維會對此有甚麼解讀？我知道，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是會影響大陸諸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這樣的機構對其頒發獎項的。
提出這些問題絕對不是和加拿大亞洲二戰浩劫史實維護會這樣雖然人數不多但影響巨大的社團過不去，我也知道稍不留意就會被其惹上「官司」。我只 是想闡明一個事實，面對中國的歷史，如果我們尚且沒有真正還原的勇氣，又何必在加拿大的歷史傷口上繼續不懈勞作呢？對於同樣的一段歷史，如果採用不同樣的檢視標準，這對歷史本身公平嗎？
假定我們對歷史的態度並不是無暇可擊的，那麼收斂一點鋒芒、磨滅一點銳氣、消解一點矯情，難道不更值得讓人尊敬與同情嗎？一個對本族裔自身的苦難歷史以及母國同胞人權現狀反應漠然的群體所發出的吶喊，即使再撕心裂肺，也很難打動人心。不錯，史維會讓南京大屠殺寫進了加拿大的教科書，讓國會通過了「慰安婦」的法案，但是，他們卻無法讓天安門大屠殺寫進中國的教科書，讓中國人大通過保護「互聯網」的法案。這不僅是面對歷史的無奈，也是面對不同對話者的尷尬。鑒於此，我們首先要為自己的軟弱和騎牆向加拿大政府鞠躬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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