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赤地千里華北沙暴肆虐 中國環境危機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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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9日訊】(大紀元綜合報導)3月20日,在《財富》全球論壇「隱約逼近的環境危機」主題論壇上,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稱中國的環境問題已經不是隱約逼近的環境危機,而是一個已到眼前的危機。潘岳在論壇上語出驚人:「我們一直說要搞好環境造福子孫後代,但實際上已經是我們這代人能否安然度過的問題。」

西南赤地千里 華北沙暴肆虐 南北同旱

西南地區雲南、廣西、貴州、四川、重慶五省區遭遇嚴重乾旱,在雲南與貴州的眾多地區長達200多天未下雨。因乾旱已導致6000多萬人受災,近2000萬人飲水困難,直接經濟損失約200億元人民幣。雲南已有受災民眾依靠野菜度日,而貴州省300多萬人需要口糧救濟;另有上百萬民眾因缺水背井離鄉成為「環境難民」。而且目前,乾旱正在向長江中游的兩湖地區與西北陝甘地區蔓延。根據國家防總(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辦公室)的預測,今年夏天可能出現南北同旱的局面。

就在西南旱災的同時,北方連在3天內出現兩場沙塵暴天氣。新疆、內蒙古、青海、甘肅、寧夏、陝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湖北、四川等16個省(市、區)均受沙塵暴天氣嚴重影響。而且此次沙塵暴不僅席捲了韓國全境和日本大部,造成大面積機場停航。甚至沙塵天氣還影響到台灣、廣州和香港等地,這成為台灣25年來最嚴重的一次沙塵天氣。而香港當天的污染指數超過500,是1999年設立該監視指數以來最嚴重的污染指數,為此眾多學校取消學生的體育課和戶外活動。據相關預測,今年中國北方還可能有8-10次大規模強沙塵暴天氣。與此同時,北方地區旱情露頭。東北、華北和西北部分地區飲水困難也比較突出,甘肅東部、陝西大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等北方冬麥區降雨較多年同期偏少二至五成,部分農田受旱也比較嚴重。

全面的環境危機已在眼前

潘岳在論壇上說,一年前他參加了一個評價中國年度高利稅企業的會議,排在前面的全是鋼鐵、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業。中國單位產值能源消耗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勞動效率僅為發達國家的幾十分之一。

潘岳用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說明了中國面臨的環境危機。他說,50多年來,中國可居住的土地由於水土流失從600萬平方公里減少到300多萬平方公里,45種主要礦產15年後剩下6種,5年以後70%的石油依賴進口。三分之一的國土已經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經成為劣五類水,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1500 萬人因此患上支氣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潘岳表示,如果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發展下去,隨著15年後我們的經濟總量翻兩番,污染負荷還可能增加四至五倍。


2010年3月28日,雲南曲靖縣乾渴的羊群們在乾裂的水塘裡掙扎。(法新社)

根源之一:扭曲的發展觀導致過度的水電開發
  
中國西南地區並不屬於水資源缺乏區域,相反水資源豐富,是長江、珠江、金沙江、瀾滄江等眾多跨區域的主幹河流的源頭或上游流域。根據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西南地區水資源治理開發戰略》報告,西南地區人均水資源量5,786m3,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耕地畝均水資源占有量為5,652m3,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  

但地方政府和外來資本出於追逐利潤的目的,這些河流流域成為水電密集建設地帶。而國家環境保護部的報告中西南水電建設描述為「百團大戰」、「跑馬圈水」、「遍地開花」幹支流「齊頭並進」,「甚至連當地的一個縣長,也說不清在自己管轄的地塊上,有哪些電站正在開山放炮,哪些正在攔截江河。」 而且水電開發,與地方政府高污染、高消耗的能源和礦產企業的擴張相結合與節能減排的方針背道而馳。

各地極其混亂和嚴重破壞生態環境與流域自然生態、物種棲息地的江河水電一窩蜂開發,甚至引起了東南亞部分國家的公開質疑。而且此次西南大旱並非僅限於中國境內,去年年底整個湄公河流域都處於大旱之中,已有泰國等國的民間環保組織指稱,湄公河流域大旱與中國在上游地區修建水壩有直接關係。  

中國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曉表示,「在所謂水電開發的雙贏決策中,較大的贏方是經濟發達地區,而不是落後地區。特別是,征服自然的代價是昂貴的、缺乏效益和損害社會與生態環境的。」  

而自上世紀80年代,由於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和徹底解散農村集體化生產,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都以短期利益為目標,在基礎水利建設等方面基本未再作任何大規模投入,原來建好的灌溉系統和水庫由於缺乏資金投入、失去管理而出現嚴重荒廢,導致灌溉能力大大減弱,沒能充分發揮其澇季蓄水、旱季供水的功能。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表示,「雲南、貴州不是傳統的缺水區,旱情暴露出來的主要是『小農水』(小型農田水利工程)的問題。」

特別是目前全國範圍內仍在使用的小水庫多為上世紀60、70年代所建,年久失修。而河道與灌溉渠等也缺少維護和清淤,且大量的河道被開墾、基建和垃圾填埋所佔用與污染。《經濟參考報》也表示,旱災充分暴露出農村地區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後,農業「靠天吃飯」的局面仍然明顯,亟待政府加大對農田水利建設的公共投入。  


2010年3月24日,雲南曲靖縣一位農民和他的水牛拉著板車行走在乾旱的土地上。(法新社)


根源之二:大面積砍伐原始次生林改種速生巨桉

隨著追求利潤為目標的市場化農業大規模推廣,對自然資源「竭澤而漁」地掠奪利用同樣帶來嚴重的環境問題。由於強調「地價增殖」追求經濟效益,各地政府和林業局大規模的砍伐次生原始林木,轉為成片種植極耗費水資源和地力的造紙用「速生巨桉」、橡膠林和蕉林。

2003年8月,在昆明國際交易會上,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的招商引資前所未有地簽進了一個「大單」———亞洲最大的造紙企業印尼金光集團,向文山協議投資2.92億美元,新建550萬畝速生豐產原料林基地;同時,從造林後第四年開始,將在當地建設年產60萬噸至120萬噸的化學紙漿廠和年產50萬噸的造紙廠,最終實現林、漿、紙一體化,意向總投資18億美元。極尾桉和尾葉桉兩種桉樹,被金光集團選擇作為引入文山的主要速生豐產樹種。

2004年7月9日《解放日報》報導,文山州的林、漿、紙項目,只是雲南省與金光集團龐大合作內容的一部分。金光集團還和雲南的思茅、臨滄等地達成意向總投資在40億美元以上的林、漿、紙一體化項目。打算引入的樹種,同樣首選桉樹。這樣,文山、思茅、臨滄三地意向勾畫的「造桉」藍圖高達2620萬畝,還不包括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等地的數目。

2005年前後「綠色和平」組織和官方的中央電視台都曾經披露過印尼金光紙業(APP)在雲南大規模毀壞原始林,而種植「速生巨桉」的情況。但為了追求利潤,幾年下來這種情況不僅未曾得到遏制,反而變本加厲。金光紙業除在雲南和海南外,近年也在四川成都平原開始大規模種植「速生巨桉」。  

而且整個大西南地區皆是如此,如香港上市企業理文公司、亞洲最大漿紙企業日本王子公司、日本荒川、香港豐林、加拿大嘉漢、廣東信威、海南福萊斯等大批中外林業巨頭紛紛搶灘廣西,投資林業,投資總額達到800、900億元,外資投資改造速豐林已達500多萬畝(廣西當地速豐林總計約有2647萬畝,佔全國35.15%以上)。  

雲南、貴州等地為保證每年的煙草產量,在雨季如有雨雲生成,經常性放炮驅散雲群減少雨量。而由此造成大面積乾旱,在非雨季很難有降雨;而且由於地表乾枯,地下水也很難蓄積。甚至有人預測,如果沒有自然生態林,處於副熱帶高氣壓帶的雲南將可能像沙特阿拉伯一樣乾旱。

根源之三:貪污腐化「植樹造零」 沙化迅速蔓延

去年華北地區遭遇了50年來最嚴重的旱災,有15個省份的農作物生產大面積受損。根據一些專家推測,日前在北方發生的大規模強沙塵暴可能與去年的旱災有關,或者說去年的旱災至少進一步促成了這場沙塵暴。由於去年北方大面積乾旱,造成北方草原植被過早枯死,使表層土壤在今年春天失去了植被根系的固定作用。而近日氣溫的急劇回升,造成了地表土層的水分被迅速風乾,而下層土壤依然處於冰凍狀態,水分無法及時通過毛細作用傳導上來,結果就是表層土壤異常乾燥,又缺少植被的束縛,所以很容易被大風揚起。如果氣溫逐步回升的話,草原土壤的□情應該不錯,濕潤的土壤,發生沙塵暴的概率就會減少很多。


2010年3月22日,沙塵籠罩下的北京首都機場。(法新社)

官方表示投入巨資植樹造林以固沙潤土。但由於官僚主義和貪污腐化,變成「年年種樹不見樹,歲歲造林未見林」的現象,而植樹造林也被民眾譏諷為了「植數造零」。根據官方數字,自開展植樹節以來,歷經30多年,有約110億人次參與植樹,共植樹515億棵。但事實上卻是勞民傷財,形象工程,只栽不養,前植後毀;甚至偽造植樹造林數據套取造林補貼。中央政府曾使用衛星遙測普查植被情況,卻發現東北和華北數省官員虛報植樹造林數目,誇大成績。  

最近十幾年,北方沙塵暴更是日益肆虐,有增無減。中國研究國土沙漠化過程的首席科學家王濤表示:「根據我們以往的研究,我們發現沙漠化土地,在我國北方地區,是呈逐漸加速蔓延的趨勢,比如說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每年以15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蔓延。那麼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後期,每年是以1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蔓延。那麼到2000年,我國北方地區的沙漠化土地,已經達到了38萬平方公里,就是它每年36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蔓延的話,就等於每年我們國家在北方地區,失去一個中等縣的這麼一個範圍。那大範圍的荒漠化土地的蔓延,可以說已經對我們國家的生態安全構成了威脅。」  

扭曲的發展觀是環境問題的總根源

西南大旱與北方沙暴的兩面夾擊,已將中國的環境危機問題凸顯無遺。隨著全球氣候危機的進一步惡化,出現大面積的環境災難的可能性越來越明顯。

潘岳表示,中國環境問題的根源是扭曲的發展觀。長期以來,很多人認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就等於發展,只要經濟發展了,就有足夠的物質手段來解決現在與未來的各種政治、社會和環境問題。也有人認為,中國可以模仿發達國家走「先發展後治理」的老路。但實際情況是,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結構比發達國家緊張得多,發達國家可以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時候改善環境,而中國可能在人均3000美元時,生態和社會危機交織在一起提前來到,那一點經濟成果根本無法抵擋。當前,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政績的主要指標仍是當地的GDP增長,各種發展規劃都沒有考慮生態環境的情況。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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