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世預言 即將到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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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的《炎黃春秋》第九期刊登了原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的文章,披露了張學良中共黨員的身份,主要證據如下:

一、2001年10月29日,閻明復受命參加張學良的葬禮後去看望開國上將呂正操,呂正操對閻明復等數人說:“張漢公是共產黨員”,張漢公即張學良,字漢卿,公,尊稱。呂正操時任張學良的機要秘書。

二、葉劍英在生時曾對宋黎說“張學良是共產黨員”。宋黎,在中共中央統戰部主持東北軍史整理編輯工作。

三、1986年莫斯科公開的共產國際的檔案中,有1936年7月2日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洛甫(即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發給共產國際關於吸收張學良入黨的請示報告。據說莫斯科沒通過。

共產黨曾派周恩來親自和張學良接觸,從上面的介紹中我們看到張學良在周恩來的統戰下曾要求加入中共。

 

張學良親自寫的歷史和口述歷史現在都出版發行了。在《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張學良說:“我自己給我下個考語: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我什麼都幹,香煙我不抽,抽大煙,那個煙太小。人家是吃喝嫖賭,我是吃喝嫖賭抽,我什麼都幹,我抽鴉片。”(後來戒了,不戒也活不到那麼大年齡)。張學良佩服的人有汪精衛、杜月笙、周恩來等。

張學良一會兒說他沒錯,一會兒又說他是罪人,還是罪魁。大陸作家竇應泰著《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中記載張學良在美國紐約慶賀91壽辰上面對眾多的中外來賓的答謝詞:“但是自我評價是:‘魯莽草芥,膽大妄為。’正如《聖經》中保羅所說:‘我是一個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書中還記載了:“1936年10月5日,周恩來和毛澤東再次聯名給張學良寫信,應該說張學良後來發動的西安事變,與這封信中所敦促的“願先生速起圖之”不無關係。”“1936年10月張學良還給了紅軍法幣五萬元和一萬套冬裝棉衣和藥品。”

竇應泰在他2002年6月的著作《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中提到說: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為張學良夫婦建造的“毅荻書齋”中陳列著“九.一八事變”前夕蔣介石授意張學良不抵抗的《銑電》原件。可是3年以後竇應泰在自己的新著作2005年11月版的《張學良遺稿》中又這樣說:“與張學良相關的若干歷史疑團,將在這部《遺稿》中得到澄清。“九.一八事變”之前究竟有沒有一份蔣氏發來的《銑電》?”最後張學良自己證明了沒有《銑電》。

大陸版的《張學良口述歷史》刪掉了許多內容。包括竇應泰著《張學良遺稿》也是從張學良親筆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中刪選而來的。竇應泰也明確說對《雜憶隨感漫錄》進行了刪節。他說:“尤其對《雜憶隨感漫錄》的最後一章,由於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因此作了整體刪除。我想這樣處理不僅對維護張學良在國內讀者心中固有的形象有益,同時對熱愛崇敬這位西安事變發起人的讀者也是一種補益。”竇應泰也說:張學良親筆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的出版,為祖國大陸眾多“張學家們”提出了一個嚴峻的課題。即:建國以來國內各出版機構汗牛充棟般的張學良出版物,都無一要面對翔實真偽之檢驗。因為張學良畢竟是權威當事人,他對自己人生經歷的回憶,無疑有著不容置辯的權威性。竇應泰也說:自己寫張學良的所有著作也要在《雜憶隨感漫錄》等資料面前接受核對總和鑒別。張學良自己也說別人寫他的書“多不正確。常使我大笑不止。”

《張學良遺稿》中記載:張學良“對總裁的瞻仰(蔣介石)當西安事變之後,我感其剛毅嚴正,又親見其機密日記,知其對日問題,忍辱負重,深謀遠慮,具有臨最後關頭。奮鬥到底,堅強的決心。使我慚愧追悔萬分,我雖忝列門牆,未能窺其堂奧,自信不堅,為浮言所動搖。因之,懸崖勒馬,願自犧牲以贖罪。“總統”說:西安事變,對於國家損失太大了!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

張學良在多次回憶中說到是蔣介石阻止他去南京,是自己堅持要去南京的。張學良還說如果自己的部下這樣,自己會槍斃他的。

在海外版《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張學良說杜月笙說過一句話:“共產黨還能幹朋友呀?” 張學良說這是杜月笙的一句名言!

在談到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說:“我要正式聲明,就是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裏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的,不是的!這個絕對不是的,不是事實。”張學良說:“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日本呢,我沒把日本看透。……我就沒想到日本會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引者注),對這件事情,我事先沒料到,我情報也不夠,我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我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不要惹事啊,受點委屈,我們在歷史上都是這樣的辦法啊!假使我知道這個事情化不了,那我就不同了,我的處置就不同了。”

 

張學良說:“這就是我剛才給你解釋九一八事變的這個我的所謂不抵抗,我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張學良說:“蔣公給我指令?不是,不是,不是!這是共產黨方面或誰寫的玩意兒?這是我個人的事,不怪蔣公不蔣公的,不是政府的事,政府沒有這樣做。”“根本,那個九一八事變,我們也不知道,我怎能向政府請示說:“九一八事變,你怎麼辦?”……事情還沒來。我請示說日本人要來怎麼怎麼的?不是這樣的!是不是?不是這樣的!那個事情還沒發生呢,我怎麼請示?待事情出來了,我可以,是不是?”“有人說蔣公打電報給我,我還拿一個皮包,把電報每天帶在身上?花說、花說,瞎說、瞎說!沒這個事情,瞎說,外頭瞎說!”“所以我這個人說話,咱們得正經說話啊。我這個人,從來不諉過於人呐,這是事實!所以,我要聲明的,這個最要緊的一點,這是事實。你剛才說的這個事呢,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的事情啊,是我的責任啊!”。“所以這是我講的九一八事變,我這個人是,整個的歷史跟外邊所說的話不一樣。那外邊所說的話,意思是給我解(卸)過,我不,我不承認,我不,我的過是我的過。我的過是我的過!”

張學良談到西安事變時說:“周恩來說:如果你能夠做得到,那我們共產黨啊,我們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你能領導我們,我們更願意。”張學良說:“那麼,也許我上了周恩來的當也不一定,”“他(周恩來)說:‘我們絕對服從你指揮,跟著你作戰。’合作啊,都說好了。”張學良有沒有上當?明白人都知道共產黨是不可能歸你張學良領導的。

 

張學良還說:“所以我就說,中央啊,事情也都過去了。(今天)我已九十歲了,我也不怕了,中央糊塗(指國民黨中央),他就一直不曉得我與共產黨有聯絡。後來戴先生(戴笠)我倆見面,他說,我真沒想到你。我說你那些特務,盡扯蛋特務。你特務什麼了?你特務!”

張學良說閻錫山吃了很大的虧!軍隊給共產黨帶跑了。張學良又說:“當然,後來人也說:你(張學良)傻瓜,共產黨把東北軍給你帶走了,走了。”張學良說中央被蒙了,他說:“所以我說,咱們中央過去是大失敗,它的軍官學校叫共產黨給滲透了,”張學良說自己的弟弟張學思是共產黨,他說:“東北後來掉到共產黨手裏,張學思有很大的功勞,張學思後來被共產黨給害死了,”張學良說:“共產黨歡迎我幹什麼?歡迎我回大陸,文化大革命呀?我們奉天呐,有一句土話:‘貓給耗子舔鼻樑骨’沒安好心!”

至於楊虎城,原是西北軍將領、倒戈軍閥馮玉祥舊部,是謂舊軍人出身的新軍閥。既參加過馮的叛變,又是擁一省軍政大權的軍政領袖。據資料記載,1927年冬,楊虎城提出過加入共產黨的申請,丁雍年《西安事變前的中共和楊虎城的關係》中顯示,那一次,楊虎城加入中共的要求未獲批准。

 

西安事變前夕楊虎城、張學良身邊已聚集了許多共產黨的特務。地下黨員劉鼎,經宋慶齡介紹到張學良身邊。張學良也回憶說到自己身邊有共產黨派駐的代表劉鼎,還說:“而後同中共聯絡,多有劉鼎任奔走。”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表揚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而楊虎城的身邊,夫人謝葆真直接就是共產黨,在楊的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後來官至外交部副部長的共產黨人王炳南,當時是楊公館的座上客。正是他們這些楊、張周圍的許多中共黨員直接策劃了這次兵變。

事變之初,中共的領導人很想殺掉蔣介石,以報圍剿之仇。當時中共在陝北力量已經很弱小,處於一役就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困境,中共盡其煽、騙之能事,策動張、楊兵變。由於意在殺蔣的西安事變,只能造成中國群龍無首和分裂、混亂,進而造成中國迅速為日本所亡,其結果必然導致蘇俄面臨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險。因此,史達林才會一聽到事變的消息,立即親自擬電命令中共,一是懷疑西安事變是“日本間諜所為”,二是絕不容許中共殺蔣。史達林出於牽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蘇聯的需要,要中共借機二次國共合作。中華民國最高統帥的這條老命竟掌握在一個外國鬼子新沙皇 ——史達林的手裏,他要他死,他就要死;他要他活,他就要活。

蘇共《真理報》和《消息報》相繼發表社論抨擊張楊的舉動,認為這將導致中國內戰,日本坐收魚翁之利。張國濤的回憶錄也提到當時曾接到史達林措辭很嚴厲的一封電報。毛澤東、周恩來等本已準備在延安公審蔣介石,但迫于蘇共的壓力,中共立刻改變腔調,只好派周恩來去勸張學良釋放蔣。以聯合抗日為名,迫使蔣介石接受二次國共合作。共產黨策動兵變在先,把蔣介石置於屠刀之下,卻又轉過身來唱紅臉,逼著蔣介石答應再次接納共產黨。中共不僅躲過滅頂之災,而且得以二次附體國民政府,紅軍變成了八路軍,再次發展壯大。中共之狡詐欺騙,不可不稱高手。

共產黨稱張學良、楊虎城是千古功臣,那是站在共產黨的角度上講的,他們救了共產黨的命,對共產黨確實有功。但是站在人民的角度上看,沒有西安事變就沒有共產黨的奪取政權,就沒有共產黨奪取政權後的歷次運動和運動中人民的大批被屠殺。因為同是中國土地的臺灣、香港、澳門根本就沒有歷次運動和大批的人民被屠殺?大陸上之所以屠殺了八千萬人民就是有了中國共產黨。張學良後來大概也看到了這一點,他晚年信基督教、常常在耶穌像前懺悔。張學良獲得自由來到美國定居後,中共政府多次捎話邀請他回大陸,還派張學良的老部下中共的呂正操上將專程飛往紐約,勸張學良回大陸,但都給他推了。他晚年寧願定居美國、寧願死在美國,也不回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

 

8、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是什麼?是革誰的命?

西安事變,中共迫使蔣介石接受二次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曾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向他們保證下列四項:其中(3)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按理該一致對外革日本鬼子的命了吧。可是沒有,毛澤東要革的仍然是國民黨的命。毛澤東在《毛選•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中說:“(一一)為了和平、民主和抗戰,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曾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向他們保證下列四項:

(1)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2)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4)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

大家看到了保證的不錯吧,“四項保證中(3)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可是就在這同一篇文章中毛澤東談著談著就變了,變成了如何奪取國民黨領導權的問題:“(一七)無產階級怎樣經過它的政黨實現對於全國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呢?首先,——”談著談著就變成了如何推翻中華民國建立專制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的民主共和國,——它的前途雖仍然有走上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時又有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的可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力爭這後一個前途。”大家看到了國難當頭,毛澤東為他的黨、軍隊寫了這篇名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文章。可是它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實質仍然是奪取國民黨領導權、推翻《中華民國》。高喊著革命,不是革日本鬼子的命,而是革抗日救國的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命。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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