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4日訊】我讀了《大紀元》的《九評共產黨》，想起了我的童年。我小的時候，中國正處在三年自然災難的飢餓年代，有很多人餓死了。可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地方官員在全國有幾十億斤的糧食庫存，他們並沒有開倉放糧。明明知道各地正發生大面積的飢餓死人的情況後，他們還大幅度增加全國的徵糧額度。更殘忍的是當權者動用強大的政府機器，封鎖消息，嚴禁饑民逃荒。有誰敢說出事實，揭露真相，就會被當局定罪、關押、虐待，甚至失去生命。據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被餓死的人數達三千六百萬，相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的總和，遠遠超過八年抗日戰爭中國死亡人數。我雖然能活過來了，但是想到那麼多餓死的老百姓，我不會感謝中國當權者。
從我記事起到今天，我愛中華民族，愛我的父母，可是我的父親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他是為我而死的。我記得小的時候，一次跟著母親去集市，拿著父親一個月的工資，大概30多元，母親買了兩種地瓜干，一種好一點，另一種是長毛髮霉的。父母把好的留給我們孩子們吃，自己吃發霉的，我們全家人要吃到下一個月父親開工資才能有錢再買。我記得當權者還在學校搞憶苦思甜，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批鬥四類份子，打倒地主、富農和資本家，打倒右派，打倒臭老九。我親眼看到那些被斗的教師，和出生不好的人。他們挨斗的場面使我至今難以忘懷。這就是童年給我留下的記憶。我在學校裡什麼也沒有學到，只知道喊，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我進了工廠，我幹的是一名電氣焊工。車間裡安排我的工作，我總是提前完成，然後回家幹我的木工活。但是，每月廠裡發獎金，從來不發給我，被車間主任扣下了。他們不但貪污了我的獎金，對我們這樣一般的工人處處不公平，一氣之下，我就辭職不幹了。
我向朋友門借了些錢，開起了自己的公司，是一家沙發廠。我把自己生產的產品分到各大百貨商店去代銷，我對自己的產品充滿信心。可是，情況完全不像我想像的那樣，各種款式的沙發都銷不動。後來我才知道，要想掙錢，上到百貨商場的總經理、會計，下到營業員都需要錢來打點，他們才會推銷你的產品。不然，合同時間一到，就要半價處理你的產品，或者，你就得把沒賣掉的貨全部拉走。他們拖欠我的貨款達到一百多萬。我多次到他們公司去要帳，每次都是空手而歸。他們想盡各種方法拖欠。而公司的分管經理和營業員利用中午休息的時間賭博，集團的老總則在星級酒店，花天酒地地享受。兩家國營企業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宣佈破產的。在他們破產之前，我曾多次到主要負責人家去討帳，他們就找黑社會的人來嚇唬我。沒法子了，我只好到他們集團所在的區法院去投訴他們，法院要我找商場的各級經辦人，一級級地投訴，而每次起訴都要交起訴費。算起來要好幾萬。後來我又得知，這個區法院的主要辦事人員和商場的老總稱兄道弟。就是交了錢，也打不贏這門官司，反而會受到傷害。另外一家倒閉的商場在山東的棗莊，朋友勸我不要去要帳，因為去了恐怕連性命都保不住。
當我失去了自己的公司，沒有基本生活費，吃不上飯的時候，我到街道辦事處去申請最低生活費，居委會主任把我一把推了出來，說你現在沒有資格領失業金，等你得了重病的時候再來。現在的中國當權者無視百姓的疾苦，肆意侵佔我們的私人財產，更可惡的是不幸的人們，在財產被侵佔之後，稍有不滿，還要遭受關押、虐待，甚至有喪失生命的危險。在法制國家，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得到政府的保護。但是在獨裁政府的統治下，財富反而會給自己和家人帶來災難。
現在的中國是有權有勢人的世界，普通老百姓連住房都買不起，溫飽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窮苦的山村連自來水都喝不上。山區的孩子們沒有地方讀書。很多貧困地區的孩子住在湖上的破船裡，喝的是湖裡污染的髒水。而現在的當權者，龐大的開銷，他們明目張膽地吃喝玩樂，貪污腐化，開的是名牌車。這些國營集團老總在全國各地名勝地點購買自己的豪宅，修建所謂的渡假村。各市區利用公款建設豪華的辦公大樓，配套齊全，吃喝玩樂一體化。共產黨的腐敗自由化，老百姓不敢看，也不敢問。中國的窮苦的百姓還有希望嗎？那些住在破船上的孩子到現在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是農民的孩子，為什麼他們的生活和城市的孩子完全不一樣。這些孩子的身上永遠背著一個中國等級最低、最受人歧視的身份。
我的親生經歷和我的所見所聞使我對共產黨的獨裁不再抱任何幻想。民主是中國政體改革的唯一希望。海外的華人應該一起呼籲中國的當權者立即停止對熱愛民主的大陸人士，如高智晟、郭泉、胡佳、陳光誠等人的迫害。為那些在六四中死亡的手無寸鐵的學生平反，向死難者家屬公開道歉，賠償損失。六四過去快二十一個年頭了，今天的天安門廣場仍然戒備森嚴，武裝警察比比皆是，哪裏像個人民的廣場？中國的經濟發展必將導致人民對政治制度改革的需要，而六四的冤案一天不平反，中國的民主進程就一天不能實現。
2010 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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