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易》和《中庸》兩書看到，天命（天道）不可說，前面我們已分析過，他要在極虛靜、無思、無為的境況下才能有所悟覺。就是說，這個悟覺，是極個人「吾」的事，是「吾」的感悟，這個天命是不可說的。孔子非常高明，以「仁」說道，但他的仁是什麼，夫子不說清楚，其仁是沒有一個確切的概念的。當代大儒牟宗三曾引用宋儒陸象山的話說「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1為什麼「言渾」呢？牟宗三先生有深刻的論述，他認為到了知天命的聖人境界，是不可言的，且不可以訓，我們只能從聖人的「跡」上尋覓。既然這個「天命」不可言說，是非常個體的「吾」悟的事（可參閱本人論著《通往天人合一之路》，黃花崗雜誌社出版，2009年版。一書論〈古人「吾」之哲學觀〉一章），而後儒既把它與有所作為的「仁義」道德相提並論，這就產生悖論了。仁義是可言、可訓的道德教條，而天道是「無聲、無臭」，看不見摸不著的，將兩者並列，連繫在一起來說就不通了。王弼說天道，不得不借老莊的道來解；而宋明的道學說多了，則弱化了儒「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教化功能。清儒，如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等，都對宋明儒學空言性學，少談體用很有意見。這些人對宋明理學玄談來個反動，大講體用功夫。實則前面我們已分析過，你不講天道，則沒有了本體；你講本體天道，則必須是玄談的（天道無聲無臭）。我在我的《通往天人合一之路》讚嘆孔子高明睿智，他不把仁的概念說清楚，對下民眾可以達到教化的功能，對上少數精英，你求索不盡，仁可以給你安身立命。我們看宗教的功能正是如此。如基督教的上帝，人是不能超越祂的，祂是萬能的。假如說人的智慧可以窮極祂，那祂就不是神了。孔子的天命，他是給極聰明的人而設置的，不是作為教化用的，即是給君子踐仁的一個最高境界。「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中庸》說：「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2那些小人百姓，是不能理解天道的。即使你認為得了天命，成為聖人、神人，你也不能說，說出來就不是聖人、神人了。孟子有說：「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3說出來就被人知道了，這怎麼是「神」呢？故天命是不可說的，我們所要做的，只是不可說而說之，這個功夫就是「玄談」。天道不用玄談的功夫是不可能「知天命」的。我稱儒這個「天道」為意中之意，儒先把天道說成是萬物、萬事演變的規律，宇宙運行的法則，然後用人的意識去包裝這個天道，而此就知天命了。這個知天命與康德的「實踐理性」相類似，也是作目的論靜觀的功夫。清儒指責宋明理學空言性命是無道理的。沒有「知天命」，儒家的理論就欠缺了，其完善論就不可能成立了。但我們從清儒批判宋明理學中亦可以看出儒的天道與人道有脫節：儘管孟子用「集義」來達到其所謂的「浩然之氣」與天道貫通；朱熹講理和氣互相辯證，最終達致天人合一。但我們從歷代儒家得天命的論述來看，即聖人得天道來看，都是作無體、無為的功夫的。既然聖人無體，不可言，且又不可訓，那聖人的那個境界，與你儒那套講立教貫體，講有所作為，可以言，又可以訓的仁義道德是否是相通的呢？顯然是矛盾的。我讀大儒牟宗三的書，覺得有一個不可思義的是，他說佛、道都能圓達至善，但這個圓是偏圓，不是正圓，唯有儒才是正圓，最完善。牟先生何以有偏圓與正圓之分呢？原來牟先生認為，佛、道沒有儒家講生生息息的創生論，即沒有講「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論，佛是直接跳到「空、寂」的清淨心去圓善；道是直接跳到「虛無」的無為心去悟道。故兩者均為偏圓，而儒家才是正圓。但牟宗三先生論到最高圓善的境界時，儒、道、佛都可與天地溶為一體，達致完善的境界。就是說，這三者所達的最高境界都是一樣的（見牟宗三《圓教論》）。那麼，下面儒所講的「仁義」道德論、佛所講的「空、寂」論、道所講的「損無」論就是方法論。即採取何種方法達至圓善。而在最高善那裡，是無對、無執、無矛盾狀態下的善，用牟先生的話說，就是「聖人無體，又不可以訓」的圓善境界。那麼佛、道所講那套「空、寂」、「損無」的方法論就比較直接了當，是正確的方法論了。既然人的所作所為都是有對有執的，對圓善沒有好處，我們就應當排除掉它。以此來看，儒所作的仁義道德論，所執著的教化，對最高圓善來說，是多餘的了。你儒說了那麼多的道德教化論，如何「仁義禮智信」，最後還得講「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方法論。這與佛、道「空、寂」、「損無」的方法論有多大的差別？故我說儒將道德教化與天道直接捆綁在一起，以可說的「仁義道德」來說天命是多此一舉。實則兩者沒有必然的連繫。(待續)＠
1《牟宗三集》，中國群言出版社，1993年12月版，506頁。
2《大學、中庸》，華語教學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101頁。
3《孟子》，臺灣智揚出版社，民國83年版，40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