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9日訊】（新紀元周刊第182期） 修改的政改方案已經於6月在香港社會的爭議聲中通過，圍繞著事件的迷團，隨著民主黨於7月8日發表的報告而漸露端倪，促成民主黨與中共政權的談判背後牽涉到梁愛詩以及傳媒人士，媒體角色遭質疑。
6月25日，2012政改方案在香港立法會經過三天的辯論後，獲得大多數議員通過。投支持票的民主黨於7月8日發表了長達四十五頁的《政改六人工作小組報告》，公開了該黨與中共政權就政改對話會談的過程和內容，當中提到《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做為中間人角色，於今年2月12日主動來電，雙方約定在2 月17日會面。
捲入政治談判 角色令人生疑
7月9日，梁愛詩發表聲明澄清雙方的首次接觸，並非報告所指的2月，而是去年12月底一個由「友好安排」的飯局，席間民主黨主動提出欲與北京當局對話。民主黨隨後回應指確有其事。回應內容中，張文光更透露當天的午餐聚會是經報界友人、《明報》總編緝張健波和《明報》執行總編輯馮成章安排的。
張健波亦於同日在電台節目上證實，去年11、12月，曾安排十個飯局，邀請不同黨派、學者及社會人士會晤，瞭解他們對政改方案的看法，當中一次是宴請梁愛詩、何俊仁及張文光。
事件曝光後，《明報》作為大眾傳媒的角色遭到質疑，有電子媒體質疑張健波是否在製造新聞，張健波回應說，《明報》並未有報導過與飯局有關的新聞，並表示，十次的飯局，是要聽各方對政改方案的不同看法，完全沒有問題。而飯局衍生出來的事情，即非他們安排飯局的人可以控制到的。
民主黨社區主任周偉東說，張健波絕對不是以傳媒人的身份來邀約飯局的：「明眼人都看到，民主黨很多人，要收料也不用找到最高層。另外，梁愛詩也是身份不低的，用不著放兩方在一起。」
周偉東質疑，一般傳媒不會捲入到那麼內幕的政治談判：「作為傳媒，《明報》在港一直有點聲望，當然已經變了，很奇怪，就算是傳媒的老總，如黎智英（《蘋果日報》老闆）會捲入泛民的事件當中，這些會覺得是順理成章，那是因為他一直都很明顯的支持民主的立場，是這樣一個定位。但《明報》總編，不是《明報》大老闆，梁愛詩身份也不低，又約到民主黨高層，選何俊仁、張文光也不是隨便選的。」
獨立辦報起家
《明報》主要讀者群是中產階級、專業人士、經理和企業的決策人，通常有較高的收入和教育程度，因此很多發表政見的廣告，都在《明報》刊登。同時香港的學校常把《明報》列為強制的報紙訂購。
《明報》於1959年始創之際，只是一份走偏鋒的小報，利用一些小市民感興趣的話題，簡而清的馬評，再配上其武俠小說去吸引讀者。
《明報》其媒體的影響力建立於60年代，中國大陸政局動盪時。1963年10月，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對日本記者團發表「核褲論」，聲明「不管中國有多窮，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當時報紙老闆查良鏞立即在《明報》發表題為《要褲子不要核子》社評，反對在貧窮情況下製造原子彈。此論一出引起軒然大波。香港《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香港商報》、《晶報》等左派報章猛烈圍攻《明報》，《明報》發表《我們關於褲核問題的十點立場》社評，甚至不惜以全部版面闡述對「核褲論」自始至終堅持反對的立場。最後因新華社主管廖承志批評左派報章在論戰中的表現，左派報章停止論戰。
1964年10月底，《明報》刊登影片《血手印》宣傳廣告中，有一些較為血腥的驚嚇性詞句，而《明報》則漏印「廣告」二字，因而被誤為新聞報導。《大公報》藉此指責《明報》發表「妖言和妖術」言論，更重提「核褲論」舊事，與其他左派報章再次圍攻《明報》。新華社則指查良鏞的反核言論是「反共反華，親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場」。
經過這些事件後，《明報》因為在論戰中表現獨立報格、堅守立場，贏得較高聲譽。
股東易主 效忠中共
1991年《明報》企業上市，查良鏞任董事長並簽訂三年服務合約，與於品海達成協議，由智才技術性收購《明報》企業。1993年，查良鏞曾對香港總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進行筆戰，同年兩會期間赴北京訪問，並獲江澤民接見。同年4月宣佈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職務，改任名譽主席，更將《明報》集團售予於品海，宣佈全面退休。
資深時事評論員林保華說，《明報》「最左」的時候就是於品海做老闆的時候。1994年查良鏞全面退出《明報》，由于氏出任該集團主席。1996年1月1 日，《明報》發表一篇題為「辦一份中國人的報紙」的元旦社論，強調以中國人的態度、精神和以中國的理念來辦好報紙，讓《明報》能作為香港一份以中國人身份出現的報紙。
結果該社論引起香港社會激烈爭論，對香港的「中國人」身份提出質疑。該社論為《明報》主筆曹景行（現為鳳凰衛視資訊台副台長兼評論員）執筆，再由於品海作潤飾、修改。
林保華在其專欄文章〈看中共太子黨欺壓旺旺蔡〉中指出，社論是於品海向中共表忠心的舉動：「他還沒有讓北京放心，因此在他人生出現挫折時，中共落井下石，某中共太子黨還拒還數億欠債，屬下的媒體王國只能分拆低價轉手給其他愛國商人。（最近他又東山再起入主多維新聞網。）」
至於今次事件為什麼選擇《明報》作中間人？林保華分析說，從《明報》的報導立場來講，最少共產黨擔憂的壞事情：「現在《明報》報導中國的負面消息，也比以前報導少。……《明報》是早早把報導台灣消息放到中國消息的版，而那個中國是插了五星旗的，我前幾年就看到了。」
放棄公信 縱容報導失真
東東心思社社長謝冠東在獨立媒體發表文章〈回應明報張健波的高鐵錯誤理據〉，指2010年1月6日，張健波運用其總編權力：「罕有地以『明報記者張健波』為署名，於頭版加插力撐高鐵的新聞內容，並於社評力撐高鐵。……可是張總的理據錯誤連篇，標題亦具強烈誤導成分，我們深表失望，……」
網誌（blog）光明影事張貼了一位香港市民於2004年「致《明報》總編輯張健波的抗議信」，指自己在「城市論壇」現場拍攝，遭一群在場人士（俗稱維園阿伯）的恐嚇及暴力對待。投訴的市民不滿《明報》對事件的報導手法：「事件被你們的記者創作為一場『因政見不合的小衝突』，本人對於你們的失實報導極為失望及憤怒。你們作為一間極有影響力的報社，自誇『公信第一』，如今卻縱容失實的『創作』，如何取信於香港市民？？」
中共控制 傳媒失真根源
面對現時香港的媒體生態，資深媒體人、中國事務評論員李子慨嘆道，現在香港的媒體基本上全亂了：「真實性、權威性、準確性、教育性這幾個方面都已經拋棄了，大家都走上實惠，能拜金為原則，能夠撈錢，賣出報紙就行了！對社會所發出的是什麼樣的訊息，這一點已經把傳媒的責任忘了。」
李子又認為，這種媒體現象其實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造消息、偷消息、假消息、只要賣錢就行，就和現在的假貨一樣，他們和三聚氰氨奶粉效果是一樣的，起到的毒害作用很大，失去了媒體道德。」
「都市那些日子」網誌上，在文章〈傳媒與田雞粥〉一開始，網主童工回憶回歸前，「曾與某相當資深新聞工作者A談及香港未來。A說，在中共直接控制下，香港原有的特色能撐多久，視乎三個因素：香港司法能否繼續保持獨立；民主派、反對派可否繼續合法存在；香港新聞工作者可否保持獨立和批判性，敢於批判政府及中共。」
文章接著說：「A又說，轉變和控制，不會忽然出現，而是用『溫水煮蛙』手法，逐小逐小改變，當有一天，某些原本以往無法接受、甚至會被批判的事情，忽然被人視為理所當然，那麼，正是在溫水中的青蛙，被『煮熟』的時候。」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