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薩繆爾遜逝世週年 憂思經濟學數理化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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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1月19日訊】光陰似箭,經濟大師、1970年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去世已屆週年,全球正陷於泡沫陰影中,而泡沫經濟的形成與薩繆爾遜傳佈的經濟理論關係密切,此時不免想起他在經濟學的功過。

薩繆爾遜才華洋溢,其涉獵之廣,不僅使他成為全球經濟學界無人不知沒人不曉的人物,亦讓修習經濟學的後學有薩繆爾遜「無所不在」的感覺。在任何一門重要的經濟理論課程上,也都不難發現薩繆爾遜的著作被列為重要參考文獻,甚至還打上了表示必須精讀的記號。

奠定經濟學成為顯學的基礎

薩繆爾遜發表了數百篇擲地有聲的論文,其對經濟理論各學門幾乎都有不凡貢獻,舉凡消費理論、資本理論與時際效率、無替代定理、國際貿易理論、共用財與經濟效率、動態理論與安定性分析,以及乘數與加速原理的綜合等,可說包羅萬象。不過,薩繆爾遜之所以名聞全球,應該不是緣於這些學術成就,最可能的觸媒應有兩樣,一是他長期在《新聞週刊》(Newsweek)上寫專欄,而且和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 1912~2006),針對經濟政策問題長時間打筆戰,引起廣泛的注意,巧的是,兩個針鋒相對的冤家同樣都享年九十四歲。二是薩繆爾遜將經濟學普及化,這全都歸功於他花了三年時間撰寫,在1948年面世的《經濟學》(Economics)一書。

該書出版後洛陽紙貴,曾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其在全球的銷售量被認為僅次於《聖經》。這本基本經濟學教科書之所以暢銷,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齊備,可謂時也、運也、命也。一來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新問題一籮筐,經濟學面臨一種動態階段的挑戰,「馬歇爾計畫」所揭示的政府強力策略抬頭,學生們飢渴的盼望有跟時勢密切連結的入門書;二來薩繆爾遜在當時已有足夠顯赫的學術地位,可以全力撰寫教科書;三來薩繆爾遜精數理,有充分能力在教科書中以簡單明瞭的「數理模式」撰文,讓學習者易於研讀。就在此種環境下,轟動全球的基本經濟學教本於焉誕生,它不但讓經濟學普及成為顯學,也奠定不久之後經濟學列入諾貝爾獎頒授學門的基礎。

人的行為無法僅以量化建立幸福模式

也就是薩繆爾遜的這本教科書,以及他在1947年出版的《經濟分析的基礎》,讓數量分析工具逐漸導入經濟學,而且也將凱因斯理論以此工具傳達給世人。經過半個世紀的演化之後,經濟學數理化竟然喧賓奪主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在當時蓬勃開展,使得經濟學可以從事實證,而「數量化」的結果足以「提出證據」大聲說話,尤其重要的是,能對政府公共政策之影響效果得到數字答案。

不過,蓋棺論定薩繆爾遜帶動的經濟學數理化,卻有非常值得商榷之處。經濟學探索「人的行為」,但人的行為能以數學「標準化」嗎?畢竟人是會思考、有靈魂的個體,就某一個人來說,對於自己都難瞭解了,如何能得知任何另一個人的想法?何況週遭的環境,以及人、事、物都是變化不居的。原理原則是一般性的,但「具體」是怎樣,可說根本不可能得知,因而每個人都需要去摸索、去嘗試,或以別人的經驗作為自身決策的參考,在不斷的失敗當中改進、學習,而人際間、人與自然間也持續演化出規則、秩序來。

雖然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在尋求幸福,但幸福的內涵卻也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只有回到活生生的「個人」身上,讓行為個人決定才是最適當的。市場、競爭、比較利益的決定主體,應該都是個別行為人。就是在形形色色的行為人互動中,激盪出分工合作、各個市場的規則,以及各式各樣的組織。到了薩繆爾遜帶頭將凱因斯經濟學配合著自然科學分析工具的出現,竟然逐漸演變成整體社會可置於一個可以擺弄的模式中,而政府可利用政策工具作「精密調控」,讓活在此模式裡的人都能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儘管稍微思考一下就可知不可思議,但現實世界的人世間卻一直這樣進行著,縱然不斷發生問題,仍然無法改變。在薩繆爾遜逝世週年的此時,正是重新思量的時機!

(小標為編者所下)◇

本文轉自207期【新紀元週刊】「自由評論」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09/89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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