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算命之路(5)︰早行火運大凶

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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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為先天格局,決定一個人的富貴貧賤程度,是由一個人過去累世的德和業所決定。

所以,並不是每個人的格局都在同一個層次中,有的人格局配合得好,富貴之命;有的人格局配合得不好,一生貧苦,這在八字上都可以看得出來。歷代先賢們都勸人要積德行善,才有福報,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命之好壞,真的是由自己做成的,猶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之顯而易見的道理。而世人往往不願明白,只眼盯著自己的今生,不理會自己的前世和來生,便會覺得自己今生的命不好,很冤枉;或為了名利,為所欲為,無惡不作,殊不知又為來世不好的八字種下禍根。

「運」為命格的後天發展歷程,猶如「命」為一粒生命種子,運就是此種子發芽後,所經歷的開花、結果、落葉、歸根的過程。生命種子的性質不同,其後天經歷運程的承受力也不同。如松柏雖久經風霜,仍保持青翠;花草卉木稍經風雨,便飄落凋零,不同格局的命對運程好壞的承受力也不同。

上文分析自造為從金水的假從旺格,命中金水過強,行運則可順不可逆,順其金水旺氣的運則吉,逆其金水之旺氣的運則凶。現在大運又排出來了,是可以驗證的時候了。

先從大方位來看,從四至三十四歲,地支走的是巳午未南方火運,巳午屬火,未屬燥土;再配合天干來看,丁屬火,丙亦屬火,乙屬木,但坐在巳火上,木被火燒。整體看來,此三十年皆以火運和土運為主,最逆金水之旺氣,判為大凶之運也。

事實驗證又是如何呢?以前的文章也曾提到,自己四歲之年,為一九五O年,大陸淪陷共匪之手後一年,父親因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當教師時曾集體加入過國民黨,其後又做過一個報社的總編,一九五O年就被共黨抓去交待問題。

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就因為上述問題被判為歷史反革命,勞改三年,家中經濟主力被抓,立即斷了米路,並成為歷史反革命家屬,嚇得眾叛親離,誰也不敢幫你,躲之還來不及,這還不是大凶之運嗎?

到現在我童年的唯一記憶,就是在一個陰風細雨的早晨,憂鬱的母親用背帶背著我去給父親探監,等著火車經過一條鐵路時的情景。其後家庭生活的不幸和破敗不喻而言。

到第二個大運,十四至二十四歲的丙火午火運,此為一九六O至一九七O年代,更是「屋漏更兼連夜雨,行船偏遇頂頭風」,因為一到一九六O年,中共說是天災人禍,現經揭發出來,其實那時並無大天災,完全是人禍,造成當時大陸人為饑荒,餓死幾千萬人。

父親當然也未能免,一夜之間又被趕到鄉下被迫耕田,得了水腫病幾乎喪命。我們在城裏靠賣以前的舊家具度日,那時母親在民辦小學當代課教師,一月工薪三十二元,要養五口人,而當時一元人民幣只能買一斤番薯,一個月工資只能買三十二斤番薯,如何養活五口人?

當時自己才十三歲,剛讀初中,班主任是一個畢業後留校任教的年輕女政治教師,天天講階級鬥爭,幾乎每星期班會都拿我當例子,說我父親被趕去農村,但黨和政府還照顧我,給我每月八元的助學金,要我對黨感恩戴德云云。

共產黨的邏輯就是這樣,先把你搞到家破人亡,使你懼怕它,然後再給你一點小恩小惠,要你永遠感激它。這就是為什麽當今許多中國人既怕共產黨,但又不敢公開反對它的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反常現象的原因。其時自己才十三、四歲,正是自專心建立的時候,卻無端遭到如此羞辱,其內心滋味可想而知。

此時,非但外禍不斷,家事亦不和。父親完全沒有收入,母親難免婦人之見,一見面就百般埋怨,至終日爭吵。同住的外婆和姨也不想受牽連,希望我們搬出去住。那時自己才十幾歲,放學後簡直不想回家,不願聽到家中無休止的爭吵和受白眼。

所以一到星期天,便整天站在書店裏,免費翻閱書店裏的各類書籍(當然沒錢買了)。從唐詩宋詞,文心雕龍至名人傳記,從古希臘羅馬哲學到西方哲學史,所有能看的都看了,從書中尋找樂趣,避開人生的不幸和煩惱。

那時雖然心情極度沮喪,但自己的學習成績一直在中上水準,尤其是數理等方面理解力較強,最差的當然是靠死記硬背的馬列的政治課了。所以許多同班同學,都幾乎在書店裏看過我,於是便傳到班主任耳裏去。

到下一個星期的班會,我又被點名當例子︰「有的同學自以為學習成績不錯,所以星期天整天站在書店裏看課外書,產生驕傲自滿的情緒……。」真是令自己哭笑不得。

相信當時在全班五十位同學裏,我是第一個最早經歷家庭驟變和人生無常,因為我從其他同學平時的嬉笑玩耍中,就覺得只有自己內心感到鬱鬱不樂,無法與他們嬉笑起來。

其後到了一九六六年,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更是一夜之間紅衛兵上門抄家,勒令父親二十四小時內遷回鄉下。當時真是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母親也受牽連被抓去辦班,皆在此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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