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0月07日訊】
張伯行，字孝先，號敬庵，河南儀封人，清朝康熙年間著名的清官，歷任內閣中書，福建、江蘇巡撫，禮部尚書等。他嚴於律己，愛護百姓，不貪名利，深受康熙皇帝的器重和百姓的愛戴。康熙稱讚其為「操守為天下清官第一」。
張伯行生於書香世家，他的祖父、父親都熟讀孔孟之書，他七歲那年，他的父親對他說：「宋朝周、張、（二）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荀、孟之傳者也，他日務讀其書。」張伯行恪遵家教，天天誦讀、手抄儒家經典，十三歲時已熟讀了《四書》、《五經》、周張程朱之書等。康熙二十四年考中進士，任內閣中書科中書。在他以後幾十年的為官生涯中，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治河、救災、廉政、養民、教民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業績。
惠澤於民行善政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儀封地方連降大雨，河水猛漲，城北舊堤立現潰決。在這危急時刻，當時因父喪而「丁憂」在家的張伯行挺身而出，自發地率領民眾裝沙土袋堵塞決口，使損失降到了最低。河道總督張鵬翮知道此事後向康熙疏薦張伯行，言其「堪理河務」。一向重視黃河治理、亟需治河人才的康熙諭旨：命張伯行以原銜（內閣中書科中書）赴河工，督修黃河南岸二百餘里大堤及馬家港、東壩、高家堰水利工程。張伯行上「治河議」十條，系統地提出了對黃河、淮河、運河的治理方案，並親自督修，「往來督催，無時即安」，奔波了三年時間，圓滿地完成了此項任務，因治水成績卓著授補濟寧道。
康熙四十二年，張伯行上任濟寧道時，正值歲荒，他便傾其家資買米、制棉衣賑濟災民。皇上命令各道救濟災民，張伯行奉旨開倉拿出倉谷二萬二千六百石有餘賑濟汶上、陽谷等縣人民。山東布政使責其「專擅」，準備上疏彈劾，張伯行說：「皇上有旨救災，不能說是擅自動用；皇上視民如傷，賑濟災民乃是廣佈皇恩。若官倉有餘粟，田野有饑莩，才是本官之罪，應該以倉谷為重呢？還是以人命為重？」布政使於是停止彈劾事。在濟寧，張伯行還以治河為己任，他根據自己的實踐，參酌古人治水經驗，提出治水的原則是：「補偏救弊，相時度勢，毋拘成格，毋循覆轍，善為之節宣」，其治河的思想主張及實踐都保存在他自編的《居濟一得》一書之中。康熙第五次南巡時，見濟寧一段運河河道暢通，特召見張伯行，贊其治河有方而有功，賜予其「布澤安流」匾額。
張伯行兢兢業業，在任上為民做了很多好事，如他任福建巡撫時，上疏請求免去台灣、鳳山、諸羅三縣因災荒而欠交的賦稅，獲准；他看到當時福建地方人多地少，每年的糧食要從他省購買，但前幾任官員從不過問此事，致使奸商投機牟取暴利，百姓苦不堪言，當即決定由政府從江西等地買來糧食，再平價賣給百姓，撫民安民；他大力扶持清官廉吏，保舉了一批學問醇正、志操潔清的官吏，如陳鵬年、焦映漢、臧大受、李發甲、余正健和陳璸等人，皆為國家有用之才。張伯行抑惡揚善，使當地民風淳樸，官清民樂。康熙稱讚他說：「凡為大臣，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為巡撫時，凡地方情形，米麥價值，皆不時奏聞，是真能以百姓為心者也。」
清白之名聞天下
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張伯行任江蘇按察使。他秉性耿直，從不巴結上司，有人讓他送禮交際，他拒絕說：「我為清官，豈能辦此！」不但如此，他在任內興利除弊，因而得罪了總督和巡撫，常受到他們的排擠。第二年的正月，康熙南巡到達江蘇，對隨從的臣子們說：「朕訪知張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是「江南第一清官」。到了蘇州，召見眾臣，命督撫們舉薦賢能官，督撫們舉薦了一些人，卻沒有張伯行。康熙對總督、巡撫申斥道：「朕聽說張伯行居官清廉，是個難得的國家棟樑之才，你們卻不舉薦！」說完又轉向張伯行：「朕很瞭解你，他們不舉薦你，朕舉薦你。將來你要居官而善，天下會以朕為知人。」當場提升張伯行為福建巡撫，並賜予其「廉惠宣猷」匾額，表彰他是清廉仁惠的榜樣。
康熙四十八年，張伯行奉旨調任江蘇巡撫。他一到任，為杜絕送禮者，嚴禁徇私舞弊之風，便向全省發佈一道政令《禁止饋送檄》：「一黍一銖，皆民脂膏，寬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賜；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雖曰交際之常，於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本都院水薛盟心，各司道亦激揚同志，務期苞苴永杜，庶幾風化日隆」，這則堪稱為「金繩鐵矩」的檄文，字字句句擲地有聲，廣大士民交口稱讚。張伯行嚴格約束全省各地屬員，而他自己則率先示範，杜饋送，處處節儉，不納分毫，他還寫了「一字詩」以明其志：「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至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誰雲交際之事，廉恥實傷；若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
他從福建調任江蘇巡撫，整個路費僅花一兩銀子，令人感歎，先派旗牌官至江蘇，通令禁止官員科派百姓舖陳衙署，「及入署，四壁蕭然，乃恬然安之」。張伯行在外做官三十餘年，「未嘗攜眷」，每次上任，所帶隨從人員很少。日用儉樸、費用自理，一切屬於私人的花銷包括米麥蔬菜、衣服穿戴，甚至是磨面的牛、石碾都是從河南老家運來。在他離開福建、江蘇等任上時，當地的百姓都揮淚相送，感念其政績，稱讚他：任官數年，「止飲江南一杯水」。
康熙五十年，江南鄉試，兩江總督噶禮接受賄賂、縱容舞弊，張伯行不畏權貴，上書朝廷將噶禮革職。噶禮惶惶不安，先派人私下找張伯行說和，遭拒；又進行威脅，張伯行道：「聖明在上，我何懼焉！」噶禮於是羅織罪名，上疏誣陷張伯行七宗罪。康熙命二人俱解任，交由戶部尚書穆和倫、工部尚書張廷樞審理。穆、張二人不想得罪噶禮，對其有意袒護，稱張伯行「所奏全虛，應革職」；噶禮「所奏，有實有虛，應留任」。康熙見他們有意掩飾真相，斥責道：「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無不盡知」，而噶禮「性喜生事，未聞有清正之名，朕不能信」，他「屢次具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操守為天下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諭旨見在噶禮處。此所議是非顛倒」，命九卿、詹事、科道據實再議。再議作出了判決，將噶禮革職，張伯行復任。
篤學尚德施教化
張伯行認為聖人之道必可學，一生孜孜求學，躬身倡導。在從政之後，無論在鞍馬、舟車之上，無論是在何等困境之中，他都手不釋卷，讀書研究不分晝夜和寒暑。他認為學聖賢之道，應當把「主敬」放在首位，嘗言「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學莫先於主敬」。張伯行指出：做人當立志遠大，「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負乎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他認為人在任何環境中要遵從天理、道義，「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真，亦必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而後於道理上守之愈固」、「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以理處之耳，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他指出學者中有「只求做官，不求做人」的現象，「蓋務舉業，飾文辭，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為先，以綱常名教為重，以孝弟忠信為實修，以禮儀廉恥為防檢，此求做人者也。做人好，做官自好；只求做官，決不能為好官」。他提出：「何以為學？曰致知力行。何以為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處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溫厚和平。此五者，其庶幾乎？」張伯行曾被譽為當時「理學名臣之冠」。
張伯行非常重視教化，他不論走到哪裡都大興文教，講孔孟之道、聖賢之理、宋明之理學、倫理綱常等。他在家鄉設義學，自建了「請見書院」。後來，他到哪裡做官，就在哪裡設書院。如在濟寧道時，自己出資辦了「清源書院」、「夏鎮書院」；在福建，設「鰲峰書院」；在江蘇，設「紫陽書院」，這些書院的設立，吸引了大江南北的文人士子，也培養了很多青年人才。他還拿出自家的藏書，並廣招賢士，搜集先賢聖哲的文集，校訂刊印，用來教學生。他每在從政之暇親至書院講學，與學子們談論。
張伯行一生著述甚豐，有《正誼堂文集》、《道統錄》、《學規類編》、《性理正宗》、《廣近思錄》等書，並傳於世。他還寫了很多詩歌給人以啟迪、勉勵，如他在《雲》中寫道：「靈山藏雲根，鬱鬱生巖竇。直上九天表，須臾彌宇宙。乘時作霖雨，遂使嘉禾秀。膏澤遍蒼生，普世登仁壽。不自居其功，飄然復歸岫」。
張伯行操行端正，渾身上下洋溢著一股浩然正氣，其言行集中體現了我國古代清官的傳統美德和優秀思想。康熙對他多次表彰、擢升，讚揚他「居官清正」，「操守清潔，立志不移」。他的心裡始終存有古聖賢鐵肩擔道義的理想和正直品格，鼓舞著後人無論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真理，堅守道德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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