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1月22日訊】（一） 鳥籠裡的民權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國家都掛上了共和的招牌，實際上卻是一點的民主都沒有。中國現在的頑固派也正是這樣。他們口裡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
“中國缺少的東西果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不好辦。”
以上兩段文字摘引自毛選二卷《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發聲於1940年時的陝北延安。今天看到的人不免啞然失笑，看得出即使在國難當頭的時期，毛澤東還要把民主的啟蒙與民族存亡的抗戰並列為兩件“頭等重要的大事！”
此時毛澤東心目中，真正的敵人還是國民黨。念念不忘的還是要奪取國家政權。抗戰中坐大後的毛澤東在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記者問時說：“中國是有缺陷而且是很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民主。只要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如今在大陸執政已達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共，又把民主這件頭等大事辦得怎麼樣了呢？什麼是他有力的政治呢？
這些歲月裡的往事，為當局所掩埋的真相都長期深刻在人們的記憶中。凡仰民主為真理的踐行者或投以關懷的同情者，無論體制內外、先來後到都成為歷史或現行反革命、右派分子或犯有洩露國家機密、顛覆國家政權罪…..都是中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尤其直接而典型的是1957年那場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那是一個征服中國民主黨派、消滅民主傳承、打斷民族脊樑的陽謀。當年正是這些革命的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天真地把四十年代從延安發出的微弱聲音，頻頻放大到民國的主流社會，幫了共產黨人的忙。
當這座民主的“橋樑”被用過之後，便統統成了要清除的垃圾。前幾年由笑蜀先生把它收編成書起名《歷史的先聲》在臺灣出版。立即遭到封殺，為什麼連自己的話的要藏起來呢？
政治制度的好壞會化作一個國家全體人民的真實命運，它在規範社會的同時也是一種示範。制度的靈魂是潛移默化的，它的罪惡往往是找不到兇手的。壞的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好的文化變壞、我們正在為延續這個偽劣的制度付出越來越沉重的代價。正直的國人們，無不對身處這個以權、錢、色為人生崇拜，黑暗、詭秘、冷酷的社會深痛惡極。貪贓枉法嫡傳的官/富二代為所欲為；道德滑坡以至於連一個兩歲女童被汽車壓倒在地，近二十人次目睹都無動於衷，最後要由一個拾荒著呼救。那一雙新生代小手，微弱的舞動如同風中的殘燭！從制度到文化，從精神到食品充斥著冒牌、偽劣產品，每每含有未明的毒素。而往日的國民黨党主尚能頌習聖經，党國定有從訓政到憲政的路線，人民還有魯迅乃至共党那樣的自由，還有一扇通往憲政的大門遲早可以打開。
今天我們的民權坐落在已故憲政專家（宋教仁）荒涼的墓地。我們的民心被烹飪為國家神壇上的祭品。我們的民意已化為上訪路上的塵土，或俠客、弱女手中的利器，或人體自焚的火焰，或化作飛向紐約聯合國廣場的麻雀。
1989年學生在天安門絕食下跪要求與政府對話的權利，中共公然違憲鐵血屠殺而從無懺悔。實比當年長跪不起的段祺瑞軍閥政府還不如。當時身為最高權力機構人大委員長的萬里，連召開會議的權力都沒有。儘管也有支持學生的立場，但作為一個受組織操控的黨員，他又能做什麼呢？反黨的罪名是他不能承受之重。這個1905年起源於俄共（布）蘇維埃政權模式的“人民代表大會”，真的擁有憲法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嗎？！誰相信一個自身都沒有民主的政治集團能開創中國的政治現代文明！那幾個常委不就是中南海裡陰魂不散的朝廷嗎？
2004年底中國這塊千年沉默無言的石頭說了話。在那信仰缺失的年代，民間最大的“真、善、忍”健身修煉群體發出的《九評共產黨》，是人民站在祖國文化傳統立場上，對外來的共產黨及其党文化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同時展開了持久的退黨運動，爭取人性的回歸、道德的重建。他以里程碑式的告示：凡是党要把人民作為它政治生命的泥土的時候，人民可以說：不！人民有權說：不！
上書中共中央的維權律師高智晟、正在受處無期徒刑的王秉章博士,還有構陷無辜的法輪功民眾，不經任何法律程式地將3,450人（有確實姓名、照片）迫害（或成人體器官移植的供體）致死。觸犯中共政治專利的1,400多名記者作家至今被監禁勞改。應視作濫權貪污法庭證人的無數訪民被抓捕追殺、最近西藏有九名憎人因被迫失望而自焚…它所引發的基本人權災難舉世矚目。然民主的底線是不以言論信仰治罪。憲政的神聖在於他高於一切，他是政黨政治應有的太陽和天空。
共和國的基本精神是共治、共有、共用，是和平的權力均衡。共有就是國家不可成為任何個人集團、政黨或階級的私產！公器不得私用，軍隊必須屬於國家所有，只能用於禦外，不做任何黨政的家丁。國庫為稅民所享：政黨活動絕對自費，昔日國民黨自置產業尚有清楚的界限，已謂逅病！那御用的兩會（人大、政協）每年的巨額開銷，誰養得起誰養。一個強大公民社會的存在，就是制約權力野性的籠子。公民投票是共治的首要。憲政架構下平等競選的政黨，是多元思想文化和各個階層利益的代表。獨裁的中共以國家/政府的名義、黑社會的手段鎮壓廣泛而強烈的民意，本能地警惕任何群眾團體、政黨的形成。每每把民主的胎兒扼殺在萌芽狀態，如此的党國穩定卻醞釀著最大的社會危機！熔岩終將噴薄而出。
國家與社會並未真正區分，統治者擁有最高權力，可以國家利益為由限制人民權利的國家叫員警國家。一個經不起言論的政府就是一個有問題的政府，一個絕對禁止言論的政府必是一個藏汙納垢的反動政府。中央集權一切全能總體統治，一切決策、政治權力、經濟利益沒有第二個政黨團體可以分享的即為集權主義。一種以國家興起為旗號的集權和一個以民族為優先的納粹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在以一種並無生命的抽像（表像）在奴役人民，蔑視人權、貶低生命的價值。
這個權貴集團的倒行逆施已經遭到全民（包括少數民族）不同形式的抵抗，維護党國穩定的執政成本已高達萬億，業已超過軍費的開支或全民醫保福利體系的費用。足以表明該政權的寄生性、掠奪性，它與人民的關係如同冰火深刻的對立。十三億人民被綁架著與一個並不代表自身利益的專制政體共命運。
我們推翻了君主專制，又重陷黨主專制。黨是國家的核心，國家的核心利益就代表著党的利益。內政的性質決定了國家主權的操守和行為。很不幸，這種價值參照體系中的對外關係，找不到真正的國家-人民利益的考慮，連起碼的敵、友都分辨不清。現在的國家主權在聯合國的投票中總是本能地站在獨裁統治者的立場，我們的民族被專制的大國所代表著。堂堂國家領導人在世界上與金日成/金正日、薩達姆、卡紮非等獨裁者一起排名。近年多名到訪海外的党國領導人，因鎮壓法輪群體被當地法庭以種族滅絕罪起訴。他們也有面臨法律的時候，他們也有收到傳票的恐懼。此間如還不問性別地欣賞著我們經濟的崛起，還自誇著我們文化的優秀真不知從何說起。
在辛亥百年緬懷先烈的莊嚴時刻，我們要找到紀念的理由，詰問紀念的目的。我們必須負起歷史的責任，反思馬克思學說和列寧主義對中國民主革命之殤。孫中山先生是打破舊制度的榜樣，我們還需要有一大批從各方面押送一黨專權的政治制度出境的英雄。變“天下為黨”成“天下為公”，他們同時也將改變我們民族的性格和文化。
汲取世紀歷史的教訓：我們不再崇拜任何個人，我們也不要迷信任何組織。我們只相信制度的進步和完善，我們只擁護改革制度的人。任何的改革務必落實到制度的層面。
思想的自由是真理之母，人格的高尚可以使政治清明，生命也必將因民主而精彩。
（二） 理性的制度革命
歷史給了大清皇朝的改革以足夠的時間和無數次機會。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了割地香港的先例起，到二十世紀初實行新政歷時長達半個多世紀！以天朝上國心態敵視現代文明、排斥外來文化。僅為堅持要對皇帝三跪九叩的威嚴及天朝行文的八股就已折騰得不可開交，寧可長期保守閉關政策自保。1900年落後的執政機制竟可讓一個老太婆同時向11個強國宣戰！無視國際公約派官兵圍攻使館、命各省督撫屠殺洋人、撫用義和團的野蠻愚昧。殺一個洋人五十大洋、一個洋婦四十、殺一個孩童三十。她在兩天的御前會議中斬首了五名曉她以常識的大臣！僅山西一省中國天主教徒5,700人被殺，河北的一個縣竟達千余人計。
我們像祥林嫂般訴說著民族永遠的仇恨，卻缺乏對專權淫威的認知和對權力私有制度應有的內省。那幾千年間僅有片刻偶然的盛世，被鐫刻成永遠的美麗。我們的歷史是專為統治者寫的，我們的傳統文化是官本位的。
假以科技商貿的改革來增強自身的統治能力就是處世之不二法門。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和1905年的日俄戰爭極大地震撼了兩個戰敗的大國。沙皇迫于壓力在當年的“十月詔書”中承認了多項基本公民權力並賦予國家杜馬以立法權，1906年舉行杜馬選舉實行憲政。與同治中興幾乎同時起步的日本明治維新被公認為現代化的楷模，立憲也成為中國人眼中救亡圖存的良藥，這是催生辛亥革命的國際環境。現代化的基本精神首先就是制度的理性化，只有確立民權這一種模式而與國情無關！
按現代的說法，當年君主立憲/虛君共和的主張是社會成本最低的改革方法。但立憲派未能成事的原因還不僅在於大漢民族思想的反滿。大凡統治者對已有的權力/私有的江山不到萬不得已，總是很難自願交出去的。再說當時朝廷手中還有‘富國強兵’所建立起來的一支新軍。折騰到1911年5月宣佈內閣民單，連立憲派都大失所望。以慶親王為總理大臣的13名成員中有9名滿族，其中仍有7名皇族！皇族內閣不符憲政精神，表明沒有改革的誠意，勢必埋下日後各省士坤轉而支持起義獨立的種子。總之人民對裝模作樣、曠日持久的憲政改良早已失去了耐心。不經過國人的醒悟，沒有民眾的堅定鬥爭而寄希望予集權自行退出歷史舞臺，那不過是在緣木求魚。
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率人之先畢生貢獻于中國的民主事業。早在1895年春天就率領了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被流亡海外，在日、英、美、新加坡華僑中啟蒙民主的同時還組織了1900年惠州起義，1907年鎮南關起義、1910-1911年黃花崗起義等。自1908年起把爭取的對象，從地方會黨轉向了新軍。支持革命的力量有新興的知識界（留學生為主體）、各地會黨組織（其上層為地主士紳，會眾包括有農民、手工業工人、小商販、士兵、城市平民遊民等）和海外華僑。其間還伴隨著各地城鄉社會底層的抗捐、保路等群體事件。
在這場大變局中作為政黨朔型的秘密會黨起著思想和組織的領導作用，直到1911年10月10日終於收穫成功的武昌起義。清政府急派陸軍大臣收復了漢口、漢陽，在最後堅守武昌的政權保衛戰中傷亡達萬餘人。然而就在這49天中，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上海、浙江等13省相繼起義獨立，11月8日長江以南已全部為革命派據有。在這場席捲各省的辛亥革命運動中，都有孫中山1905年創建的同盟會會員的貢獻，這就是民國元年國民黨建黨的前身。可以說中華民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涵蓋了當時社會中、下層全部的民主革命先驅們，用生命從君主專權手中奪回來的！
以數人頭代替砍人頭選舉的文明終於開始了。1911年11月21日，14省代表到達武昌，會議通過3章21條《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12月29日17省代表45人在南京進行選舉，每省以一票計，孫文獲得17張中的16張，當選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佈中華民國成立。這才迫使清廷感到大勢已去，同時也白送給了袁世凱一個兩利的選擇。香火不旺之時的皇室終於在2月12日頒佈《宣統帝退位詔書》—-清皇朝壽終268年。袁世凱在順利逼宮的同時也夾帶（其的部下所為）進了自己的私貨“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這位舊臣是完全沒有憲政理念的軍事實力派。
儘管當時臨時的議會還不得不以總統的虛位等待著清廷重臣袁世凱的反正，民主的道路上充滿了舊政權殘餘和北洋等軍閥的艱難險阻。總之面對著軍隊和屠殺，無權無勢的人民已經做到了最好！
若與今日黨族相比，那個皇室可要開明得多，雖說被動卻還是在政改的道上真走過兩步。還能放棄負隅頑抗，體面地首肯：“今全國人民心裡，多傾向共和”，“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下，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並明確告示：“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這句話今天我們無論男女老少，各位都應該記住。是此，決定了國家政權的法理基礎！故只有依中華民國的民主建國為宗旨、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精神的繼承才為正當。這裡容不得欺世的無恥，更不存在打天下坐天下世代相傳的封建階級法權。
退位詔書中以“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容，拂兆民之好惡…”於今日之統治者，不啻閃電雷鳴。與十三億兆民相比，一黨之蠅利又算得了什麼？
社會需要權力來管理，國家須要政府來行使主權。獨立後的民族一刻也離不開文明政治制度的管治，國家可不是屬於一個黨及其政府的。權力是一塊變心板更有它張力的瘋狂。權力中人會做壞事，其個人任何一點缺陷，通過權力將外化造業成一片難以挽回的罪惡。權力的血緣授受造成皇族的自相殘殺，權力的戰爭易手使無數生靈塗炭。而中共權力的私相授受導致無法根除的腐敗及永遠的內耗，它形成了我們今日腐敗、內鬥的文化舉世無雙，它把我們這面國旗染成了猩紅血色的刺眼。專制主義是唯一的、排他的，是助長人性弱點，樂意製造奴隸和暴君、屠夫與順民、暴動者與鎮壓者、剝奪與被剝奪著、陰謀家與被算計著、打官腔著與附和著。而締造共和迫切需要成熟的公民、自由者、抗議者、質疑者、發言者、公平競爭者。這是我們今天要重申辛亥理性革命的精神、追求憲政共和國體的理由。
一個玩弄憲法、法律與掌股的政黨，一個中央集權的人治社會。三十年來，官場的腐敗已發展到貪官污吏們團結起來，互相包庇共同對民、坑民、害民、忽悠民。還頑固出了一個死保同僚，等於死保自己的攻守同盟律。維權上訪的受害民眾就更應該自覺團結起來，“怨民大同盟”的組成就是一種啟發。處在弱勢的我們只有依靠組織的力量，互相支援、互相保護。
比起爭論不休的日本教科書來，我們更值得重視的是自己的政治教科書！人說：國家的前途是朝後看的。這門從啟蒙年齡開始人人必學必考的政治課，使我們養成面向党國不入自由的定勢，日後很難再造的成型！党所精心的教育事業，造就的是專制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是非常令人困惑的異常。現在的海外華人與當年民主愛國的華僑已不可同日而語。可以預見的是，只有當我們攀登抵達民主的階段，祖國文化的優秀將會枯木逢春，舒枝展葉出一個大國應有的價值觀，對世界文明的建設作出自己的貢獻。
無論在一國之內還是國際之間，這兩種不同權力所有制度及其價值觀的對抗卻是無法避免、無處不在的！
任何稱得上革命的，都是在社會制度層面上的變革。紀念辛亥革命—-這一我們民族最為清醒的時刻，緬懷為實現民主的崇高犧牲，繼承先賢們理性的革命精神，在這翻開了歷史新的一頁上續寫民權、共治前進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