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新:曹禺的創作從7:10到3:47昭示了甚麼?

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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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11月26日訊】 曹禺在少年時期就表現出突出的戲劇天份,曾被譽為「中國的莎士比亞」。他活了86歲,但代表作還是23歲時寫的《雷雨》和26歲時寫的《日出》,在1933年至1943年的10年間,他先後創作出了《雷雨》、《日出》、《原野》等7個劇本,雖然其中不乏反射出「左翼作家」的影子,但因創作頗豐以及作品切近時勢而產生的藝術魅力轟動中國文壇,使他成為當時耀眼的巨星。

而從1949年中共執政到1996年曹禺去世,在這長達47年的時間裏,且不說曹禺創作的作品《明朗的天》、《膽劍篇》(與人合作)、《王昭君》全屬應景之作,僅僅是他的3部劇本這一絕少的創作數量,就足以讓人探究其中不可思議的原因。

從7:10到3:47這一對貌似枯燥實則饒有深意的比例的轉換,昭示的是一種常態與非常態的差異。7:10是曹禺創作常態的表徵,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家在風華正茂之時應該是創作高潮之際,如果沒有非常態的原因,7:10的這一常態是應該可以長時間延續而不應該急轉成3:47這樣如此懸殊的差異的。

造成這個非常態的首要原因是,中共在1949年竊權以後,就開始了對知識份子的一系列的灌輸洗腦和思想改造甚至殘酷鎮壓,使曹禺這樣的作家欲罷不能而又膽怯逢迎。

毛澤東一向將知識份子視為眼中釘,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他魔筆一揮將知識份子劃進了「小資產階級」範疇,這頂「小資產階級」帽子對知識份子異常沉重,足以讓曹禺這樣的作家抬不起頭來。《明朗的天》就是曹禺在毛澤東執政以後接受的第一個以改造知識份子為主題的劇本寫作任務。據悉,為了寫作這個劇本,曹禺到協和醫院體驗生活,和眾多的醫生接觸,可是還是不瞭解知識份子錯在哪裏、為甚麼要改造?

中共通過宣傳機器高調歌頌工人和農民,將工農的知識匱乏視為革命的動力。揚工農是假,抑知識份子是真,知識份子的形象通過各種符號化的臉譜受到醜化和抹黑,使知識份子從社會思潮的領導者、社會問題的發言人、傳統文化的傳承者論述者轉為被嘲弄和批判的對象。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以各種形式的大批判開始,之初批判武訓;之後,將胡風打成反革命,這還只是殺雞給猴看。而到了1957年,中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知識份子給中共提意見,並誠懇地表示「言者無罪」。而對於中共作為外行卻領導一切,以及在鎮反和肅反中濫殺無辜早就心懷不滿的知識份子們以為中共終於變得開明了,於是開始說出心裏話,發言也越來越踴躍。但殊不知,中共是在引蛇出洞,以便最終一網打盡。

「文革」期間,曹家院子大門上寫著「打倒反動權威、反革命文人曹禺」。曹禺被關入牛棚,早上要掃大街,一些頑愚兒童用石頭猛砸他時,他曾說:「我羨慕街道上隨意路過的人,一字不識的人,沒有一點文化的人,他們真幸福。」其實,這難道是有文化的錯嗎?所有的事端都是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挑起!曹禺到死之前都沒有弄明白這一問題的實質。

晚年的曹禺,曾想寫一部《十年浩劫回憶錄》,但寫了一半就未能續寫下去。曹禺在其中留下的最後一行是「當時,我整天擔心隨時被抓進去……」。可以想像,曹禺經歷的是怎樣的精神折磨。

中共有時也拉攏知識份子,對知識份子做著「黨恩浩蕩」的表演,以此嚴重腐蝕知識份子的道德良知和獨立人格。有這樣一則軼事:由於曹禺的結髮妻子鄭秀要求曹禺拿出500元的補償金才肯答應離婚,而曹禺因缺少這筆款項而使離婚陷入僵局。當周恩來知道此事後,當即表示撥公款助曹禺解決這一人生難題。一場靠法律手段無法順利解決的民事案件,通過中共的政治操作而迎刃而解。對於這種假公濟私的官方操作,曹禺不僅毫不推辭和否定,還因感激涕零跪倒在周恩來面前,表示「今後共產黨要我幹甚麼我就幹甚麼」。

於是,中共也就抓住曹禺這類文人的軟肋。「文革」結束,曹禺復出,很快就被中共加上越來越多的頭銜,參加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成為中共的傳聲筒。對太多的社會活動,曹禺一方面明瞭這是在消磨生命,另一方面也很熱衷參加。每每一接到邀請電話,就精神抖擻;而出於尚存的良知和寫作的習慣,在活動結束後又極為疲憊,對自己做著無聊的事、說著為中共貼金的話,扮演著「御用文人」的角色有一種難言的沮喪。曹禺在中共所編織的矛盾中生活著,長期在響應毛澤東用工農兵大白話創作的號召與無法放棄自幼練就的典雅語言風格的二難選擇中,鑄造著一個文人「寫不出作品」這一最深刻的痛苦。

曹禺不過是中共治下所有作家的一個寫照。正如他的女兒萬方所說,這不是她父親一個作家才有的情形。是一代人、一代作家共有的劫難!萬馬齊喑的時代讓沈從文、錢鍾書、巴金、老捨等曾經的文壇大家都患上了「集體失語症」。

中共自1930年在上海領導創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時,就提出「加強中共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當時是要與國民黨爭取宣傳陣地;後經過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幾代中共黨魁的專政和軟硬兼施,作家從顯在的「御用文人」悄然變為不易為人所察的「體制內作家」。

近期,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國文聯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作協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既稱讚「廣大文藝工作者」「是一支黨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賴的隊伍」,又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加強對文藝工作的領導」,這兩層語意的邏輯矛盾使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昭示中共將變本加厲地控制民眾自由言論、獨立精神,給作家套上更沉重、隱蔽的精神枷鎖。而由此產生也更讓人擔憂的是,在中共的高壓態勢下,哪怕一些良知尚存、筆力尚健的作家,會不會為了取得一點點可憐的既得利益,乖乖地俯首稱臣,坦然領受中共對自己的控制?若如是,中國文人的道義何存?中國未來的希望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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