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1月04日訊】【長期以來，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輿論宣傳工具持續不斷的向中國民眾強力進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騙洗腦宣傳，太多的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對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諸多歷史及現實事件，認識糊塗，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認識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營造的錯誤泥沼中不能自拔，嚴重的影響了對事物的客觀判斷而不自知。本文擬就當今及歷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蓋的諸多歷史事件中的部份大事的如實解讀，幫助你廓清迷霧，恢復良知。】
關於「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起源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但真正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始於「文革」高潮的一九六八年。對這場運動的起因，有多種說法：有說是為解決城鎮就業壓力；有說是為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更有說是毛澤東卸磨殺驢，利用完了紅衛兵，把他們一腳踢到鄉下思過等等。不管原因為何，知識青年是這場運動的直接受害者。一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是一部血淚斑駁的歷史。青春中最美好的十年，在屈辱和勞役中度過，很大部份女青年蒙受了終生難愈的身心殘害。有人估計，整個「上山下鄉」運動，近二千萬知識青年，女知青超過一半，她們中，因為活命、為返城、為上學、就工、入黨團、提幹，為改善生存待遇等，被省、地、縣、公社、村大隊、生產隊各級當權者及社會惡人肉體摧殘的女青年絕對要遠遠超過日軍製造的南京大屠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的評論員文章，同時發表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後，許多城市，居民委員會和中學相互配合，強行吊銷中學生的城市戶口，遷往指定的農村居住並從此以農業勞動為生。上山下鄉的青年總數約1600萬，其中約229萬被安置在全國12個生產建設兵團和3個農墾師。指定「知識青年」勞動居住的地方，大多是邊疆地區或經濟落後、條件較差的縣。近些年，出版了多部反映知青血淚歷史的著作，暴露了罪惡的制度對千萬青年的摧殘。這裡僅以雲南知青返城為例，揭示「上山下鄉」運動的歷史真相。
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是全國幾大知青集中點之一。那裏的知青主要來自上海、北京、成都、重慶和昆明。雲南兵團生活條件之艱苦及政治之黑暗，遠超黑龍江、內蒙古、新疆和海南島幾大生產建設兵團。「文革」中迫害知青的惡性案件，大都發生在雲南。一九七三年六月，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召開前，國務院知青辦曾經對各地知青狀況進行了摸底調查。根據遼寧、四川、吉林、安徽等24個省、市、區的不完全統計，一九六九年以來共發生迫害知青案件2.3萬餘起，其中，姦污女知青案約占70%。據一九七三年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統計各生產建設兵團的發案情況：黑龍江兵團，一九六八年以來發生姦污女知青案件365起。內蒙古兵團，自一九六九年以來，發生同類案件247起，據對雲南兵團4個師、2個獨立團的不完全統計，發生同類案件139起，廣州兵團的發案數為193起。雲南兵團一師的幹部中，有103人犯有姦污、猥褻女知青的罪行。其中，連級幹部71人，營級幹部7人，團級幹部2人。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四師三十四團黨委6名常委中，強姦、猥褻女知青的就有4名。兵團司令員及5個師級幹部竟無一清白，均有調戲或姦污女知青的行為。某師師長，不僅姦污了二名女知青，還姦污了一名女知青的母親。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某師十六團團長、參謀長，姦污、猥褻女知青多達數十人。僅一九七三年，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就發生捆綁吊打知青事件1034起，受害知青達1894人，有的知青被活活打死！調戲姦污女知青的幹部有286人，受害女知青四百多人，施害者中不少是兵團中的現役軍人。周恩來親自過問和查處的「河口事件」，就是姦污和捆綁吊打知青的大案，最後槍斃了雲南兵團河口農場的一個團長，處分了幾百名幹部。但是，知青們的處境並沒有因此發生根本好轉。據一九七八年十月統計，僅當年前九個月，雲南農墾系統就發生知青非正常死亡153起，其中39人自殺。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瑞麗縣的幾千名成都知青彙集到一起，以躲避地震為由，衝破關隘，沿著滇西南的昆畹公路向省城昆明徒步行進，他們要到昆明請願，要求回城。此舉令昆明與北京大為震動，最後出動軍隊，強行遣返。而在此之前的一九六七年早就發生過六千長沙知青大逃亡。一九六四年九月，長沙市六千初、高中畢業生下放到了湖南省偏僻小縣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類子弟」佔百分之八十五。知青下放的生產隊多是貧困隊，本身不具備接收知青的能力，農民只能將老隊屋、豬牛欄屋稍加改造讓知青住進去，沒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部份知青身體羸弱承受不了超負荷的體力勞動，患病得不到醫治，意外死亡的情況不斷發生。當知青王伯明被武鬥的土槍打死，知青們得知縣武裝部長要對知青大開殺戒的時候，吃不飽，穿不暖的知青們暴發出憤怒的吼聲：「黑五類子弟」何罪之有？知識青年何罪之有？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的深夜，湖南長沙的六千知青開始了返城大逃亡。在經歷了請願、遊行、絕食、臥軌，以及人間地獄般的逃亡之後，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形如乞丐的知青們終於相扶相攜於八月份回到了長沙。然而，還沒等他們回過神來，十月八日，中央安置辦下達了《10•8通知》，要求知青回農村抓革命促生產，不要逗留城市。之後，各區派出所公開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三四百人，關起來然後用大卡車送回江永。知青家長敢怒不敢言，只能含著眼淚為子女做返鄉的準備。
一九七八年底，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後發佈的《知青工作四十條意見》確定：邊疆農場（包括各建設兵團）的知青一律按國營企業職工對待，不再列入國家政策的照顧範圍。這實際等於知青們只能在農場在邊疆呆一輩子。這一決定在知青中引起軒然大波，長期積壓的矛盾一觸即發。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文革」結束後二年，雲南西雙版納州橄欖壩農場一名上海知青產婦因醫療事故死亡，再次引發數千知青抬屍遊行，一百多部拖拉機包圍了草菅人命的場部醫院。隨即演變成五萬餘名知青持續兩月之久的大罷工。知青們組織了請願團赴京請願。請願團在昆明受到攔阻後，兩百名知青毅然臥軌抗爭，願以青春之軀換取當局的覺醒。這場罷工浪潮波及雲南全省48個農場，近10萬名知青，種種過激行為也此起彼伏。之後，滇西邊境的耿馬縣，擁有8000多名知青的國營農場，數百名知青為爭取回城權利，宣誓絕食，決意以死抗爭。隨即，該縣境內的猛撒農場知青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知青絕食的消息傳至全國各地，立即引起軒然大波，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成都、重慶等各大城市，廣大知青家長紛紛上街遊行和公開集會，呼籲當局：「請放我們的孩子回家吧！」以各種方式聲援邊疆知青。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時任農林部副部長、農墾總局局長、全國知識青年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趙凡，因知青絕食請願受中央派遣緊急趕赴雲南，調查國營農場的知青問題。當趙凡一行到達農場時，面對北京來的高官，為爭取回城，大約一千名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知青，黑壓壓一大片，跪在中國西南邊陲他們流血流汗整整八年的國土上，齊聲呼喊：「我們要回家！」多年後，趙凡在接受採訪時，情緒依然激動：「那一大片孩子啊，都跪著，有好幾百人。他們哭，我也哭。我來晚了呀。」「我去農場，知青住的房子都要倒了。每天吃三兩白水蘿蔔，一年六兩肉，不到三兩油。」女知青買不到衛生紙，婦科病十分普遍；農場領導的惡劣作風積重難返，知青自殺率為全國最高。親眼目睹了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廣大知青悲慘的生存狀況，以後又星夜趕往猛定處理成都知青絕食和下跪的非常事件，知青們的血淚感動了這位老人，促成了雲南知青問題的解決。也影響了全國知青問題的解決。終於，一九七九年春，歷時12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以雲南省知青們的大返城為標誌，宣告結束。一九八一年十月，國務院知識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起草的《25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承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來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一次大試驗，但在文革中被當成政治運動去搞，指導思想偏了，工作上有嚴重失誤，造成勞民傷財，人民不滿。
「上山下鄉」結束了，但知青們返城後的灰暗人生才剛剛開始。重新熟悉城市，找工作、結婚、房子、溶入主流社會，等等，老三屆的生活一如鄉下一般沉重。被耽誤了整整10年，一切都無法彌補，沒人管，沒人問，只能默默地品嚐苦果……。無言的精神苦痛，將伴隨他們終生。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一部反映1978——1979年雲南知青大返城真相的50萬字紀實《我們要回家》終於在香港出版，也只能在香港出版。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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