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2月12日訊】中國當代移民史，充滿了戲劇性的變化，從1986年到2011年，僅僅只耗費了27年，它就經歷了六種重要變化，而成為中國時局的一種精密映射。
改革開放之初，也即1986-1989之間，大批中國青年試圖到西方學習並體驗生活，由此引發讀書和打工浪潮，主要以美國、日本和澳加為主。其中美國以留學為主，而日本、澳洲和加拿大則更多以留學為名打工賺錢，成為渴望先富起來的一代。
大約從90年代中期開始，早期前往西方的青年一代，大多已獲得綠卡並完成身份改變和資本積累，開始大規模辦理親屬團聚手續，由此引發中老年的福利性移民浪潮，這個浪潮的內在目標，是享受移民國的社會福利待遇（如失業津貼和公費醫療），而其背後，正是中國醫療與社保制度的嚴重殘缺。
21世紀零年代初起，中國官員、商人和中產階級上層，熱衷於將子女送往國外留學，但跟第一階段相比，留學年齡開始普遍下降，多以高初中生為留學主體，歐洲街頭甚至出現中國小學生的身影，引起西方媒體的喧嘩。導致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是上世紀90年代末的高考擴招和應試教育體制的建立。中小學生出國留學，就是為了躲避這種畸形制度所帶來的教育危機。此類留學浪潮，至今方興未艾，而移民國家和地區，還擴展到香港和新加坡，鑒於後者的華人文化背景和雙語教育機制，它們已經成為許多家長熱切探求的對象。
21世紀的另一重要變化，是官員家屬開始大量攜帶巨款，以商業投資移民為通道，移居美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移民國家，加拿大甚至出現所謂「大奶城」和「二奶城」的傳說，而這跟官員貪腐引發的職務危機密切相關。親屬攜款移民，是所謂「裸官策略」的某種體現，它製造了「一夫頂缸，全家外逃」的古怪局面。
以資本家黃光裕鋃鐺入獄為前兆，關於「國進民退」的」傳言」，在2009年度開始甚囂塵上。這一「商業危機」促使一些億萬富豪謀求移民並試圖向國外轉移資產。另一方面，各國又因經濟危機而降低商業移民門檻，吸引中國資金，如美國今年8月開始，把商業移民條件放低到50萬美元，資金用於可選項目的借貸，不僅有年終紅利，而且數年後返還，儘管當局不提供任何擔保，更需創造 10個就業崗位，但還是吸引了大批中國商人。這場移民潮，令多年來的投資移民運動，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由此引發澳加房價飛漲和社會秩序混亂，加拿大政府最終不得不提出每年700人的名額限制，以阻遏中國移民的「大舉入侵」。
在最新的第六階段，也即2010年起，鑒於國內政治生態改變，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也加快了移民步伐。知識份子群體中甚至出現了「倒計時心態」。這種心態感冒般在四處傳播，加劇了尋求移民的恐慌性浪潮。
中國移民史的六種變化，情節錯綜，跌宕起伏，猶如一部精彩的電視肥皂劇，其間包含了五種引人注意的趨勢：由求學和知識性為主題的移民，向經濟和政治領域轉變；由個人移民向家庭團體移民轉變；由單純的求學、求職的個人事業發展，向避害性逃遷轉變；由美、澳、加、日等國，擴展到世界各地；由出國打工賺錢，向帶錢出國消費享樂轉變；由移民的單一理由（如教育），而向總體化（教育、經濟、文化、政治）方向轉變。如此等等。
所有這些向外移民的加速進程，都是「泰坦尼克式故事」的一種中國式表達。以船長為代表的官員們審時度勢，事先安排好家屬的撤離，他們是棄船策略的源頭；頭等艙旅客，作為上層精英階層的代表，最先得到警告，因而提前撤退，成為棄船策略的最大受益群；在豪華大廳裡縱情歌舞的大多數遊客，對游輪的危機狀況渾然不覺，他們醉生夢死，繼續沉浸在狂歡之中；危機發生之後，下等艙的旅客，作為中下階層的隱喻，因逃生通道被上鎖而無路可逃，只有少數人奮力抗爭而逃出生天。
這一象征只能用以描述官商們的末世心態，而非是關於中國未來的預言。中國之船據說是極其堅硬的，它曾歷經兩千年的風暴而屹立不倒。向外移民本來是一種值得讚美的開放性政策，有必要長期保持其連續性，以便為平民中產階級提供生活的多樣性選擇，但中國官商們的「泰坦尼克策略」——一方面在政經前沿留守，繼續牟取權力和暴利，一方面又事先安排撤退路線（「後路」），作為雙重的遊戲規則，卻會深刻改變中國歷史的運作方向。這種逃遷策略不僅令官商在本國事務中變得更加不負責和任恣意妄為，而且還會將芸芸大眾引向悲觀主義的精神深淵，進而嚴重動搖社會根基，最終演變為真正的民族國家悲劇。
（原載《新世紀週刊》；責任編輯：肖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