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2月15日訊】（大紀元記者何蔚澳洲悉尼報導）最近一段時間，廖亦武先後在澳洲幾個大城市開新書發佈會。多場發佈會下來，他接觸了不少西方人士，也接觸了不同城市的華人。然而，對比西人的熱情、友好、關心和支持，在澳華人的無動於衷，避而遠之使廖亦武感到納悶，是否他們因為對中共的恐懼才有如此表現呢？上週末，在悉尼廖亦武《上帝是紅色的》中文版新書發佈會上，華人的恐懼心理自然地成了會議的中心話題。
因恐懼而逃離中國
廖亦武有過不同的恐懼。首先，他是因為恐懼中共要使他失蹤才逃離中國。他說，以前我不怎麼恐懼，我坐牢出來後自以為我懂得了共產黨，我可以和他打交道。但在今年上半年，我打算應美國和澳洲的邀請出國時，我被威脅說不能出國，如果我執意要走，就會被失蹤一段時間，我聽了毛骨悚然，就決定要走。
他描述自己在離開中國的最初三天內，因為恐懼。腳都是發抖的，走路都是飄的。直到他買了機票，從越南經過波蘭到了柏林，他才意識到他看到了藍天，他獲得了自由。
在西方社會感受的恐懼
然而，在西方社會，他又經歷了完全不同的恐懼。今年9月他去美國，到達紐約的當晚住在時代廣場的一家旅店。他說，在人山人海的廣場上，只見那座最高的建築上閃耀著新華通訊社的廣告牌。我那時真是恐懼了。新華通訊社是一個造謠的機器，是共產黨。這個美國，怎麼能讓共產黨爬的那麼高。
他認為，以前的美國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基礎，現在那麼大一個共產黨獨裁者的廣告竟然在那裏打著。我想，是不是只要有錢，以後連毛澤東，鄧小平的像也可以在那裏掛呢？現在的美國與它當初立國的原則是有所背離的，把中共這麼一個最大的獨裁國家當成生意夥伴。
中國人的恐懼
談到大陸人的恐懼，廖亦武說，人類在原始時期就有恐懼，那是對上天的恐懼。而（中國）現在的恐懼就具體化了，就是對共產黨的恐懼。國內的那種恐懼是看得到，遇得到的，他（警察）不讓你出門，你就不能出門。警察要衝到你家來，就衝到你家來，是沒有商量的。因此中國人的恐懼已經發展到無意識狀態，甚至變成了異類的動物。
他進一步說，華人，特別在大陸出生長大的人（對共產黨）的內心恐懼，有意無意地取代了他對某一件事物的判斷。華人首先考慮的是我能不能生存的好，能不能繼續地去做甚麼，權宜之下，他就放棄了一些比較美，比較好的東西。比如朗朗的音樂會，那是為江澤民，為胡錦濤的。我們華人卻覺得既能夠「愛國」又沒有危險，他就去了。朗朗在西方非常好的鋼琴上彈奏甚麼「我的祖國」，「洪湖水浪打浪」之類的，他的演出一點也不美，而實際上，他在精神上又把海外的中國人強姦了一次，但是這些中國人沒有恐懼地在那聽，他們沒有感到被強姦。
由恐懼形成的第二人性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教授馮崇義認為，從社會政治學的角度來講，專制統治下產生出來的「常規產品」——產生出來的人，是不正常的人，是我們所講的奴才，順民和刁民。人是受社會環境影響的，（人對共產黨的）這種恐懼已經進入血液，並形成第二人性。在悉尼，大多數的中國人會對政治有很奇怪的定義，一談到對中國敏感的問題，或中國的某些不好的方面，有所批評，一下子就變成是政治問題了，而且會指責你搞政治。
馮教授還表示，另外海外華僑對專制政治的感受與國內社會底層人的感受不一樣。華僑的感受是，他希望那個國家不管怎麼樣，只要它強大起來，使他有面子，他會覺得在洋人面前很有底氣。究竟這個面子是用血來堆成的，還是用肉或用痛苦來堆成的，他沒有感受，只要堆起來，給他帶來面子，他就會感激它。
海外華人的兩種恐懼原因
悉尼華裔女作家施國英說，海外華人的恐懼，有兩方面的因素。儘管華人不想介入政治，對共產黨不感興趣，但是，它的爪子已經伸到海外來了，他甚至控制海外華人的思想和社會。因為從中國來的華人經常要回國，中國當局利用華人思鄉的心態和他們喜歡回國的心情，劫持了華人回國的權利。所以華人就很害怕，萬一我表示一些對共產黨不滿的意見，他們就不讓我回去了。所以，在客觀上有很多人是因為這個原因產生了恐懼心理。
施女士進一步說，當然這種恐懼也被他們自己誇大了，其實你就是來參加這樣的活動，並不會因此造成任何的威脅，我的一些朋友經常參加這樣的活動，他們也剛從中國回來。海外華人無意識地把這種恐懼無限地誇大了，所以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一個是被它嚇唬，一個是自己嚇自己。我覺得你自己要首先戰勝自己心理上的恐懼，有很多事情就不會變得令人恐懼。畢竟我們是生活在澳洲社會，有澳洲政府對我們提供保護。我覺得華人是自己在嚇自己，而共產黨是利用了這一點。
（責任編輯：李熔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