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3月07日訊】不是客氣，也不是說話策略，確實，今年兩會前的網絡民主氣氛比往年兩會前強好些。網易在徵集網上提案，鳳凰網有向總理說話的留言板。 當然，現實中，國保警察還是死死盯著我這類的網絡活躍分子，或曰異議人士。這個現實如何改變，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大問題。希望家寶任內最後兩年，這方面的情況有所改觀。
這種情況不能過多埋怨國保經警察，而來自於高層思想傾向。你比如說，高級領導人總講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而不講處理好「敵我矛盾」。
處理好「敵我矛盾」，才是最好的政治治理思路，儘管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講，沒有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異議分子不能定性為敵人，儘管由於「人民內部矛盾」之說法無疑地製造了「敵我矛盾」的被生成。在「敵我矛盾」泛化的當下，政治治理就短不了出笑話，就像中美第一次人權對話時（1991），高級領導人對美國人所說的那樣——我們從未說過人權是中美關係的基石。（具體史料，可見九州出版社的《如何與美國共處》，2010年版。）
是沒那麼說，但作為一個常理，是用不著外交辭令再描述的。
不要激化「敵我矛盾」，也是一個常理，它比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更重要。
你想想，在「敵我矛盾」被政府單方面激化時，社會後果將會如何？
一個市裡的國保小幹部（副科或正股）接到上面的指令，要跟我談談胡錦濤主席訪美期間我寫的《中美關係改善與「劉曉波問題」》文章。他不知道內容，只按著上級的指令來委婉教訓我，說我寫了不該寫的敏感問題，云云。最後，還是我把從國外網站上下載的文章給了國保小幹部，他才知道我寫的是甚麼。
這樣的事情不是一回了。比方說，自由亞洲電台預約採訪我，他們也出面阻攔，而採訪的題目（方向）是國際戰略格局當中的中美關係。為了給當地可憐的國保小幹部面子，我放棄採訪預約，並把自由亞洲電台發過來的採訪提綱遞給國保小幹部。
但是，問題是我不知道是哪一級別的國保上級來的指令，也不知道對方除了政治敏感意識以外，有多少關於國際戰略與公共外交的知識。這種來自政府某個層次的指令，本身既知性嚴重不足又存在德性巨大虧缺。中國按這個模式治理下去，非常危險，非常危險！
政府不是想積極發展公共外交嗎？
公民對國家外交事務的發言，不構成公共外交的部分嗎？
具體到我個人，我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不是政治賤民。我是有相當成就的學者，也用不著國保機構來告訴我甚麼該寫甚麼不該寫！如果你領導的政府不喜歡我這樣的異議分子，給個外交途徑，我願舉家遷徙到國外，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退一萬步說，如果你治下的特務機構認為我寫的或說的不好，可以寫文章反駁我——可以雙向交流而不發表。
涉及到你具體講話，就是2月28日得新華網做客與網友交流。你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你把社會誠信危機放在了政府公信力危機之前，讓人一看，好像是社會誠信不足導致了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至少政府公信力低下是社會誠信的一部分，但問題的實質是——正是政府的公信力缺失才導致了社會誠信程度的下降，以至於今天這兩方面都成了大問題。
我相信你有足夠的知性和德性來理解我說的這些。
你是個淹通中國歷史的人，也是中國當今官場上極少可以一聽的高級政治家，不妨翻檢一下歷史——凡是實行特務統治的朝代，都會給社會留下巨大的道德創傷。隋朝的短命，不是文帝選錯了接班人，而是作為國家創建者他太喜歡特務統治了，以至於用假賄賂來試探官員；煌煌大唐因武則天的特務統治出了《羅織經》，負面道德後果直到五代還很顯性——《韓熙載夜宴圖》首先不是藝術品，而是特務統治的直接見證。
特務統治傷害人民感情，這在前蘇聯與東歐是有證明的。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東德最後一任總書記克倫茨回憶錄中譯本《1989年的秋天》（2005年版），記載得很清楚。
借於古，鑒諸今，穩定與和諧從來不是靠特務統治做貢獻的，相反，它是葬送一個政治體系的鴆酒。
你即將離開中國政壇，兩年的時間不算長。按你的健康程度，離開政壇還會正常生活二十年只多不少。如果我的問題你不便正面回答，那就等你卸任後來討論你領導時期的特務統治問題吧！
您，我在結束本文時，改用了尊稱，必將是中國以後書寫的歷史上的一位極其重要的人物。也希望您能夠從這個角度出發，反省一下自己領導的政府——這樣一個時期，特務統治是如何盛行起來的？以及特務統治將給歷史留下甚麼樣的禍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