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3月09日訊】十幾年前，我曾在一家舊書店淘到１９４８年出版的「觀察叢書」之一的《政學罪言》，這是潘光旦（1899——1967）的一本文章結集，紙張已經發黃，很脆，有時候甚至不忍心去翻，怕紙屑掉下，後來又陸續買了幾種潘光旦文集、選集，現在他的全集也出版了。1926年，潘光旦從美國學成歸國後，長期在光華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執教，培養了幾代學生。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和教育學家，著作等身，留下了《馮小青：一件影戀的研究》、《中國之家庭問題》、《優生概論》、《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較的研究》、《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等專著和大量有創見的文章，在學術界有廣泛的影響。在專業之外，他更是一位有公共關懷意識的知識份子，一位有道義擔當的士，他以大學教授的身份批評時政，在西南聯大時期，關心、支持學生反內戰、爭民主的運動，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嫉恨。他只有一條腿，拄著枴杖的堅毅形象曾在那個時代的青年學子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6年4月，潘光旦發表《政治必須主義嗎？》一文，指出「主義而必須情緒的強烈擁護，那主義就成為教條的信仰，就成為宗教」，「政治不須主義，政治應該和主義分離。主義等於政治信仰，無論那一種的信仰，應該是個人之事，由個人自己抉擇，由個人隨時修正充實。」他的結論是「民主的政治與主義政治不但是截然兩事，並且在精神上是根本衝突的。民主政治是人民為主，主義政治是以主義為主，無論主義的內容是甚麼，根據上文一番心理的討論，可知此種政治所耗費的力量，大部份是在主義的宣傳擁護與不許人侵犯上，而不在主義的實行上，特別是如果同時還有別的主義存在而和他爭衡。」他不僅認定「政治不須主義」，而且相信自由也無須主義，1948年3月，他在《觀察》週刊發表《讀「自由主義宣言」》一文，一年前，歐美許多國家的一批愛好自由的人士曾在牛津大學召開國際自由主義大會，發表自由主義者宣言，成立「自由國際」，《大公報》倫敦特派員旁聽並報導了這次大會。但潘光旦對此不以為然，他感到與其說自由主義，不如說自由思想，「理由是主義二字教服膺的人易於趨於武斷，至其內容易於成為教條。」「不用主義的字樣，即所以避免所服膺的理論的偶像化，凡百事物之中，惟有偶像化的強制性最大與最牢不可破，而強制與自由是兩個相反的東西；由強制的方法來反抗強制，其過程與結果依然是不自由、不民主、是以暴易暴而不知其非。」他明白地主張「自由不宜稱為主義」，自由超越於主義之上。
在他看來，自由不過是禁忌的反面，爭取自由等於排除禁忌，自由並不是沒有邊界的：
「其實所謂自由這個，自由那個的『自由』並不是我們所瞭解而能接受的『自由』：自由行動可以包括殺人放火，『自由戀愛』意在廢止婚姻制度，『自由思想』志在排斥所有的宗教信仰，至少一部份自由思想者是如此，自由閱讀或自由讀書，准此，可能引起搶書、偷書，以至把公家書籍割裂塗毀等等的行為；那就成為自放、自肆了。自放自肆的人與完全不放不肆的人是同樣的不自由的。」
為了追求自由的理想，在1949年之前的漫長時光裡，他一直堅持「學人論政」，從來都不贊成把自己關在書齋裡，兩耳不聞窗外事。他說：「學術界人士應當於專門學術之外關切政治，理由自不止一個。積極的說，清明的政治應以學術為張本，學術家不問，試問誰更有資格來問，此其一。消極的說，政治敗壞，遲早必波及以至於殃及學術家的園地，致使學術工作無法進行，此其二。這兩個理由幾乎是幾何學上所稱的自明的公理，無所用其證明的，要不是因為目前那種普遍的隱遁的狀態，也是根本值不得一提的。不過次要的第三個理由，我不能不略說幾句，就是，為了教育青年，學術界人士也大有關切政治的必要。學生在專門學術上需要領導，教師們承認這一番領導的權責，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學生的興趣原不限於學術，他是國民，他也有一般的國民的興趣，政治的興趣，在動盪不定以至於風雨飄搖的當前局面之下，這興趣自更見得濃厚而不可遏抑。」 「學術與教育是民族生活的一個部門，一個方面；民族生活的總樞紐，就任何一個時代論，是在政治。學術和教育勢不能和政治絕緣。政治清明，學術教育也清明，政治混亂，學術教育也混亂；政治而民主，學術也就客觀，教育也就自由，政治而受一種或多種信仰與教條之支配，試問學術與教育能完全免於同樣勢力的支配麼？不能。」他認定教學自由、學術自由不容外在力量的干涉，同時堅定地相信自由源於每個人內在的努力，源自每個人健全人格的養成。
在紀念清華大學三十六週年時，他寫過一篇題為《省察第一》的文章，不無沉痛地說：「我們與其埋怨外鑠的干涉與摧殘，毋寧自己責備努力的有所未盡。宣傳排擠了教育，總緣教育的力量不夠，才受到排擠。公式襲取了思想，八股替代了言論，總緣思考的方法不健全，事實的依據不充分，才與公式及八股以可乘之機。各式新時代的命運主義，各種門戶、壁壘、陣線，支配了我們的見識情操，以至於擺佈了我們整個的生活態度，也總因為我們自己不夠充實，不能獨立，至於非有所依傍不可。我們名為選擇了一種看法，可能是一種看法選擇了我們。我們一面以能抗拒甲物自豪，一面可能成了乙物的奴隸。總之，就近年的趨勢言之，我們和客觀的精神與作風的距離，不是日以近，而是日以遠；正唯其遠，所以更不能洞察物理人理，善用物力人力，來裁成我們各自的人格，來增益我們自覺自知與自動自製的力量。」因為他知道，一個自由、法治的社會不是憑空建立起來的，只有人格健全的人才配享受那樣的生活，他自己走過的路就可以看作這樣一種示範。無論治學、從教還是論政，處處無不從提升人格、完善人格入手，他深知自我反省的重要性，深知人類的每一進步都來自於個體生命的創造，在蒼茫宇宙之間，人必須找到自己準確的位置。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個真正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知識份子，雖然他不喜歡「主義」這個詞。
學貫中西的潘光旦，他他所耿耿於懷的是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同胞獲得真正的自由。自由先於主義，這是他的深刻洞見。如今，他離世已四十幾年， 我們不能忘記他口銜煙斗、單腿獨行、目光堅毅的形象，還有他煙斗上的銘文：「形似龍，氣如虹；德能容，志於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