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摘器官調查 – 爭取中國人權的一個戰略

大衛‧麥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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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5月16日訊】(大紀元記者林珊如澳洲布里斯本編譯報導)一個具有智慧的戰略並非都是經過事先籌備的,有時我們只是偶然發現它們,這是我和喬高從過去的經驗中得到的結論。我們在2006年7月完成了一個有關於成千上萬法輪功學員在中國被活摘器官並殺害的報告,並於2007年1月修訂了第二版,再於2009年11月出版了這本書。

我們對這個事件展開調查,因為它有被調查的必要。我們接著開始展開一連串的活動來反對這個暴行,因為我們從調查中所得到的結果,使得我們無法袖手旁觀。

從表面上看,如果目標是為結束在中國範圍廣泛的侵犯人權,那麼我們目前所做的調查活摘器官的方向明顯不是合理的戰略選擇。因為,一來中國政府/共產黨根本不想參與討論任何有關迫害法輪功的議題。再者,比起證明其他對法輪功的酷刑罪行,證明法輪功被活摘器官而被殺害的調查,需要更多的努力及證據審查。

然而,事實卻證明我們選擇證明法輪功學員被活體摘取器官販賣的調查方向是明智的戰略選擇。因為從我們的經驗中我們得知,如果你想揭發中國在反人權上的全面罪行,那麼就應該揭發活摘器官這部分。

為什麼這麼說呢?原因之一是,洞察反對這個迫害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中共對中國人民的各種壓迫。反對殺害法輪功學員謀取器官,可以全面的揭露中共殘暴,強權,及其對全球的鎮壓。

另一個原因是,中共殺害法輪功學員謀取器官,與中共其他的廣泛罪行相吻合。反對殺害法輪功學員謀取器官,當然也就是反對中共鎮壓無數的法輪功學員及野蠻暴行。這也更普遍地意味著,反對中共對宗教的打壓,並提倡結束集中營思想改造,這也是廣大器官銀行所在。

這也意味著呼籲結束採取被判處死刑囚犯的器官,一個中共政府曾經承認的錯誤。我門對中共政府的爭議不在於他們是否從囚犯中謀取器官,但是我們關心的是,移植器官是從哪些囚犯中取得的?這些爭議讓我們必須呼籲中共提供死刑人數及移植器官的統計數字。

對於活摘器官的特別調查,導致我和大衛喬高呼籲結束到中國做器官移植的旅遊團,並反對與中國移植專業人員的聯合研究工作。我們也反對在中國的移植抗排斥藥物試驗,並且呼籲世界各地取消從中國來的塑化人體巡迴展覽。我們並呼籲釋放捍衛人權的鬥士如高智晟,並呼籲結束對法輪功的迫害。

我們的努力可能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它已經幫助打開了大門中的一小部分。自從我們一開始調查,中國政府已經禁止出售器官,要求從事器官移植的平民醫院要向衛生部登記,比起外國人,中國人應有移植器官優先權。致力於制定合法從腦死病人獲取器官的法律,並在十個地區成立器官捐贈試用制度。

這一切都發生在同一時間,如同中國政府/共產黨以一種愚蠢的,無意義的方式來回應我們的調查報告,但是事實上,兩者之間可能有相連性。我們向中國政府代表出許多其他人權問題時,他們採用拖延及迂回戰術,從未付諸行動。他們總是說:「我們在盡我們所能,給我們一些時間,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忙。」很顯然他們不能談論殺害法輪功學員謀取器官,好像這是必要做的事一樣。

自從我們開始調查活摘器官,工作中所需要的廣泛社會參與標準,機制和參與者,全球主張反對殺害法輪功學員謀取器官,以及所需要的實地采證工作,使我們得到的結論是,反對殺害法輪功謀取器官的調查方向不僅在原則上是正確的選擇,並且也是一個可以幫助結束在中國廣泛侵犯人權的合理戰略選擇。

備註:
大衛麥塔斯是一位在加拿大馬尼托巴省溫尼伯市的人權律師。這是他於2011年4月6日在紐約大學法學院演講的濃縮版本。大衛‧麥塔斯及大衛‧喬高因調查活摘器官而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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