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5月07日訊】好幾年以前，曾看到過有文章提到中國的中低層人士已經產生了反精英情緒，一看到精英階層有人倒楣，網上一片叫好聲音。我記住了這一觀察，但反精英情緒強烈到什麼程度，對此卻並無切身感受。上個月末在推特上有關「精英」一詞的爭論，卻讓我深深感受到了這種情緒。
此次爭論的緣起很簡單。4月下旬，我在「面對中國未來前景的惶恐」一文中使用了一個分標題，「中國精英階層的惶恐」。對精英這個詞的使用，一些推友有意見，大致可歸納如下：
一、中國沒有所謂「精英」，就像它也沒有貴族。
二、「精英」這詞本身不妥，暗含只有這些人是社會精華的意思，宣傳一種傲慢和不平等。
三、中國的精英沒有道德，所以不能算是精英。更有比較極端的意見，認為擁護共產黨就不能算是精英。
四、徹底顛覆「精英、草根」及原有的社會分層話語系統。一位推友乾脆就說：「什麼精英草根的，那是你們閉門造車自作聰明，匪區分五等，大土匪，中土匪，小土匪，屁民和冤民」。
儘管我向這些推友解釋：任何研究都需要一套話語系統，研究者發表自己的觀點與意見時必須借用這套話語體系。「精英」其實只是與「草根」相對應的一個詞彙，其定義很簡單：受過良好教育，佔有政治、經濟及文化資源，並無道德含義。更何況，為「精英」一詞賦予道德含義，會讓人們在使用這詞彙時產生困擾，比如一些上層精英一旦有了道德缺陷，比如包養多個情婦、貪污腐敗等，難道就能因此將他們貶入「草根」階層？如果棄用精英、草根、上層、中層這一社會分層的話語系統，研究寫作「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就會變成這種範式：「開篇：界定中國各等土匪之內涵外延；第一章：中國大土匪的屬性，第二章……」，這在學術研究上是不可行的。
討論者也意識到這種顛覆話語系統的事情說說也就罷了，真要行之於世也太困難。但是好幾位推友仍然認為用「精英」一詞是抬舉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上層，於是以張藝謀為例，認為他只能算「精」（精於算計），但未必是「英」（即「人之英華」之意）。
但是我對推友們否定中國精英存在的傾向很感興趣，因為這是轉型期社會情緒的一種折射。在我看來，這種情緒至少反映了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中國的精英階層未能肩負他們本應承擔的責任。任何社會都有本社會的精英階層，但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是個異數。首先這是緣於毛澤東本人有嚴重的反精英情結與反智傾向，即使在他成了事實上的皇帝之後，終其一生也未能完成從革命者到執政者的心理轉變，那句「文革每隔七八年要來上一次」的名言就是這種反精英情結的反映。其次，毛領導的革命本身就是消滅社會精英的革命。直到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毛澤東那套「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聖諭才被國家建設需要人才的現實完全推翻，「精英」一詞也就慢慢地出現在中國的學術研究及各種評論文章裡了。
可以說，80年代直至90年代前期，中國社會由草根上升為精英的通道是暢通的（許多省部級、廳局級貪官，包括學者型大法官黃松有都出身於農家或平民家庭是證明）。「精英」一詞也被賦予中國式內涵：被衍伸為「在某個方面對社會、國家有突出貢獻甚至能夠影響政府決策和國家前進方向的人士」，民間的俚俗解釋就是「有本事、能耐大的人」。此時無論是精英還是非精英，都一致認定精英階層理所當然地承擔著一定的社會責任，精英一詞的使用是正面的。
但隨著90年代的改革墮入權力市場化這條不歸路之後，中國的精英階層就逐漸痞子化，精英階層利用權力瓜分掠奪公共資源且越來越肆無忌憚。無數事例表明，政治精英與腐敗密不可分；經濟精英與權力勾結瓜分資源且毫無社會責任感；知識精英為政治經濟精英代言而毫不知廉恥。精英階層獲得了太多的利益而拒絕承擔責任，底層民眾毫無權利還要被精英階層掠奪輕視。其結果造成精英階層公信力下降，草根在道德層面上對精英階層持否定態度並產生反精英情結的主要原因。
二是精英產生的機制有嚴重問題。買官賣官成了官場陞遷的不二法門（女幹部則被譏為從床上培養）。隨著就業機會日益稀缺，大學生畢業即失業這一現象使得中國的大學喪失了「培養中產階級的搖籃」功能。就業的競爭成了就業者家世背景的競爭。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曾經暢通的社會上升管道已經變得非常狹窄。從精英產生的機制來看，中國正在向身份型社會複歸（即精英選拔是以血緣為標準）。
很早以前，我就注意到兩種階級觀念。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念，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精英階層）抱持否定態度，並崇尚以暴力為手段推翻有產階級然後取而代之。在社會上升管道梗阻的社會，社會中低層上升無望，則容易產生對精英階層的懷疑與仇視，這種極度的社會緊張狀態就是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產生的溫床。另一種是凡勃侖的觀念，他反對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觀念，認為底層對上層的羨慕，通常表現為希望自己通過努力也成為上層階級的一員。在社會階層流動管道暢通，底層通過努力能夠獲得上升機會的社會，社會低階成員可以實踐凡勃侖的階級上升意願。
綜合以上所述，我認為中國的問題不在於應不應該使用「精英」「草根」這類名詞，而是要改變精英階層有特權無責任、平民草根無權利有義務的不平等狀態，打通社會上升管道，消除社會緊張與階層對立。
原載《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