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7月20日訊】2011年對於全世界的華人都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份，因為百年來國家民族都經歷了很大的變遷，人民也經歷了很多的災難，數百萬、數千萬同胞死於幾場他們不明所以的「革命」之中，尤其是生活在大陸的十幾億同胞至今還在獨裁專制的壓搾之下，於是大家都很自然地就回想起百年前那場結束了二千多年封建帝皇制度的辛亥革命，遺憾的是海峽兩岸國共兩黨長期執政至今未有一部客觀公正周詳的《民國史》，海外傳媒報導說中國學者研究民國史還得依靠美國、英國、日本甚至前蘇聯的著作，高價向他們購買資料(1)，於是，民間在隆重紀念這場革命的同時，對它也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更深入的研究。希望能探索出在新的歷史環境下中國走向民主富強的道路。
史學界公認研究歷史必須體會歷史人物所處的歷史場境才能真正得出中肯的結論，不能拿外國的或者現時現地的標準去要求他，否則難免流於荒誕。
這種方法論古來有之，先賢孟子就強調「知人論世」，強調站在古人站在當事人的立場去設想去體會，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隱惡。一九三○年，陳寅恪先生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寫下這樣一段話: 「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 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暸解之同情,始能批 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這就是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著名的「瞭解之同情」論。海外學界對此解釋說「歷史研究中在材料不足的情況下，對歷史事件和人物作出想像和內心的深刻體會，與古人站在同一情境中，才能感同身受，深刻地理解歷史事件和人物；只有與歷史人物有著同樣的情感，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的真實。」(2) 基於此，陳寅恪在解釋自己出身晚清顯赫世家卻不治清史時曾說，正因為自己身世與清史有太多牽扯關聯，所以才不治清史，以免個人的感情因素影響史家判斷。」(3)
筆者非史學家，甚至與史學沾不上邊，只是有心為推動中國民主略獻綿力。近年來有興趣收集和研究辛亥革命及民國史，是因為先祖父容伯挺很深地捲入了這段歷史：不但親身參加了這場革命，革命成功後還為建立中國的議會政治和民主憲政竭盡全力，並為此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筆者自問當然遠沒有陳寅恪先生那樣的學識和襟懷，研究民國史只是出於好奇和興趣，但我願學習陳寅恪先生儘可能做到不帶任何個人感情色彩。在此只想說一些很初步的心得供大家研究和批評。
綜合各方資料：先祖父容伯挺(1886-1923)，廣東新會人，早年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1912年回國，擔任同盟會廣東分會會計員兼書記員。1913年1月26日，同盟會廣東分會易名國民黨廣東支部大會在廣州東堤廣舞台開幕，到會者一萬二千人，由容伯挺主持，容允慎(人名)任書記，宣佈易名理由，胡漢民、陳炯明等發表演說。選舉結果胡漢民為首任國民黨廣東省支部長，容伯挺為總務主任，廣東支部會計員兼書記員，胡漢民副手。同期，各省議會成立，容伯挺當選廣東省議會首席議員，代理議長。孫中山讓位袁世凱後，各省議會要求參與總統選舉， 廣東省議會向各省發出通電倡議成立省議會聯合會，每省派兩名代表齊集天津開會。4月27日宣佈成立「中華民國省議會聯合會 」，發表宣言「以聯合各省 ，代表民意，求得真正共和，作國會後盾。」在北京袁世凱眼皮下通電反袁，受到天津當局馮國璋的迫害，逮捕「聯合會緊要人物容伯挺」(4)。國民黨機關報《民誼》立即撰文抨擊袁世凱，國民黨上海交通部極力營救，才得以獲釋，遷至上海繼續開會。5月16日，會議推舉河北王建中、廣東容伯挺為正副會長，魏勳為書記長，聯銜向日本天皇發出勸告中止借款的書信。並再次發表反袁宣言，要求英法等五國政府，不承認袁世凱違法借款……。1915年初，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李大釗等在東京發起組織反袁祕密團體中華學會，湖南留日學生林伯渠、易像(著名戲劇家，義勇軍進行曲作詞人田漢的舅父，不久後在湖南被軍閥殺害——筆者註)等發起組織反袁團體乙卯學會。同年，容伯挺二次赴日，兩學會於1916年1月合併，改名為神州學會，會員一百餘人，推李大釗為評議長，容伯挺、林伯渠和易像三人為幹事(5)。之前，1915年10月10日，政學系谷鐘秀、楊永泰創辦機關報《中華新報》，1916年容伯挺回國，被委任為社長兼主筆。是年冬，蔡鍔在雲南起義，《中華新報》特闢「護國軍紀事」專欄詳細報導護國戰爭消息。護國軍在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岑春□任總司令，委任梁啟超、章士釗、容伯挺等任參議，容兼祕書廳祕書，襄助討袁軍務。袁世凱倒台後，容伯挺任廣東省府顧問、省長公署公佈所所長、財政廳參議、印刷局局長，仍兼政學會機關報《廣東中華新報》社長和主筆(8)。1920年底，粵軍陳炯明回師驅桂，容伯挺逃亡日本，1923年春潛回廣州，被密探發現，5月18日吳鐵城將容伯挺拘捕並將其殺害(9)。民國九年春，滇軍主力落入傾向孫中山的李烈鈞手中。同年八月又發生了陳炯明「漳州回師」。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激進派重回廣州掌握軍政府。李根源、楊永泰等離開廣東前往北京。唐德剛《政學系探源》一文說：「蓋中山於民國十二年初驅逐陳炯明，重組大元帥府之後，廣州已是與政學系有舊怨 的清一色孫系人物。他們絕不許政學系人物來廣州作祟。加以這時中山已實行「聯俄容共」。年輕的一輩更把政學系看成北洋軍閥的幫凶，是反革命分子」。至民國十二年(1923年)，因陳炯明與孫中山政見不同，砲轟觀音山，孫中山令滇桂軍回師討陳，因滇軍先入城在廣州魚肉百姓，不得人心，容伯挺為桂軍沈鴻英部參議而被殺(8)。除此之外，我祖父之死因政學系之故，還可見證於文史資料佚名《楊永泰其人》一文：「迨陳炯明回師驅逐桂系，楊隨之下台外逃。其留粵親楊分子多遭危害，如廣州《中華新報》經理容伯挺，因與楊關係密切，即被吳鐵城不加審訊而槍殺了。」
03年８月，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在紐約唐人街的一間華人書店裏看見一本新出版的書，書名是《近代廣東的政黨、社會、國家——中國國民黨及其黨國體制的形成過程》，作者是日本人深町英夫先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文庫》叢書之一。我無意中翻閱這本書，卻赫然發現書中多處提到我的祖父容伯挺，於是，我當即購下這本書回家慢慢細看。
小時候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父母親對所謂「有問題」的親戚朋友都絕口不提，以免惹禍上身，包括早已逝去的祖父容伯挺。我只記得，大約是在我讀初中的時候，有一天，伯父一家和我們一家大大小小十幾二十人一起到酒樓吃飯，伯父和父親都顯得十分高興，父親告訴我說是因為在報紙上看到殺父仇人吳鐵城在台灣去世，所以我們一起出來慶祝。其後許多年，隱約聽說祖父早年留學日本，認識孫中山先生，參加辛亥革命，回國後當過廣東省議會的代議長，並且辦了一份報紙。後來由於軍閥混戰，陳炯明背叛孫中山，祖父不及走避，被吳鐵城抓去槍斃(我後來查到的資料卻說吳鐵城藉口我祖父「助逆」)，吳鐵城當時是廣州公安局長，後來在國民黨裏當了大官，做過國民黨的中常委和上海特別市市長，最後逃到台灣。祖父死時才只有三十七歲，而父親當時只有九歲、伯父十二歲。
對祖父知道得更多一些，是在幾十年以後，父母都不在了，根據深町英夫先生書中提到的索引，在圖書館、博物館和網站上才查到了很多祖父容伯挺的資料。祖父去世八十年以後，我在遠離他去世的地方，在大洋彼岸從一個日本人的著作裏才有機會認識連我父親都不知道的祖父的歷史，我覺得這是不正常的。 中國人不能在自己的國家從中國人自己的著作裏認識中國的歷史，反而要在別人的國家從外國人的著作裏認識中國歷史，這不但是我一個人的悲哀，也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然而，時代畢竟在變化著，社會在進步中，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文革後又重新開展了辛亥革命的研究。或許是沾了李大釗、楊匏安(1896-1931，廣東香山人，留日學生，與李同為中共早期馬克思主義宣傳者——筆者註)的光，近年來不斷看到提及我祖父容伯挺和他的《廣東中華新報》的研究資料，學者們提供了很多歷史事件的細節，讓我們得以客觀全面地瞭解這場民族民主革命。其中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堅、廣東警官學院法律系副教授、史學博士沈曉敏先生著作尤豐，為廣東辛亥革命史以及共產革命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貢獻。
自從開始收集資料研究廣東民國史，想知道為何祖父會被黨政資歷地位均低於他的吳鐵城處死？可一直找不到答案，我始終不明白的是，1923年滇軍楊希閔、劉震寰以及桂軍沈鴻英均是奉孫中山令入粵討陳，為何吳鐵城可以藉口我祖父為沈鴻英軍中策劃成「助逆」而殺害？這段歷史真是撲朔迷離。於是我請教中山大學歷史系李堅教授，李教授告訴我：祖父容伯挺死因是「政學系」之故，並介紹我參閱好些歷史資料。直至我看到唐德剛先生《政學系探源》(以下簡稱「唐文」)、雷嘯岑先生《政學系與現代中國政局》(以下簡稱「雷文」)，才令我對祖父的死因有了較明白的瞭解：原來祖父是死於「黨爭」(即共產黨所說的「路線鬥爭」)。我原來一直以為祖父在日本留學時己結識孫中山先生參加同盟會，在孫中山先生親自主持成立的同盟會廣東分會和國民黨廣東分部中擔任要職，想不到結果竟是被「擁孫派」所殺！
故我第一個心得體會是中國歷經數千年綿長的封建專制統治，整個國家社會完全被暴力和權力所征服，從來都是「殺人頭」(武力征服一切) 而不是「數人頭」(從未有過普選和議會政治)從上到下、從裏到外，完全沒有半點西方政治那種和平協商和妥協包容的傳統和習慣。相比之下，中國的政治實在是太殘酷和血腥了！也可說完全沒有西方政治的文明；只有「中國特色」的野蠻和暴戾。特別是當時數千年的封建社會剛剛解體，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新秩序還未能建立，一切都處在混亂之中。這時候，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仇殺行為，在全體中國人，即使是所謂「革命者」中的影響就肆無忌憚地表現出來，莊嚴的政治舞臺居然成了殺戮戰場，我的祖父不幸就成了這種封建仇殺的受害者。殺人者有軍閥、國民黨；共產黨也深受其影響，在革命的過程中不斷地用肉體消滅的辦法對付不同意見者。正如張國燾先生在《我的回憶》一書中所說：「……這表現了中國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養，動輒以槍斃和暗殺手段對付反對者」。若國人不徹底改變這種「槍桿子裏出政權」崇尚武力的惡習和野蠻的政治生態，中國就永無民主憲政之日。
原來「政學系」起因是民國成立後，宋教仁、黃興等主張議會鬥爭「動口不動手」，不同於孫中山另組中華革命黨主張武力推翻北洋政府，當時得到大多數國民黨員的支持。於是舊國會議員中老同盟會員、國民黨員組成「憲政研究會」，全盛時擁有二百六十多名成員。本來完全有可能成為中國從此走向西方式憲政民主的重要力量，可惜卻在軍閥和「革命營壘」的雙重扼殺下挾帶著中國民主化的曙光希望被撲殺於無形。有關這段歷史及「政學系」起源、初期活動先請看唐德剛先生《政學系探源》(以下簡稱「唐文」) 一段：
討論『政學系』似應從「同盟會」談起：「同盟會」原是一九○五年 （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夏季，中國革命分子在東京所組織的革命大同盟。蓋斯時中國留日學生共有兩萬多人。真正讀書的人雖然不多，但是談革命卻是一時的風 氣；革命的小團體如雨後春筍，個別的革命家更不計其數。大家都認為有聯合組織之必要，剛好孫中山在倫敦蒙難之後，在這一年載譽東歸，成為國際新聞人物，大 家乃公推中山為首於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東京成立同盟會。
雖然同盟會當時的誓辭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但 是盟員一致服膺的共同信念卻只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最多也只到「建立民國」為止。因此，同盟會雖然是中國革命史上最「革命」的一個團體，但是一旦「民國成立」了，奮鬥目標消失，革命精神便再也打不起來了。
所謂「民國」這一概念，在當時的解釋便是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是個「共和政體」──有總統、內閣，和上下兩院──就夠了。有才識的政治家，和善於縱橫捭闔的政客，都應集中到「國會」裡去動口不動手。因此民國一旦成立，同盟會便「盟」而不「同」了。當宋教仁、黃興一班人正式把同盟會改為國民黨，以便在國會內以「政黨」姿態出現從事政爭時，另一干與宋、黃不合的盟員如章太炎等，便另行 組黨，甚至與前保皇黨蛻變為北京政府中的政黨──進步黨等攜手在國會之內與國民黨對抗了。同盟會這分裂非關本題，權且按下不表。
再看這以 宋、黃為首的新國民黨，其內部也發生了細部分裂，形成激進與穩健兩派。激進派以孫文為首，主張把革命進行到底，決不與北洋派並存；穩健派則以宋教仁為首， 主張政黨政治，通過國會，掌握政權。這一派在民國元、二年間是國民黨的多數。因此，宋教仁佔盡鋒頭；孫中山反而受到冷落了。可是，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 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著國民黨舉兵討袁（所謂「二次革命」）之後，國民黨內激進派，又振振有詞。孫中山因而在日本又把政黨形式的國民黨，改組以一人為中心 的「中華革命黨」。並於民國三年六月在東京正式成立。
這時以國民黨佔多數的國會已被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也成了非法組織，因而黨內穩健 與激進兩派領袖同時在海外流浪。但是這兩派的作風卻大有不同。例如民國四年初日本向袁世凱提出「廿一條」要求時，全國震動，穩健分子，則主張暫停反袁活 動，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對日；而激進份子則不擇手段，不惜暗中與日本聯絡共同對付袁氏。
由於這兩派作風之不同，所以當中山改組國民黨為中華 革命黨時，穩健分子多不願參加。民初的國民黨中真可說是人才濟濟，但吾人試一翻「中華革命黨」的盟書，便可知人才寥落得可憐。新黨中的「知名人士」只是少 數奉中山為神聖的「死黨」，如胡漢民、廖仲愷等人，且多半是與中山有鄉誼的。其外為辛亥前後，頭角崢嶸軍政兩界著名的領袖如黃興等則多半不願參加這一個只 服從個人的半封建形式的組織。武人中，原為辛亥軍事中堅的所謂留日「士官系」的人物，簡直有百分之九十拒絕參加。所以國民黨的中堅人才，仍集中於穩健一派。
至民國五年袁世凱稱帝，反袁各派在廣東肇慶組織軍務院，擁唐繼堯、岑春□為首，整軍預備討袁。而在這項運動中，所參加而對桂系實力派發生重大影響的國民黨人卻又是以李根源（任副都參謀）為首的國民黨穩健派。
迨 六月初袁氏暴卒，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恢復舊國會，國民黨籍的穩健、激進兩派復與前反袁的研究系一派合作，共有議員四百餘人，謀成立一大政黨。因於是年在九月 九日在北京合組『憲政商榷會』作為當時段祺瑞內閣之反對黨。而這一團體中又因背景與政見不同分為三派：（一）客廬派：以谷鐘秀、張耀曾、王正廷等為首。擁 有群眾二百六十餘人，多為前國民黨穩健份子，為「商榷會」中之主力。（二）丙辰俱樂部：以林森、居正、馬君武等為首。多為前國民黨激進派，後來加入「中華 革命黨」者。（三）韜園派：多為前反袁之舊進步黨人。未幾谷鐘秀、張耀曾二人因加入段祺瑞內閣的關係，乃率眾脫離「憲政商榷會」並於是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組 一政黨，名之曰「政學會」。這個「政學會」便是本文所討論的「政學系」的起源！所以概括言之，「政學系」與舊國民黨穩健派實是一脈相承的。
不 過「政學會」雖以親段起家，但是不久又走上反段的道路。因為「政學會」畢竟是有反北洋派歷史的。它和國民黨其他派系，尤其是中華革命黨一系的「丙辰俱樂部」的淵源遠深於它和段的關係。因此當民國六年「參戰案」發生，段祺瑞因主張參加歐戰，而招致國民黨的激烈反對時，谷、張二人又受「丙辰俱樂部」的影響而去 職。國會內的政學會分子遂公開反段。迨張勛復辟之後，段祺瑞解散舊國會，另組「安福國會」，舊國會議員乃紛紛南下至廣州組織「非常國會」，成立「軍政府」』，並選孫中山為「大元帥」。政學會因地利人和之便，乃在西南政局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波瀾，終於趕走了大元帥孫中山，為華南□赫一時的政治勢力！
「雷文」則說：
政學系的來源：
政學系的原名是「政學會」，發源於美國，創於民國二年反抗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初時皆流亡日本東京，總理孫中山先生在東京改組為「中華革命 黨」，鑑於過去組織鬆懈，紀律廢弛之失，規定黨員重新加入本黨時，須加蓋指模，宜誓絕對服從總理命令，有若軍事部勒。克強先生不贊成加蓋指模這件事，暫不 參加，但他不願公然與孫總理立異，予世人以國民黨內部份裂的觀感，乃避往美國費城，仍從事反袁運動。黃氏赴美後，原在日本過著流亡生活的若干民黨知名人士——特別是 軍人如鈕永建、李烈鈞、李書城、陳炯明、柏文蔚、方聲濤等，皆先後離日赴美，其他的民黨文人——國會議員佔大多數——亦紛紛前往新大陸，隱然唯克強先生的 馬首是瞻。當時民黨健者先烈陳英士（其美），曾自東京以長函致克強先生規勸，希望他莫與孫總理分道揚鑣，黃氏則以本無立異的心思，個人暫居美洲不作分裂行 動，固無所謂也。
陸續到達美國的本黨同志日多，必須有個隨時集合，以交換意見的中心機構，時第一次歐洲大戰方酣，黃氏乃創設「歐事研究會」，作為同志們的俱樂部。既而歐戰 宣告終結——民國四年——會的名稱不合時宜了，即改名「政學會」。越民國五年六月，袁世凱暴卒，旅居美國的黨人相繼歸國，黃氏本人不久亦回到了上海，政學 會即無形解散了。
黎元洪繼任總統後，首先明令恢復舊國會，一般國會議員為著爭取現實的政治利益，分別組織小政團如「益友社」、「民友社」、「丙辰俱樂部」之類，紛紛成立， 互相角逐。原在美國參加過「政學會」的議員，即提出政學會這塊舊招牌，以與諸政團抗衡。加入政學會的議員，都是舊國民黨黨員，而以廣東楊永泰、湖南鐘才 宏、直隸谷鐘秀、江西湯漪、雲南張耀曾、四川李為綸、湖北韓玉宸等為主幹，活動得有聲有色，但與黃克強先生毫無關係。國會以外的政界人士如李根源、章士釗 等，曾是海外的政學會會員，又與楊永泰私交甚篤，且於護國討袁之役，同在廣東肇慶軍務院共事的舊誼，亦居於政學系領導階層，而浙人黃郛素與楊永泰締深交， 無形中成了政學會的高等顧問。此時的政學會，已經完全變了質，而在北洋政府之下，聲勢甚張，頗有左右政局的潛力，如民國九年北洋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自衡陽 撤防北上，因而導致直皖戰爭之役，便係「政學會」幹部鍾才宏從中奔走遊說而然的。
當 政學會在北京組織之初，谷鐘秀實是要角。鐘秀為直隸定州人。谷氏為該地巨室。谷門「鐘」字輩兄弟早年赴日留學即加入同盟會。鐘秀更是一位長於權術的領袖。 辛亥起義之初，十一省代表齊集武昌集議成立臨時軍政府，鐘秀即以直隸咨議局代表參加，成為創立民國及共和政府的元勛之一。旋各省代表齊集南京成立參議院， 選孫文為臨時大總統，鐘秀仍為參院內直隸代表。迨南京參院遷往北京，鐘秀竟當選為北京參議院全院委員長。嗣國會成立，乃改任眾議員，與是時當選為眾院全院 委員長之張耀曾相表裡。
張耀曾雲南人，日本帝大法科出身。亦系南京參議院的元勛。袁世凱死後，段祺瑞組閣，耀曾乃以眾院全院委員長身份被 羅致為司法總長。迨政學會成立，谷、張二氏乃運用其政學系首領及兩部總長的地位，縱橫於直、皖兩系軍閥及國民黨研究系兩派政客之間，頗能展其所長。其後鐘 秀且以同鄉關係結交直系軍人以掀起民國九年直皖之戰，搞垮段祺瑞。
但是當民國六年非常國會在廣州舉行時，政學系領袖亦隨之南移，並由李根 源、楊永泰二氏繼起為中堅人物。李根源字印泉，號雪生，雲南騰越廳人。清末赴日入士官（學校）留學，並於光緒丙午（一九○六）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返國後 任雲南講武堂監督三年，後升總辦。因此後日滇軍將領非其部屬即其學生。貴為中共大元帥的朱德便是以四川人冒雲南籍入昆明講武堂作根源學生的。
辛亥革命雲南獨立，蔡鍔為都督，根源任副都督。民國五年反袁之役，滇軍為兩廣都司令部武力之中堅，根源便以滇軍關係出任副都參謀，因此與老桂系的岑春□、陸 榮廷結下不解緣。袁氏死後，根源出任陜西省長。至民國六年反段護法戰爭發生，根源且實際掌握了駐粵滇軍，與「非常國會」內政學系議員相表裡，表面擁護孫中 山，而實際與兩廣實力派的地方軍閥陸榮廷、陳炳焜合作，割據華南，與北京的段祺瑞和研究系相抗。李根源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物。雖然生了一臉麻子，然自詡為 『智珠粒粒』，卻也與事實相符。
不過根源雖然是政學系的實際領袖，卻甚少正式露面，所以在當時非常國會內的政學系議員，則以『南關五十號 』的楊永泰為馬首是瞻。楊永泰（暢卿）為廣東茂名人，生於光緒六年（一八八○），小李根源四歲。以廣東佬而畢業於北京匯文大學法科而從政。也是北京參議員 時代的元老。暢卿是一位案牘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質疑問策，楊氏能於談笑之間立擬上、中、下三策以對，無不妥切。他在廣 東既享地利，又懷鉅金，因此坐了政學系的二把交椅。
以這樣兩位縱橫家，與擁兵十餘萬，佔兩省地盤的地方軍閥相結納，因而孫中山在廣州只頂 了個『大元帥』空銜而一籌莫展。但是中山的英雄本色，硬要搞他毫無本錢的『護法運動』和『非常國會』，便逐漸引起政學系和桂系驅孫之心了。民國七年四月廣 州「軍政府」終於在政學系暗地裡策劃劃之下改組。孫中山被拉下「大元帥」的寶座，而代之以「七總裁」。桂系首領岑春□卻被選為「主席總裁」。孫中山護法不成只好到上海去著書了。
筆者心得之二是儘管長期以來中國統治者從蔣介石的軍政訓政憲政到今天中共宣稱「五不搞」，都一口咬定中國人口多、素質低不適宜實行民主憲政，其實不然，近百年前，中國己有一批擁護民主憲政的憲政派「政學系」他們己經在缺乏民主基礎的中國勇敢地踐行民主憲政和議會政治了。請看「唐文」兩段：
民國八年夏季，楊暢卿又利用桂系和廣東本地人的矛盾，而因緣取得廣東省長。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時政學系在華南真 炙手可熱。但是他們也知道搞政治，還須到北京去，廣州終非久戀之鄉。所以他們在廣州一切做法，都是志在向北京作觀望，以便捲土重來。不幸此時還有一批擁孫 的議員，真有志以廣東為正統，要在非常國會內通過一部在北京便已開始擬定的憲法。政學系認為此風不可長。在暢卿一度策劃之後，政學系小試牛刀，來個「總缺 席」，憲法會議便頓時流產了。這實是政學系以集體行動正式公開杯葛政敵的第一次。
當民國十二年十月曹錕賄選時，政學系遂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個投曹錕票的「豬仔」之中，政學系的領袖們皆不與焉。所以不論政學系的功過如何，這一點還是值得史學家讚揚的。不過「豬仔」們的靈魂，雖只值五千元一頭，但是當議員還有不做 豬仔的自由，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學系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鬚而公開反對，這都表示政學系這批領袖們，雖都是善於縱橫捭闔的政客，但是他們也還有 相當操守，和相當獨立的主張，為人處世有所為有所不為，這又豈是一味罵軍閥時代一無可取的後世「委員」和「代表」們所可企及！？
蓋中山於民國十二年初驅逐陳炯明，重組大元帥府之後，廣州已是與政學系有舊怨 的清一色孫系人物。他們絕不許政學系人物來廣州作祟。加以這時中山已實行「聯俄容共」。年輕的一輩更把政學系看成北洋軍閥的幫凶，是反革命分子。政學系領 袖們因而又作了投奔無門的喪家之犬。直至國民黨於民國十六年「清黨」之後，他們遂又在國民黨下，生起根來。
在國民黨掌握大陸政權的後期，派系紛立的局面之下，「政學系」實是炙手可熱的最有力量的派系之一。在這些小派系中，「政學系」的資格也是最老的，因為國民黨 當政時的派系，除它之外，其餘全是一九二四年改組以後才產生的，而「政學系」卻是一個「齒與黨齊」的元老組織。但是他和另一個「元老組織」的西山派又有不同。雖然西山派的成員，都是「元老」，但西山派本身的組織卻是一九二五年才出現的。再者西山派在一九二七年垮臺之後，死灰也不再復燃，「新陳代謝」就更談 不到了。它(「政學系」)雖然始則有形，繼則無形，但是它自始至終卻是一個顛撲不破的政治團體。抗戰勝利初期，其中野心領袖們（據一位深知內幕老前輩告訴筆者），曾醞釀 組織新黨掌握中央政權呢！
這一著雖未實現，而「政學系」在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內其力量至少可與另一有力派系的『CC』相頡頑。
可 是CC繫在許多方面卻難與政學系相抗衡。蓋CC系雖然幹部遍天下，包辦甚或把持了無數個政黨小單位，但它卻是個「有兵無將」的團體。它的散兵游勇，雖然到 處樹敵惹忌，但是「大官」實少得可憐，就是陳立夫先生自己只在最後才做了幾個月的立法院副院長。所以星象家如替CC系算個命，一定要說它缺乏『正官正盈！
政 學系可就不然了。數數它的領袖們，可說內有宰輔，外有封疆。據國民黨的傳統說法，政學系的成員沒有「簡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個「有將無兵」的團體。他 們只與高級的正敵，決勝於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學的學生宿舍，或小職員的公共食堂內，對人家橫眉豎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討厭。所以政學系給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這 一團體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祿的「治世能臣」的組織。事實上，自民初國會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廚房內閣」為止，它在國民黨內的影響較之其他任何派系實有 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將來史學家如一秉春秋之筆來論斷國民黨的史實，如認為該黨功在國族，則政學系實在應該「配享太廟」；相反的如果認為國 民黨禍國殃民，罪在不赦，則政學系實在不能只算是「脅從」！但是政學系究竟是個甚麼東西呢？這也是個有趣而值得研究的問題。不過要研究「政學系」可也不是 一件簡單的事，它的歷史、人物、組織、政治權術；它代表了甚麼利益；甚至它的「階級性」都太複雜了。筆者也斷不敢以「二手資料」冒昧來作一項「CaseStudy」，只想就書本知識，來一探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往在國民黨當政中所活動的大略而已。但願我們沾「言論自由」的光，先為這個問題畫個 輪廓，好讓其他專家或「個中人」來以事實填補罷！
筆者心得之三是國共兩黨迄今仍以其「革命史觀」去看待辛亥革命、民國史以及完全否定其中的「政學系」政治活動，中共官方將其定性為「反動政客」；國民黨則稱之為「北洋軍閥幫凶」是不對的，因為這種史觀完全屬「政治治史」非「客觀論史」。若站在世界歷史向民主方向發展的觀念看：今天台灣的政治也說明了：百年前宋教仁、黃興等先輩所主張的議會政治確是一條正確的民主憲政之路，他們創建的「政學會」確是中國歷史上順乎世界潮流的民主政治組織，其中的許多人包括我祖父在內，雖然都是些官僚政客，但無可否認他們確是中國最早一批對民主憲政和議會政治有正確認識的政治家(「政客」一詞在中文語境中是貶意詞，可是在英文語境中卻是與「政治家」 同一詞為Politician，是個中性詞，即以政治為職業的人，他們對世上各種政治制度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瞭解和更深的研究就不足為奇了，絕不可因為他們是「政客」就否定他們的政治主張，他們當年反對暴力革命、主張議會鬥爭「動口不動手」、實行歐美式民主憲政，至今仍有巨大的現實意義，仍然是我們中華民族孜孜追求的普世價值和崇高目標) ，對此，「唐文」評論說：(請注意對「武斷而膚淺」的共產黨及其「階級鬥爭」史觀的批評)
由前文 所述，吾人可知「政學系」原為民國初年，北京國會內議員們所組織的一個政團。這種政團實是民主國家國會形成期間所共有的現象。美國國會成立之初，政見不同 的兩位領袖傑弗遜、漢密爾頓二人便各自糾集黨羽，在國會內形成兩個政團，而開美國兩黨制之先河。政學系早年的領袖，亦均一時之選，在國會內集合同志，組織 一政團，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過大凡一個民主政團，必有其代表性。美國早期的傑弗遜集團所代表的是小農、小手工業者和負債階級。他認為「中 國的小農制」應被視為美國農村建設的目標。他們主張把「工廠放在歐洲」以免資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國農村社會來作惡。漢密爾頓則是代表新興的工商業和債主 階級。他們憎恨所謂群眾。所以漢密爾頓說「群眾是野獸」。這是美國革命後所自然形成的兩種社會力量，因而在國會內，形成了兩個政團來代表他們。
試 問我們所討論這個「政學系」代表當時中國社會上甚麼一種利益呢？回答這一問題，只有武斷而膚淺的共產黨人，才敢胡說。好學深思的社會科學家，就未便信口開 河。因為一個政黨如果代表某個階級或某種社會力量，其方式只有兩種，一是某政黨的成員是某階級產生的；二是先有惡勢力的組織，然後與某階級勾結以取得援 助。所以它的政策與作風是有其賡續性。吾人如檢討政學系，便發現他們並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當時最反動的「交通系」，較保守的「研究系」和最激烈的「中 華革命黨」，乃至南北各派軍閥，都不代表任何社會力量，任何階級，或任何帝國主義的利益。
大陸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先生《辛亥革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說：
「晚清十幾年的立憲運動發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線,人民只是給一張選票,給這 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權力,並不是讓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孫中山和後來的革命者都是動員人民。政治不能這麼玩,政治永遠都應該是職業政治家手裡面的東西,但是職 業政治家的合法性來源於人民投票。……應該相信人民的判斷。就是選上了一個壞人,人民仍然有辦法把他選下來。而 且中國當時走的精英政治路線,人民選的就是諮議局議員,並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選大總統。我們當時走的代議制,和美國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誠的 代議制,真正的代議制,在基層放開權力就行了。
筆者心得之四是民初最有機會走上歐美式西方民主議會政治之途半途夭折，「政學系」走民主憲政議會政治道路的理想末能實現，主要原因在於缺乏民意基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向何處發展最根本取決於人心所向及客觀環境，雖然政治精英分子找到了一條正確的路，可是整個國家缺乏民主基礎，沒有實行議會政治的條件，要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仍只是空想。請看「唐文」對此的評論：
不過吾人可不要小視民初那些議員，尤其「政 學系」那批政客。他們當初都是「許身革命」的志士。「驅除韃虜」、「建立民國」，他們都有過汗馬功勞。他們不是只知舉手喊萬歲的「豬仔」，而卻是夠得上與「『中山先生」、「克強先生」稱兄道弟的特立獨行的人物。處於民初混亂的局面下，生存上對職業的要求；道義上對國家的責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 （否則當初也不會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門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會力量和階級；在上又沒有一個「睿智天縱」的「聖主」可以去效忠。 袁世凱、段祺瑞一批武夫，又遠非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確有「濟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處不著邊際之時，他們的行動就只受兩種力量支配了。第 一是個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個人的政治信仰。
若論政治信仰，則他們都是搞「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起家的。 他們都是時代的產兒，跳不開時代所給予他們的觀念。這一時代有為有守的人都認為議會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國」的最高原則。他們反對過滿清大皇帝，也反對過 洪憲新皇帝。對孫文要改變的民主基礎來「慎施命令」的寡頭作風，他們也照樣不能接受。
論起切身利害來，那他們都脫離不了中國士大夫「學而優則仕」的老傳統。在公則輔翼聖主，福 國利民；在私則榮宗耀祖，陞官發財。所以政學系裡面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慾望則是內閣總理，和各部總長，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長。他們之間沒有想做皇帝的 人。因為「自古帝王多無賴」，他們都是書生出生，還未下流到「無賴」的程度。
要之，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不外兩 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極權政治。人民之福端賴聖主明君之施與。另一則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決於人民之投票。我國早期政學系之可悲，便是他們生存在一個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非牛非馬的政治制度中。「政學系」內的一批政客，都可說是「治世之能臣」，聖明在上，他們都可輔翼天子，調理陰陽，可惜他們 遲生了數百年。再說，如果中國當時民主政治有基礎，他們也可代表階級利益，作民主黨魁，譁眾取寵。不幸他們又早生數十年，甚或數百年，終至長才不遇而淪為 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團，在岑春□、黎元洪、馮玉祥之間討飯吃，本來也實夠慘了，直至國民黨北伐完成，「國會」一去不復返，這一批「政學系」內的職業官僚， 難免就更是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而另謀職業之道了。
雖說中國當時沒有民主基礎，他們無法施展搶抱負，實現民主憲政的理想，唐德剛先生說他們「不幸早生了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但我始終相信，「江山代有人材出」和八十年、一百年前相比，今天全世界的民主潮流更加勢不可擋，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民主訴求都空前高漲，一定會湧現出更多民主憲政派的志仕仁人，我們古老而寵大的祖國總有一天會融入世界民主文明的潮流，實現幾代人的民主憲政夢想。
不錯，民主憲政、議會政治需要民主基礎，其中包括國民的民主素質。我們羨慕歐美國家的人民能享受民主憲政，羨慕他們國民的民主素質，但是，這一切都不是與生俱來或從天上掉下來的，這些國家也是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演變而來的，他們今天所享有的民主憲政是他們努力爭取得來的，今天能發展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也是他們勇於實踐，一次一次的「民主演練」而得到的結果。所以我們中國人想擁有如他們一樣的民主憲政就一定得像他們一樣努力去爭取去演練！事實上，我們並非完全沒有機會，也並非完全沒有踐行演練過，清未民初就是一次很好的機會和演練。請看大陸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先生《辛亥革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所說：「孫 中山多次講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質,要教人民怎麼開會,怎麼投票,怎麼選舉。1894年的時候,中國人確實不知道怎麼開會,但是到了1912年的時候,中國 人太知道怎麼開會了,因為有了十幾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
所以說,辛亥革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
因為這場革命不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內戰和血腥。我認為這是中國智慧的最高體現,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
今天，中國人民的民主演練在台灣還在繼續進行著，而且一次比一次成功，全民受到很大的鍛鍊，民主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在都說明了我們中國人絕非天生不配搞民主，絕非世世代代都要受專制奴役，百年前我們的先輩己經嚐試過了踐行過了，今後也一定會有真正實現和踐行的機會。我們至今還被世界上最強有力最野蠻的獨裁專制政權統治著，這是我們的不幸，但是將來也可能成為我們的驕傲和榮耀，因為我們有機會和這個最強大的專制政權較量，親手去埋葬他們，不論對中國人民還是對世界人民都是最大的貢獻，在世界歷史上都是最光輝的一筆！
為此筆者呼籲海峽兩岸以至海內外學者繼續唐德剛先生、雷嘯岑先生等對「政學系」的研究，給予正面的評價，摘掉其不實的「(反動)政客」(中共方面) ；「北洋軍閥幫凶」(台灣方面) 的帽子，還原其「中國最早提倡並踐行民主憲政及議會政治的政治組織」本來面目，讓中國漫長艱難的民主之路有一個方向，讓後來者有一個敬仰和效仿的榜樣，全中國的民主憲政及議會政治才有實現夢想的一天。
註 (1) 霧滿欄江《民國就是這麼生猛》
(2)美國西來大學陳懷宇「陳寅恪與赫爾德－－以瞭解之同情為中心」
(3) 出塵：「陳寅恪為甚麼不治清史？」
(4)沈曉敏《民初袁世凱政府與各省議會關係述論》
(5) 王漁《林伯渠傳》
(6) 馬勇「辛亥革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
(7) 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二輯區仲堅「滇桂軍在粵互爭權力發生戰爭」
(8) 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二輯區仲堅「『政學系』在粵擴張勢力的開始」
(9) 1923年5月30日加拿大《大漢公報》「槍決容伯挺詳情」
(寫於2011年5月18-24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刊於2011年7月17日「縱覽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