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邊: 民主精神傳承遭遇「迷茫一代」

黃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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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7月29日訊】7月28日,香港支聯會新任主席李卓人首次到溫哥華並舉行演講餐會,溫哥華支聯會主席盛康兄囑我邀約一些大陸移民朋友參與,一下子來了10個,這實在是非常可喜的局面。因為,過往的很多年,這類敏感活動鮮有大陸人士願意涉足,因為不少人雖然來到海外,那根「弦」還是松不下來,只是這10來個人中年輕人太少。

如果民主精神的薪火相傳主要指對青年人的一種期待,那麼,我看已經沒有多少年輕的中國留學生會把去世的香港支聯會前主席司徒華作為一種楷模,因為華叔所要犧牲的東西正是他們千方百計希望獲得的。在海外,我們看到的是一代青年人物質水準的崛起和獨立精神的沉淪。遠離敏感的政治話題、迴避社會現實的矛盾早已成為共識。這已經不是危言聳聽,他正在摧毀整整一代人對中國前途的責任感。

香港支聯會堅持22年的抗爭說明了一個事實,最撕心裂肺又氣貫長虹的一種單相思就是像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那樣去愛著自己的國家。司徒華給我們留下的最大感動不僅僅是他的勇敢,而是面對利誘的時候對理想始終如一的堅守,這正是我們這個民族最稀缺的品質。今天,我們擔心的不僅僅是華叔去世給海外民主運動留下的領袖人物的短暫真空,而是先生這種品格的傳承在海外所面臨的越來越嚴峻的考驗。

美國著名漢學家林培瑞說:這15年來,他觀察了到美國來的中國學生和研究生。發現他們與歷代的年輕中國知識份子不同,不談社會理想,只追求自己的利益,願意接受中國不民主和中國社會貧富懸殊的現狀,願意認同那種(比較狹隘的)民族主義。

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尋成了今天海外許許多多學子自己劃定的「禁區」,這也是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他們「思想亮點」的原因,更遑論期待他們接下司徒華們民主思想的火炬。

如果說文革中那撥革命青年是被政治風暴被動打造成「垮了的一代」,那麼這一代的海外學子完全是由於「經濟狂瀾」主動選擇了政治迷茫。海明威在小說《太陽照常升起》中塑造了「迷茫的一代」,那是一群第一次世界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戰爭的創傷令他們對生活失去了信念。如今的這代人的迷茫,肇始於威權體制對三代中國人的精神奴役,「革命」的創痛使他們對理想失去了追求的勇氣。畢竟,歷史的記憶是那麼慘痛、政治的探索是那麼血腥、精神的追尋是那麼漫長,於是,他們接受了父輩的勸告,也接受了大陸現實政治遊戲的規則,任「自由之火」在心底默默熄滅。其實,今天海外留學的主體主要來自「官二代」、「富二代」,他們的精神萎靡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家族烙印和功利色彩,或許,這就是中國跛腳改革讓一代年輕人付出的代價。

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一個多月,有機構在溫哥華一所公立大學詢問了10位中國來的大學生是否知道劉其人,據說有7個人不知道,三個知道的人中還有一位誤認為是影星劉曉慶。就我接觸到的在大溫的大陸留學生,他們對中國的當代史大多都是「白癡」狀態。四年前,有家團體去卑詩大學(UBC)放映胡傑先生的得獎記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在大學的網站和公共處所做了很多廣告,結果只來了五個學生,其中有位歷史系的同學還把林昭當做了林彪,他說早知道就不會來。每年的溫哥華支聯會組織的六四燭光悼念,很少見到大陸來的留學生的身影。矗立在UBC校園裡的民主女神像還有中國留學生臨到畢業都不知道其中蘊含著血寫的歷史。

所以我常常在想,面對這樣一撥海外的年輕學子,華叔以及李卓人們為自由中國的付出值得嗎?我常常動搖,但又總是被他們的那份堅持所感動。因為,今天我們對那群學子們的失望不意味著對整個中國年輕人的失望,至少我們從香港每年六四維園裡那些手握蠟燭的年輕人剛毅的臉上看到了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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