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8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貴遠編譯報導 )受中共當局迫害的異議者中，著名詩人和當代中國現狀見證者廖亦武的事蹟，特別引人入勝。多年來，廖的作品廣泛取材於普通的中國民眾，披露他們的日常生活，但因內容涉及當局的禁忌而一直被禁。 7月初，在藝術家生存環境惡化和知識份子惡評中共當局的背景下，廖從雲南邊境進入越南，輾轉逃到德國。
《紐約書評》報導，廖於1989年開始嶄露頭角，當時他針對天安門廣場鎮壓發表了發人深省的抗議詩作《大屠殺》。隨後，他被逮捕，在獄中度過了4年時光。在獄中，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社會棄兒和不被世間所容的人，他們都成了他描寫中國下層社會的第一本書的主角。
該書以問答的形式寫成，這些故事象徵性地描繪了世間百態，包括人群中的另類和從事特殊職業或狀況特殊的人。其中有些故事譯文於2005年在《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上發表。 2008年這些故事也被編撰成集出版了英文書《吆屍人》（The Corpse Walker: Real Life Stories, China From the Bottom Up）。
現在，廖的其他三本書之一，《上帝是紅色的》（God is Red: The Secret Story of How Christianity Survived and Flourished in Communist China）即將於九月在美國出版。書中描述了紅色中國早期基督教被迫害的故事，故事主要發生在雲南少數民族地區。他還寫了他四年監獄生活的回憶錄，剛剛在德國出版，受到廣泛好評，他有關中國新下層階級的第四本書尚待出版。
《紐約書評》記者約翰遜（Ian Johnson） 最近在柏林文學館（Berlin’s Literaturhaus）採訪了廖。約翰遜描述:廖混跡於遊客和時髦玩家之間，輕鬆寫意，理著光頭，顯得比實際年齡53歲要年輕;他個子不高，很壯實，帶有濃重的四川口音，談到了他義無反顧的逃離、他的新書以及他如何計劃今後繼續寫作。
關於他流亡到德國來推銷自己的著作這一點，廖亦武說：「我從來沒有說過我想遠走他鄉或逃離，只是因為如果我不這麼做，我的書就無法出版，我估計短時間回不了國，我正在為我寫監獄生活的書作宣傳，然後我會去美國推銷寫基督教的書，再去台灣出版監獄書的中文版，最後回到德國，接受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獎學金的資助在柏林居留1 年，以上全部完結後，再看看他們是否還『惦記著』我。」
廖透漏，當局曾對他說：「你的兩本書不能在海外出版。」一本是寫監獄的，另一本是寫神的，他們說這二本都是不可接受的，但廖據理力爭。他們要求廖簽署一份文件（答應不公開），他們說這些都是「非法的文化產品」，這兩本書有洩密之嫌。
記者提問說，現在的政治鎮壓比過去嚴重嗎？ 廖回答:「是的，特別是今年上半年。呵呵，我也說不清楚，我認為這是政府自身的問題，那個『茉莉花革命』的呼籲，他們大驚小怪，那只是一些人在互聯網上發的帖子，在中國並沒有發生，但帖子出現後，他們總來找我，一遍一遍地問。沒有人聽說過！他們神經過敏。 」
他還說:「說我的寫作是非法的……莫名其妙，我只是寫東西，就犯了他們的法律，我不想犯法，我對他們沒興趣，希望他們也別來煩我。」
他表示，監獄書寫的是悲劇。在重慶服刑，有一次，他們折磨得廖痛不欲生，當時廖把頭往牆上撞，想自殺，死去活來。幾天後非政治犯過來說：「嘿，哥們，如果你真的想自殺，撞牆太笨了，最好這樣幹：把太陽穴對準牆上凸出的釘子撞，這樣效果更好，真的。」
當局對廖說：「如果你出版這本書，我們就把你送回重慶。」這實在太可怕。他們說，他們不介意毛澤東時代的事，這方面題材你可以寫，50年代和60年代都行。
對於寫基督教的書這個禁忌問題， 廖說:「在中國，宗教問題不是小事，它是個禁忌，尤其是以基督教為主題。我寫的時候沒有考慮這個問題，哈哈，如果我想到了，就不會寫這本書了（笑）。他們說海外出版是非法的，這就奇怪了，外國人讀到它，覺得是一個秘密，中國人就不會，所以對約翰遜來說是秘密，對我來說不是（笑）。」
至於為何廖只寫基督徒，而不寫佛教徒這個問題，他說:「我是那種沒有明確計劃的人，我有緣碰到基督徒，受到了感動，所以我就寫了。」
至於如何採訪基督徒，他說: 「我在雲南試圖採訪中國最後一個地主，他在早期共產運動中受到迫害。我遇到一些人，他們告訴一些基督徒的情況，我去見他們。那是一個非常窮地方，窮得你無法想像，沒有電，沒有公路，沒有電話。我們走了4、5個小時才遇到一個村莊，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個個村莊竟然有一座教堂，一個世紀前西方人來到這裡建的，真了不起。」
他接著說:「他們在這裏傳教一直到1949年共產黨掌權。隨後外國人被驅逐，很多的基督徒被殺害，發生的事令人難以置信地殘酷。其中一例，一個家庭中父親被處死，棄屍路邊，不允許家裏人收屍，當我聽到這兒，禁不住潸然淚下。」
關於寫作與錄音的問題，他回答道:「其他一些書籍沒有錄音，《上帝是紅色的》有。但是當我寫出他們的話時，我盡量做到盡善盡美，我是個作家，所以我想盡所能寫好他們的故事。 」
至於那本有關監獄的全部細節是如何記得的，他說: 「我有一部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的副本，用小字作的筆記夾在書裡面，實在很難，但用這種方式我能夠找回許多的記憶。這些書各有特點，《上帝是紅色的》困難較大，因為我不得不走很長的路，吃了很多苦頭，但我很高興能寫這本書，故事生動感人。至於監獄的書則很難下筆，經歷太痛苦。 」
現年53歲的廖亦武以親身經歷感慨道:「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思想和文學的黃金時代，然後是1989年6•4事件，然後是改革和經濟增長。沒有人想到共產黨會如此頑強。共產黨是造成那些移民潮的原因，它掌權造成大批人逃離，然後是1989年，又一波約10萬人逃離，現在又一波新的逃離浪潮，即使經濟狀況不差，至少在藝術界是這樣，你在中國做不了任何有意義的事情。」
他還說:「如果你回國，你只有三種選擇：再次逃離、坐牢或被禁，我不得不逃離。劉曉波和艾未未沒能逃走，但我逃出來了，這可能是因為我採訪了很多底層的人，所以我了解警方的想法，這讓我找到了出路，我有黑道的關係。 」
至於在國外生活的習慣問題，他說:「我喜歡柏林，東柏林有很多地下酒吧，讓我想起中國。有一條街上有很多妓女，我去過那裡很多次，觀察德國妓女和中國妓女有什麼不同，德國妓女更客氣，如果你不想要，她們不強求；如果在中國，你會受到圍攻。 」
他最後說: 「我是想在中國出版，但自2001年以來我一直沒能達成願望。 20世紀90年代出書就很難，但2001年後一本也出版不了。非法的地下出版很多，大多數是與性有關。一個朋友告訴我，有了一些好消息告訴你：你的書在下層能與性書籍媲美！真滑稽。但今年即將推出的兩本書是我最看重的，它們傾注了我的感情，最讓我感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