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龍應台「國際名家論壇」之邀，7月9日，姜文在中山堂與中、港、臺六百多位觀眾相遇，整整兩個小時，暢談他的電影與人生。我們得以瞭解一位超凡的藝術家，如何用犀利的眼光，透視與解讀時代的荒謬，審視社會的變遷……
他被法國著名導演帕特裡斯．夏洛爾（Patrice Chéreau）譽為「偉大的導演，了不起的演員」，並以電影大師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相比擬。眾多網民票選他為「未來十年主宰中國電影節的導演」。他曾經為了《太陽照常升起》一片票房慘賠，仍不改電影初衷；以《讓子彈飛》熱賣人民幣七億，創下業界奇蹟，卻認為僅僅是一部「簡單的電影」罷了。
姜文就是姜文，他坦誠直率的風格，從整場稱呼龍應台女士為「龍大哥」表現無遺。如此稱呼的理由很特別——因為出場前龍應台輕拍他肩頭的手勢，給他電影《教父》般的有力感，使他的不安一掃而空。他稱其為「大哥」的理由那樣荒誕不經，卻又那樣誠懇自然，一點也不使人覺得失禮或突兀，反而順理成章似地格外親切。
猶如「龍大哥」這個姜文式的稱呼般獨特，姜文的確創造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注定在影史留名。從來沒有一個華人導演的電影，呈現如此鮮麗熾烈的生命之美，如此深沉痛苦，又如此欣然愉悅。這樣強悍又自由的揮灑，不僅僅表露在他的電影創作中，整場座談會中，姜文試圖告訴我們，這個荒唐難解的時代與世界，是如何在他的眼中成形……
矛盾難解的童年
談到童年，姜文說自己的父親是革命軍人，母親卻是出身資產階級成分的家庭。姜文童年的時候，住在唐山的外公家。他叫外婆「姥姥」，外公「老爺」。那是一個全姓「高」的村子，二、三百年前從外地遷來，村裡人全是親戚。外公因為國民黨、資本家的身份，遭到無期徒刑的監禁，後來才被放出來，歷經鬥爭艱辛：「家裡是一貧如洗，很慘，就是什麼都沒有了，而且社會地位非常低。那種低，我覺得很可怕的是說，……非但瞧不起你，還覺得你是一個曾經製造恐怖的，所以如果誰想消滅你，是有充足的理由的。這種被歧視是很可怕的。」
他有一個六老爺，被判了死緩（延緩執行死刑），最終還是跳井自殺。這樣的悲劇形象也對他頗有影響。對於親族間的互動，姜文說：「我家有兩個舅舅，後來有一個舅舅不見了。包括我媽、七個姨……我印象很深的是嫁不出去，沒人娶這樣家的孩子。我的老爺家的輩分特別高，有人管他叫七爺、六爺，但是你會看到那個武裝紅衛兵帶著人進來之後，拿人家東西，轟啊，砸啊。說：『七爺，這個我給拿走。』『六爺，這個我給拿走。』……叫你『爺』，但東西全拿走。」
「根正苗紅」的父親，與「成分不好」的母親家族，其間的矛盾讓姜文百思不得其解：「我看我老爺的時候，我覺得我老爺他不是一個壞人。我看爸爸，他也不是一個壞人，那他倆是怎麼回事？……所以我從小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長大。」
影響至深的母親
在雜亂難解的童年中，姜文自述對他影響最大的，是當國小音樂教師的母親。或許是因為承受過多的壓力，或許是其他的原因，姜文的母親待他非常嚴厲。姜文回憶：「我媽跟我最多的交流，是揍我。」他描述打耳光是最輕的，麵棍、鐵鉤、鐵鏟、鐵鍋……都被打過。這些還不算什麼，他最害怕的，是母親會「預約」什麼時候要打他：「最可怕的是她跟你預約；你今天惹她不高興了：『我今天晚上打你喔。』那我得一天到晚想辦法，做點事讓她開心。……我覺得我已經做了很多事，她已經很開心了，到了半夜十二點的時候，我聽見……呵呵，這是真事啊，『啪！啪！』我父親皮帶的聲音，那是很厚的，兩層，中間還有銅釘子。」
即使裝睡，也會被母親叫起來問錯在哪兒的姜文，終究逃不過一頓好打。如今回憶起這些事，姜文對母親並無怨懟：「打就打吧。她對我說『棒下出孝子』。我不是想宣揚有人去打孩子，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確實對她很孝順。」
如今，姜文父親可愛和藹，有時還會在他的戲裡客串一個角色；而母親直率依舊。例如，她不愛看姜文的電影，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我不相信那是你。你是我生出來的，我養大的，你突然變成一個土匪，你騙人。」
《太陽照常升起》一片中，周韻（姜文妻子）所飾演那個瘋瘋癲癲、嘲諷現實、令兒子又愛又懼，卻又有著無比尊嚴與力量的母親，就是姜文以母親為寫照的角色。姜文說：「我發現，她實際上，是個沒長大的孩子，什麼原因？在我這兒說，我覺得她在某個心靈層面，我覺得她確實拒絕長大了。」
電影裡，周韻的確像個孩子似地，放肆在林裡狂奔，在舊有的世界崩潰時，相信並保存一個神祕的天地。姜文說：「因為我不喜歡生活的原來的樣子，那樣讓我覺得不太舒服。我能夠把他變成精神活動的樣子來表達，我自己覺得舒服一點。」
沒有章法的章法
《讓子彈飛》一片造成轟動，在大陸單日票房就超過了六千萬，和《阿凡達》並列為中國票房影史之最。然而姜文坦言，在他心目中，這是一部「簡單的電影」。他自陳因為上一部嘔心瀝血、掏心掏肺的電影《太陽照常升起》反應不佳，甚至被惡評「不會拍電影」，他就下了「墮落」的決心：「好吧，咱們拍個明白的電影。」
在姜文的電影中，旁人看他的取角簡直就是隨心所欲、毫無章法可言。例如他讓名導馮小剛在片頭飾演短命的師爺、副導演危笑飾演麻匪老七，妻子周韻飾演鵝城美女花姐，弟弟姜武飾演反派武舉人，製片女助理趙銘飾演一個被欺侮的民女，也讓製片人馬珂飾演一個圓呼呼的八歲孩童。馬珂角色之無理突兀，卻產生了意外的喜劇效果。
也有觀眾詢問，為什麼《讓子彈飛》與《太陽照常升起》，都用久石讓大師同樣的音樂？姜文的回答更令人絕倒：「我是覺得因為《太陽照常升起》看的人不多，音樂沒用浪費（眾人拍手大笑），而且他也確實好聽，是不？乾脆就順著，讓大夥再多聽聽。」
他並描述向久石讓邀曲的有趣過程：「《讓子彈飛》的配樂，是我跟久石讓，一個很天才的作曲家談，我說能不能寫成像《太陽照常升起》那樣的味兒？他不高興說：『我怎麼可以寫那麼個樣？那是一種很特殊的情況，我突然就寫那麼好了。』我說：『當時你為什麼就給我寫那麼好？』他說：『你、你當時給我說這句話，給我壓力很大，我幾乎崩潰了。我為什麼要讓人家比？』『對啊，比完了之後人家覺得好聽啊，現在再比一回。』『不比了，我現在很多事要做。』我說：『我就把你那個東西我再用一遍。』『好哇，你敢用你就用啊。』我說：『為什麼不敢呢，我就給用。』就是這樣。」語畢，眾人大笑鼓掌。
姜文在創作電影上的隨心而用，就像是一個武藝入化境的高人。聽了姜文精采的描述，就可以理解他的電影中為何語言呈現處處經典。而他隨心所用的拍攝過程，也讓電影呈現一種活潑迷人、生氣勃發的樣貌。如此活生生、肆意流動的風格，在當下審查嚴格與思想封閉的中國大陸，毋寧是第一人。
電影 一種洗淨的過程
姜文說自己擔任演員時，看別人拍電影總覺得很複雜，完全看不懂，但是他擔任導演時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導戲的話我有個問題，如果我不在腦子裡看見這個東西、在腦子都把它拍完了，或是自己確實有表達的慾望，我根本就不想當導演。」
相對於別人的電影創作是「留下記憶」，姜文執導電影的初衷卻是「清空與遺忘。」當龍應台詢問，他在拍攝電影時，「有沒有覺得受到藝術的清洗」時，姜文回答：「其實我一再說我電影某種層次上的意義、目的，就是為了這個，可以自己洗乾淨一下，然後可以忘掉一些東西，清出來一些東西。其實我拍第一個片子到第四個片子，都是這樣。」
無疑的，對大部分人而言，生命是團深厚且難解的謎團，醜陋的時候多過美好。然而真誠的藝術家能在回頭審視時提煉一種澄淨的視角，散發對生命的熱情與態度。龍應台描述姜文能在這樣混亂荒謬的時代，以如此純粹的藝術與眼光，帶給人們心靈深邃長遠的感受，觀者自是心存感謝。而姜文則說他拍電影的意義，在於追求「改變」：
「我當演員當得好好的，我為什麼要去當導演？還是心裡有一些……不是痛苦喔，我覺得痛苦這個詞沒意思，對我來說，其實是想起以前的事還有很多好玩的。但是它是一個你想要的東西，……你會覺得當時朝那邊走就好了。總之你想要去改變它，但是今天也改變不了過去，其實未來也很難改變，因為未來是由過去決定的。所以我們今天坐在這，覺得最好的辦法是拍個電影，我們用電影的辦法可以把過去改過，什麼都可以改過，是這樣的。所以呢，我想對我來說，表達了、改變了，放在那兒，清完了，自己會舒服得多。」
他說就在不久前，他去了十三年前拍攝電影《鬼子來了》所搭的外場地。那是為了在河北喜峰口長城一帶，重現抗日山村的場景，費盡千辛萬苦，搭建起來的地方。
舊地重遊，他很訝異當年拍攝的地方如此險惡：「要坐40分鐘的船才能到。坐船之前要走三百個臺階，到了再走三百個臺階。我們到的時候這個村子還在，很結實，還在做旅遊。我當時搭的時候，很多美術跟我說很苦，能不能不在這兒做？因為下面有水，山子又陡。我就用最不講理的辦法，我就指著旁邊的長城說：『你看他怎麼建？為什麼他能建在這兒你不能建在這兒。』（眾人大笑。龍應台說：「你在鼓勵人家做孟姜女啊。」）他們說：『建那個的後面都有刺刀頂著。』我說：『那你自己想像有刺刀頂著你後面吧。』
如此不可理喻的執著，創造了影史再難超越的傑作。姜文說：「我覺得我現在不可能來一遍，體力上承受不了，然後精神上，我也覺得，有必要這麼累拍一部電影嗎？我現在不理解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可能是另外一個狀態。」
衝擊隱晦現實的《鬼子來了》
《鬼子來了》在第五十三屆坎城影展奪下評審團大獎的殊榮，卻遭到禁演的命運。在此次座談中，姜文回答一位臺灣的觀眾，是在什麼情況下，起心動念拍攝《鬼子來了》這部電影？
他說：「大概是我35歲的時候吧，對於我或者一部分男人，有一種共同的心理狀態，想知道什麼是恐懼，或者，用什麼辦法可以擺脫這種恐懼。」「同時，也有這三十多年來對於過去我們受到教育，與真實距離態度的看法。」
姜文提到家鄉唐山「潘家峪慘案」的例子。那是在抗戰後期，由於日軍在潘家峪搜到武器，懷疑表面順服的村民實際上與抗日軍勾結，遂計畫在一個新年假期晚上，人們返鄉慶祝時發動圍剿，殘忍屠殺一千多位村民的慘案。
姜文毫不諱言，歷史的真相是如何被誤解與玩弄：「我覺得最荒誕的是潘家峪慘案的紀念館、潘家峪的說明書，竟然說是這裡是八路軍的兵工廠，在這幾年當中打死了一千五百多日本鬼子，所以日本鬼子來報復、滅村。我看縣誌和唐山對這件事的調查，說實在，這是吹牛。第一，當時八路軍不可能打死這麼多人；第二，當時八路軍沒有兵工廠。宣傳的人願意把這事說成這樣，因為又不丟人，又能是個體面事。問題是日本人也希望；也宣傳是這樣，因為這樣的話，殺的是便衣兵，在戰時國際法上是沒有罪的。」
姜文說，由於這邊想做的和那邊想做的是一致的，村民的無辜成了不被承認、無法正視的問題。而電影在審查時，就是陷入了這樣的難題。當龍應台問：「知不知道、有沒有預警《鬼子來了》無法播映？」姜文難掩遺憾，一股腦兒地說：「我開始還真沒有。……那時候還年輕嘛，覺得自己能做件了不起的事。把我三十多年的積蓄用在電影上，很大一筆錢啊，希望這部電影能夠改變一些人，或者更多人對於那樣一件事情的態度看法。後來，發現我自己有點荒謬。我根本就做不到，因為根本就不讓人看嘛。什麼都改變不了。」
生活具有根深柢固的荒謬性
即使是《鬼子來了》這樣涉及國仇家恨的影片，不看到後段，會以為是部喜劇片。片中將村民——或是中國民族——在殘酷戰爭下的老實與精明，道德鄉願與自以為是，種種滑稽的生存狀態，表達得淋漓盡致。然而這部電影所呈現的嚴肅意義、畫面的強烈與深刻，卻會令觀者從可笑到震撼無語，久久難忘。針對龍應台詢問：「你覺得你這種嘲諷性，『什麼都可以』切入的觀點，或者你自己這種美學的啟蒙是怎麼走過來的？」
姜文說：「其實我不是故意要這樣，在我看來嚴肅的事情很少，陰錯陽差的事很多，所謂嚴肅可能是被……有權力去寫歷史的人，他們願意把某些經過的事寫上，是很嚴肅的。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是有一定的目的，但是如果用自己的眼睛和感受一樣事情的話，你會覺得很荒誕。」
姜文舉了個例子：「大的社會生活其實本身，帶有本身根深柢固、與生俱來的荒誕性。我在這邊舉例子啊，我們這邊流行了三十多年，叫東方紅這個歌，你聽聽啊，『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確實曲調現在聽也很鼓勁、莊嚴，緊接著剛開完會，又唱這樣的歌，叫：『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語畢，全場哄堂大笑。
姜文說：「你看，你們都樂吧，這不是說我編造的一個荒誕，不是說給人包袱，仇視社會，我沒有，是這樣的，這本身是有荒誕性。」
當有觀眾提問，說看不懂《太陽照常升起》以魔幻方式表達，姜文直陳他所嚮往的電影是能呈現生活，不僅僅是「掙錢」而已：「我很幸運，我有這樣一個機會，我要拍一個我所認識的生活。生活對我來說是不懂的，我不懂生活，我不知道你們誰懂，沒有起承轉合有時候也沒有前因後果，你以為是這樣其實根本不是這樣。你出門看到一個女孩，你愛上她了，你真的不知道是為什麼，起碼對我來說我不敢貿然的說我懂生活，生活是這樣、是這樣、是這樣的。誰這麼告訴我，我肯定很懷疑。不是覺得他騙子就是他很笨。」
睽違了18年，姜文再度來到臺灣。《天下》雜誌創辦人殷允芃，影視名人王偉忠，電影學者焦雄屏，與熱愛電影的教育家曾志朗盡皆到場。許多人爭相與他擁抱與握手。他感性的對觀眾說：「居然18年了……當然我不會再過18年才來，我有幾個18年呢？我不能再浪費。我會經常到臺灣。」
－－轉載自《新紀元》周刊２３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