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8月09日訊】（大紀元記者梁維拓英國倫敦報導）自2004年11月19日《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以來，截至2011年8月7日，在大紀元網站上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的人數已經超過一億。各界民眾對此反響熱烈，1989年「六四事件」參與者邵江博士稱退黨勇士應該載入史冊，並呼籲更多的民眾主動加入退黨大潮。
「退出中共」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現攻讀倫敦西敏寺大學社會政治學的邵江博士表示，「三退」人數超過一億，是中國人一個非常重要的集體選擇，民眾的「三退」舉動，從一個層面上講，可視為是一種對中共表達的抗議行為。他說：「在公民抗爭的過程中，對專制政權的批判、不介入到它規定的制度範圍，這個意義是非常重要的。你使用積極的方法，去脫離它給你規定的這種社會方式，這不僅是從組織形態上脫離，也是從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上脫離，這其實是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
他剖析說：「當你說我要反對一個專制、我要跟它有所不同的時候，你不要遵守它給你所規定的這些東西，或者是他給你的一種便利的社會條件。因為這有可能就會使你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你也會變成這種專制的統治工具的一部份。」
「你在這個政黨裡、在它所規定的組織和團體裡，你會喪失獨立判斷的能力。你甚麼都是組織的，生活方式是組織的、思維方式是組織的、行為方式也是這個組織的，那麼它讓你去做惡，你也就跟著這個組織一起做惡。所以，聲明退出中共是個非常好的形式，是一種很了不起的抗爭方式。這就是其所具有的最大的意義。」
「維護道德良知的選擇」
邵江認為民眾「三退」不僅是民眾自我精神的自救，也是讓中共體制癱瘓的途徑。
中共實際上是以欺騙的方式，把一些相對而言對這個政權不瞭解的人、年輕的人，或者對其他人所遭受的迫害漠不關心的人，夾裹所有的人和這個政權一起做惡。退出中共，不僅是在精神層面退出，你本身的行為方面，甚至是思維方式也應脫離它。「你本身身體方面的脫離，你就不只是精神上的脫離了，行為方式也是一個脫離。」
邵江說：「公民抗爭有兩個很核心的要求：一是你要主動。主動就不是這個政權施加給你迫害的時候，你才開始反抗。而是指你認識到這個政權是一個專制政權、一個非常反人類的政權的時候，即使這個政權沒有將苦難加註到你個人的身上，而是加註到別人的身上，你也應該去反抗。再有，你需要系統地去反抗它。這是你在挑戰自己，你要繼續不停地去反抗這個制度，找出有效的方法，讓更多的人一起參與挑戰，這就是公民抗爭的強度問題。」
邵江認為聲明「三退」是一種積極抗爭的形式，也是民眾道德良知的選擇。他說：「比如你家的房子被拆了或者土地被剝奪了，我要上訪，這個行動有點消極。積極的舉動是，你看到這個暴政就去行使你公民的權益。最低底線就是你不要跟中共作惡、被它夾裹，避免成為它的人質，要做出一個選擇。」「只有讓它這個鎮壓的幅度和能力癱瘓，那麼在長期的抗爭過程中，才能真正地保證所有人的權利，才有可能慢慢形成一個民主轉型。」
「公民意識」自我覺醒的精神運動
作為1989年「六四事件」的直接參與者，邵江表示：「當時（1989年）在聽到大屠殺消息之後，在全國很多地區都有一些人直接貼出大字報或者直接給中共發電報，要求『退出中國共產黨』，但是人數不是特別的多。而且，以這種公開形式實施退黨的人數，也不是特別多。」
而今天上億人都參加到「三退」大潮之中，這本身就說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集體選擇。實際上也是為了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未來，為未來保證人權和建立民主。
他認為作為一個公民的重要指標，就是明白甚麼是公民應該選擇的、甚麼是不應該的，可以說它是一個公民的契約和公民的道德準則，也是成為公民的一個特徵，這是人類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遺產。
邵江表示，必須結束中共的統治，否則更多的中國人也會受到迫害。退黨就是一個有效的抗爭方式。 「因為這就是和這個專政和暴政不合作的立場。」很多人都淡忘了共產黨統治的前期，50年代、60年代，直至是89年「六四屠城」。但一直也有人在和中共暴政抗爭，有的也採用了退黨這種形式，但沒有形成今天這樣億萬人的退黨大潮。這是中國人道德良知的選擇和自發的精神覺醒運動，從2004年底，一直堅持下來，也是很了不起的，邵江說：「退黨勇士應該載入史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