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9月18日訊】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就八月三十號例行記者會上有關中國修改刑事訴訟法草案的問題發表了看法，認為這是將強迫失蹤合法化。這既不符合國際人權法，也不符合中國自己的法律。美國還督促中國政府在制定法律的時候，尊重公民的人權。
很多朋友會問：強迫失蹤是甚麼？從學術上講，這當然和自己玩失蹤相反，是不自願的、被強迫的。從國際上講，聯合國有個專門的工作組，有關強迫失蹤的工作組，專門監督和抨擊那些搞強迫失蹤的、違法亂紀的政府和集團，保護普通老百姓不受那些有錢有勢的人迫害。
換個角度說，它就是強迫那些官方或者有勢力的集團必須遵守法律，必須講理。如果一個人被強迫關在某個地方，家人和社會都不知道他的下落，而那些關押他的當局或者集團是不是遵守法律，誰又能夠知道，能夠干涉呢？甚至永遠失蹤了也沒人知道。這就助長了違法亂紀，助長了不把人當人對待。文明社會對待任何人，不管他是好人還是壞人，都必須把他當人對待。這就是人權。
人權可不是甚麼空泛的理論，這和我們每個人的存在息息相關。說直白一些，就是我們到底算人還是算牲口。別人把我們當人還是當牲口對待，這可不是件小事。人權就像空氣一樣，平時你不會覺得它有多重要。但一旦失去了它，你才能體會到它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這次修改法律，居然公開違反自己的法律，把非法拘禁和強迫失蹤合法化。這是中國三十年來法制的一個巨大的倒退。
這有點像文革來臨之前的模樣：先是法律被公開地違反，之後漸漸就進入了江青那個著名的「無法無天」。不但老百姓，就是大大小小的黨政官員們，也難逃這個無法無天的迫害。人們根本沒地方講理去。正理沒地方講，就是共產黨的歪理也沒地方講。因為你根本就不存在，失蹤了。
遠的例子有文革。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也被強迫失蹤了。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裏，也沒人知道他怎麼樣。死了都沒人知道。直到十年後給他平反了，大家才知道他早就被迫害致死了。國家主席權力大不大？沒用。只要把你強迫失蹤了，你和那些只知道紀律不知道講理的看守們，沒理可講。你就像個牲口一樣，隨便人家怎麼對待。
劉少奇畢竟還是被逮捕了。所以至少人們還知道他在司法機關手裡，知道他在監獄裡。從1994年開始，公安機關就發明了現在被叫做強迫失蹤的，所謂的「監視居住」。我可能是第一個被以監視居住的名義強迫失蹤的人。當時我被當局扣押了，他們卻實在找不出罪名。檢察院不批准，不但逮捕，連拘留也不批准，因為中共當局實在提不出合法的理由，可卻又不願意放我回家。甚至我一再要求，當局也拒絕通知家屬。我就提出要控告他們非法拘禁。
普通警察們沒有必要承受這麼嚴重的罪名。他們的上級要想繼續扣押我而不通知外界，就必須找出個合法的理由來。他們公安局的權限只能開出監視居住證，於是就開出了一張監視居住證，但就是不准我回家。我強烈抗議這種公然違法亂紀的做法，他們就狡辯說：這個賓館條件不比你家差。我強烈要求依法通知家屬，他們就說：沒有進入司法程序，所以不必按法律執行。總之就是，有了最高當局的批准，就可以像土匪一樣不講理。
當時，我已經被強迫失蹤，與外界隔絕了，甚麼辦法也沒有。直到十八個月後進入了司法程序，我要求法官至少把這十八個月計算刑期。法官說：那不是依法執行的行為，不知道按甚麼條件計算刑期。所以，這就算白關了。但還好，我的性命還在，而且還有執法機關不承認關押方面的違法亂紀的做法。所以還不是最糟糕的。
有了2011年8月30日公佈的刑訴法修正案，事情才算是到了最糟。現在強迫失蹤就是合法行為了。當局可以不通知家屬和外界，把人關押在秘密的地點，甚至永久性的失蹤也沒人知道。如果你像劉少奇那樣幸運，十年後平反的時候還能知道你曾在哪兒。但如果你永遠都不能進入司法程序呢？你不是就得永遠失蹤了嘛？合法地把人給蒸發了，這也叫法律？
這就是共產黨概念上的法律。共產黨的法律是用來整人的，用來打擊敵人的，而不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界限，不是限制權勢保護良民的法律。有錢有勢的共產黨精英們常常罵維權的老百姓是刁民。其實共產黨這種土匪式的法律概念，才真正是刁民、訟棍和暴君的邏輯。
從我被強迫失蹤到現在的近二十年間，這種強盜邏輯被繼承和發展了。雖然還沒到劉少奇那個級別，但這些年來大大小小無數的官員被非法拘禁了。其名義和監視居住同樣：雙規。黨組織可以在法律程序之外非法拘禁黨員，似乎入了黨就不再是法律意義上的人了。用時下共產黨的時髦說法就是：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
老百姓則連黨員都不如。被強迫失蹤的人數最近特別多，包括許多律師。而且他們還遭受了酷刑和嚴重的威脅。不但在裡邊沒地方講理，出來也讓你不敢講理。這已經沒有甚麼法律了，簡直就是一夥綁匪。現在把這種綁匪的邏輯合法化，這個政權就是徹頭徹尾的土匪化了。他們真正地實現了毛澤東和江青的理想：無法無天。
如果再來一次文革，恐怕老百姓不會讓共產黨自己來撥亂反正了。理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歷史不會原地轉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