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9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何蔚澳洲悉尼報導）每一個移民，每一個移民家庭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故事也不同。本報記者有機會瞭解了來之不同國家的幾位移民的故事。
簡妮絲•皮特森的故事
澳洲SBS電視台新聞主持人簡妮絲•皮特森（Janice Peterson）的父母是來自南非的移民。
簡妮絲說：我的父母在70年代中期乘坐一艘意大利客輪，從南非的開普敦啟航，來到西澳的弗里曼特爾（Fremantle）。我的父母也可稱之為是船民，只不過他們有護照和合法的文件。但他們同樣是為了逃離獨裁政權和迫害，希望在澳洲實現對美好生活的願望。
那個時期的南非政權推行極端的種族歧視政策，生活令人窒息。我父母的生活和機遇都取決於他們的膚色。我父親小的時候，因為有著深色的皮膚竟然不能與他的白膚色的媽媽同乘一輛巴士。種族歧視和仇恨令人無法承受。我的父母，因為勇敢地發言反對政府，被人告密而被當局拘留。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經歷他們所經歷的，所以，他們帶著幼小的兒子 – 我的大哥戴爾，告別家人和朋友，來到澳洲。
在抵達西澳的弗雷曼特爾（Fremantle）後，他們走進一家商店，櫃檯後面一位年輕的金髮女子微笑著抄著濃重的澳洲口音招呼他們:「Gday」，並問他們需要甚麼幫助。那一刻，我的父母的心被這簡單的熱情所溫暖，也第一次體驗了澳洲社會的膚色平等。
幾年後我在悉尼出生，我兩歲時，我們搬到了離悉尼一個半小時車程的中央海岸。在那裏，我們是唯一的深膚色的家庭。但我必須說，我從來沒受到過歧視，我在那裏度過了一個美好的童年。
今天，我住在我最喜歡的城市—悉尼，有一個美好的伴侶和一個美麗的小女兒。我擁有我理想的事業，我經常很榮幸地被邀請人去別人家裏作客。我生活在我的夢想中，我想，這也是我父母的夢想。
卓婭•哈里森的故事
卓婭•哈里森（Zoia Harrison）是俄羅斯人。她的移民故事卻是有關中國的。她說，我的祖父在俄國布爾甚維克革命時期，帶著妻子和當時才5歲的我的父親艾利克斯（Alex）越過中俄邊境，逃亡到中國。在位於中國西北古代絲綢之路北部的一個小鎮定居下來。
我的父親艾利克斯在中國長大，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並成立了家庭。直到1949年，毛澤東掌握了中國的政權，在共產黨的統治下，我們的生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卓婭回憶說，1957年，我四歲的時候，毛澤東的共產黨政府沒收了地主的財產，強迫人們加入人民公社。中國的監獄和勞改營到處都是，囚犯被迫在非人的條件下工作。
她講到在1958年，毛澤東宣佈大躍進，他認為可以在鋼產量上超過英國。他強迫所有的農民放棄種田去煉鋼，如果發現有人在種地，所有的人都跟著遭殃。毛澤東的所為與俄羅斯的斯大林一樣，在製造飢荒。他強迫人們做所有的事情，給的只是一碗湯。當人們開始抱怨飢荒時，毛澤東說是麻雀吃了糧食才發生飢荒。他發出命令，消滅麻雀，然後，再是消滅蒼蠅，蚱蜢等。
不久我的家人都處在飢餓之中，我的父母告訴當地的共產黨政府，我們希望去美國，我們立即被戴上美國間諜的帽子，並被告知，我們將永遠不被允許離開中國。1959年我們試圖逃往美國，但我們被中國士兵截獲，並把我父親關到監獄裡。而我的母親被迫長時間站在冰塊上，直到她腿麻木後人癱倒在地。
經歷了很多的曲折，我們終於得到了去海外的旅遊簽證。在過廣東邊界進入香港之前，中國共產黨的官員剝奪了我們所有的財物，包括我父親為舊中國政府工作時所掙得的黃金。
我們被警告，對我們在中國所見、所聞、所經歷的不能說一個字。在香港待了三個月後，我們沒有按原計劃去美國，而是到了澳洲，這個幸運的國家。
我們全家在悉尼住了下來。我的父母租了一個白俄羅斯女子的私人房子。這名婦女患有精神病，她告訴我們，我們只能在我們臥室的地板上吃飯，談話聲音不能大過耳語聲。
幸運的是，不到一年的時間，我的父母在紅坊（Redfern）的路易街（Louis street）買了一間有陽台的房子。然而，我的父親在一次事故中傷了他的手，傷很重，傷口花了很長的時間才癒合，我父親因此失去了工作。
我的父母沒有了收入，無法支付他們的抵押貸款，也沒有錢購買食物，即使有地方可以請求幫助，當時我的父母也不知道去哪裏找，因為他們不會說英語，我記得他們當時非常擔心。但澳大利亞是一個幸運的國家，我的兩個哥哥開始在我們家門口的人行道上賣藝。在早上，他們為走在上班路上的人們演奏手風琴和口琴，我的任務是揮舞我父親的禮帽，問候路人，並用帽子收集他們給的錢。如果捐贈錢的人不多，我就唱俄羅斯教堂的讚美詩。
不久，我的哥哥們在悉尼市場找到了工作。每天早晨上學前，他們跑著去市場，賺取我們的午餐費。這個工作是很累的，有時我的哥哥們在課堂上睡著了。
一天，捨甫琴科（Shevchenko）先生來看望我們，他說，他是紅十字會的，並問了很多問題。在他的訪問之後，我們在經濟上得到了幫助，還有人送給我們食物，我們不再挨餓了。我的父母常常回憶起他們在中國的艱苦生活，說他們是多麼幸運來到了澳大利亞。他們形容說，生活在澳大利亞，就像生活在上帝的懷抱裡。
將我父母的名字刻在「歡迎牆」上，是我對我父母表示感謝的一個方式，我感謝我的父母盡他們的一切力量，給我創造了一個良好的人生開端。
科皮夫婦的故事
馬利•科皮（Mauri Korpis）和妻子莉（Lea）是1960年從芬蘭移民來澳的。科皮先生說，移民前的一年，報紙上一個有關澳洲的廣告引起了他的注意，廣告上描繪澳洲是一個溫暖而充滿陽光的地方。
1959年12月，他與妻子莉結婚，他們年輕而無牽掛，因為對陽光和溫暖的嚮往，他們選擇了到澳洲度蜜月。他們當初打算，如果他們喜歡澳洲，就在澳洲生活一年，然後回去。
科皮先生記得很清楚，當時正值芬蘭的隆冬季節，離開芬蘭的那天，氣溫在零下36度。他們所乘的客輪一路衝破寒冷而黑暗的海浪，將他們帶到西澳的弗里曼特爾（Fremantle）—一個有著金色海灘和明媚陽光的海港。
從冰天雪地的歐洲北方，來到溫暖的澳洲，科皮夫婦發現他們再也不想離開了，於是，他們在悉尼定居下來，並很快接受了澳洲的生活方式。科皮先生是一名建築工人，他很快就在悉尼找到了他的用武之地。1963年至1973年之間，他榮幸地參與了悉尼歌劇院的建造工作，作為一個領班，他帶領建築工人，以辛勤的付出，使這座世界著名的建築從圖紙成為一個建築藝術的實體。科皮先生感到能為他的新國家做出這個貢獻是他的榮耀。
科皮先生風趣地說，他的妻子莉是通過閱讀澳大利亞婦女週刊（Woman』s Weekly）自學英語的。最初莉很想家，但她覺得澳洲是一個可以實現生活夢想的地方，她下決心瞭解和學習對他們來說是全新的文化，並在澳洲創造一個美好的生活。莉說，我認為學會愛你所生活的地方，愛澳洲這個我們稱她為自己的家的國家，是很重要的。
雖然科皮先生的家現在是典型的澳洲式的，在後院有一個游泳池。他們的生活仍然保留著一些芬蘭的小特點，如在車庫裡的桑拿浴室。
（責任編輯：袁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