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9月30日訊】據《華爾街日報》中文網近日援引北京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發佈的研究顯示，2010年中國大陸發生了十八萬起群體抗議事件，比十年前增加三倍多，且社會動盪仍在加劇。孫立平認為，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威脅可能不是動盪，而是潰敗，僵硬的「穩定」政策不僅不會壓倒一切，很可能會毀滅一切。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的評論文章稱，目前中國的絕大多數群體事件皆源於日常生活中的經濟不公現象，而且發生群體事件的範圍很廣，並不僅限於西藏和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
文章分析，不斷上漲的物價可能不是引發動盪的直接原因，但通脹依然是公眾不滿的一個主要因素。中國社會科學院公佈的一份對社會態度的年度調查顯示，2010年通脹成為令公眾不滿的最大問題，而2009年只排在第五。
2009年和2010年當局推出的一項大規模刺激計劃——銀行新增貸款人民幣17.5萬億人民幣導致了通貨膨脹的加劇，並主要體現在食品價格上。2011年，通脹問題加重。最新數據顯示，8月份食品價格同比上漲13.4%。中國主要肉食豬肉的價格漲了52.3%，創下歷史新高。城市低收入者有很大一部份收入用於購買食品，他們是受食品價格衝擊最大的群體。
非盈利調查分析機構CNA研究中國安全方面的分析師坦納認為，有數據表明在過去10年，中國大陸的群體事件不斷增多，它們都與食品價格上漲有關，在2004年和2007年食品價格大幅上漲時這類事件也出現激增。
文章比喻，如果說通貨膨脹提供了群體事件的火藥桶，那麼引燃社會動盪的火花則來自於強佔土地問題。據中國社科院專家於建嶸說，中國農村地區65％的社會騷亂起因於「土地糾紛」。
文章稱大陸大部份的抗議活動是針對開發商侵佔土地和中共地方官員濫用職權，如前不久發生的廣東陸豐因政府強行徵收村民土地用於開發項目的大規模民眾示威抗議活動等。
中國社會最大的威脅
孫立平在《中國社會正在加速走向潰敗》一文中表示，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威脅可能不是社會動盪，而是社會潰敗。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對克服社會潰敗所必須進行的一些變革，往往由於擔心其威脅社會穩定而被束之高閣，結果是使社會潰敗的趨勢日益明顯。如中共當局「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
孫立平認為，近些年來，社會潰敗的跡象已經明顯開始出現。其中最核心的是權力的失控，權力成為不但外部無法約束而且中共內部也無法約束的力量。前幾年就有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說，地方性權力、部門性權力已經成為既無上面約束，又無下面監督，同時還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這意味著國家權力的碎片化；官員不能負責任地進行工作，為保官陞官不惜犧牲體制利益（不要說社會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敗已經處於失控和「不可治理狀態」。
孫立平表示，目前中國社會的潰敗已經蔓延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潛規則盛行於社會，甚至成為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強勢利益集團已經肆無忌憚，社會生活西西里化趨勢出現；利益集團的肆無忌憚，對社會公平正義造成嚴重侵蝕；權力的霸道和蠻橫，暴力截訪，血腥拆遷；執法部門的腐敗使得一些地方的民眾有冤無處申。
孫立平認為，腐敗開始成為一種民眾無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認的現象；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相當普遍，整個社會的信息系統已經高度失真，統計數據的弄虛作假代表了體制性的對信息的扭曲。「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幾乎可以說是比官方統計數據還可靠的現實。
孫立平強調，當腐敗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當腐敗成為一種無可厚非的價值，當腐敗成為一種人人欲誅之又人人欲得之的東西的時候，整個社會生活開始進入變態的狀態。歷史將會證明，「穩定」不僅不會壓倒一切，很可能會毀滅一切。因為這種僵硬的穩定壓倒一切的思路，會將那些使我們這個國家健康起來的努力被消滅在萌芽狀態。
推卸責任 中共將群體性事件刑事政治化
對於民眾的集體抗議示威等群體性活動，中共當局通常都會將其先刑事化、政治化後並強行鎮壓。對於當局的這種做法，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在博客中表示，這不僅僅來自認識上的誤區，更重要的是來自某種現實的需求：
1.因為將群體性事件刑事化和政治化方便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門推卸自己的責任。將由此導致的群體性事件政治化、刑事化，就意味著將這些事件解釋成是壞人搗亂的結果，與這些政府部門無關。
由此就造成了這樣一種荒唐的結果：本來是某些政府部門工作的失誤導致了事件的發生，這些政府部門應當是導致事件發生的責任者，而在將群體性事件政治化、刑事化之後，反倒成了是這些政府部門在與所謂的壞人或別有用心的人進行鬥爭。
2.將群體性事件政治化或刑事化，更適應一些政府處理社會矛盾的習慣性方式。因為現在許多中共官員所熟悉的處理利益矛盾、利益衝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形成的。
這種處理方式的最大特點，就是將其作為政治或刑事案件加以硬性的打壓。如果一些群體性事件不存在政治或刑事因素，他們反而不知道如何來進行處理。
面對中國的權力失衡、失控而無有效的制約機制，德國之聲采訪了中國社會問題專家、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楯。
李楯認為：「由於執政黨的利益所在，他又對本來能夠化解這些群體事件的機制，比如像憲政、法治、公民社會充滿了畏懼。所以使得社會在衝突激增的情況下，缺少有效的機制而束手無策。
「清華大學在去年的一份報告中稱中國目前存在一種強權力、弱市場、無社會的狀況。就是社會不管是作為公民個人的訴求表達，還是像公民組織起來的NGO的行動都受到極大的限制。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有多種途徑，很難通過法治的方式來化解衝突。這裡也包括司法審判的不獨立和很多情況下受地方政府的左右這樣一些原因。」
李楯認為：如果一些矛盾長時間得不到解決，拖延的時間越長，將來解決起來就會越難，代價越高。現在，作為當政者缺乏這種積極改革的計劃，而多為應付眼前局面，比如維穩的機構和大量維穩經費的支出，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沒有公平正義，就不可能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
李楯表示，中國改革發展到現在，確實有點讓人很無奈的感覺。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本身應是朝氣蓬勃、欣欣向榮、驕傲奮進的時期，就像西德和日本戰後三十年經濟奇蹟時期一樣。可是我們的民眾卻怨聲載道，衣食住行全面岌岌可危，而且更可怕的是整個社會全面潰敗、道德淪喪的局面愈發嚴重，不僅改革的共識已經基本破滅，改革的動力也已基本喪失。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