酈劍鋒:怎樣看待中共內鬥?

酈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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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1月21日訊】中共高層的內部傾軋一直是大家比較關注的焦點之一。步入2012年,世界多個國家像美國等將迎來大選,大陸對岸的台灣總統選戰剛剛結束。中共下半年召開18大,換屆更新班子,由於比較引人注目,所以很多人從不同的角度,寫了許多分析文章。我們也就這個熱門話題,談點個人淺見。

一,中共內部鬥爭的必然性

有人的地方可能就有矛盾和爭鬥,這是無疑義的。但中共還不一樣,除了它把全體人民當作鬥爭對像外,其內部也非鐵板一塊,也經常處於激烈的鬥爭之中。對中共而言,所謂鬥爭並沒甚麼原則、規則可講,沒有鬥爭底線的約束,也不是以前宣講的甚麼立場、觀點、思想、路線的分歧,它完全是為了爭奪核心權力而進行的爭鬥,最後的結局就是勝者王敗者寇。

比如林彪這個人物,九一三之前被封為「常勝將軍」、「副統帥」、「接班人」,往後就是「叛黨叛國投敵」、「林禿子」,與被批被貶的「孔老二」並列;劉少奇更是被冠以「叛徒、內奸、工賊」。中共多任總書記基本上都遭受類似的命運。

中共認為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習慣於把人類的歷史解讀為階級鬥爭史,因此中共的歷史不能不表現為一部典型的鬥爭史。它有三個階段:
(1)過去戰爭年代為奪取政權而斗;
(2)和平時期為鞏固政權而斗;
(3)今天危機時期為免於倒台免於被清算而鬥。

從這三階段可以看出,為爭奪政權的「權斗」始終貫穿於整個中共的歷史過程中,生命不息鬥爭不止。雖然它也標榜「團結—批評—團結」,但團結是建立在鬥爭基礎上的,即「以鬥爭求團結」,鬥爭在中共那裏是絕對性的、無條件的。這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體現了中共極端暴戾的一面。

決定中共鬥爭性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它有一個與「謊言基因」相匹配的「鬥爭基因」,乃先天而生,後天膨脹,所以才會「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樂此不疲;二是它有一套系統的「暴力哲學」(鬥爭哲學)作理論指導。

二,怎樣判斷中共兩派的爭奪

文革中,中共毛氏頭子就以肯定的語氣講「黨中有黨派中有派」,中共習慣於區別敵友,搞所謂統戰,擅於劃分階級,將人分左中右,分三六九等,為的甚麼?說白了就是出自於拉幫結伙鬥爭的需要。所以,如同像過去批判「宗派主義」、「山頭主義」一樣,中共內部存在結黨營私現象就一點不奇怪了。

以前與現在,中共都有左派、右派,有開明派、保守派,有改革派、毛左派,有精英派、元老派,今天官場上有團派、太子黨等等,這些無疑都是客觀存在。它們彼此有妥協,也有鬥爭,有時鬥爭還比較激烈。

比如,以前江胡鬥,眼下團派與太子黨。圍繞18大上位和地方大員任免調動,肯定有的一爭。對這個問題,應怎樣看?雖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至少兩點是不能不看的,它是我們判斷的幾點:
(1)有無是非之爭?
(2)著眼點放在何處?是立足於「爭」還是「和」?其比例各佔多大?

中共黨內有無是非之爭?當然我們不能說一點沒有,比如六四時身為總書記的趙紫陽,因不同意鎮壓學生而下台。但這只是極少數的個別現象,因為不管這個人品行再好、表現得如何親民,他都要受制於中共的制度本身,一般人很難從中完全跳出來。這個邪惡的制度制約了、決定了一切。俗語「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體制內的人很難放下既得利益,很難擺脫組織、制度的羈絆洗刷清白自己。即使趙紫陽本人也只在如何對待學生問題上與其它人不一樣,他也不可能真正認識中共和共產制度,並給以徹底否定。

從中可見,中共黨爭很難體現是非善惡。這是我們第一個判斷。

第二個判斷,一般人大都將中共內部紛爭看做主流、主要,妥協性的一面看得較少。這裡固然不能說成錯誤,但特定的時期特定的氣候下,「和」與「斗」所佔比顯然是不相同的。

今天,中共是處在全面的危機當中,內外交困,困獸猶鬥。18大換屆,有爭奪有爭鬥更有各派間的相互妥協,這樣才能達成「分贓」。中共是個整體,其鬥爭哲學中高舉的「鬥爭」大旗,主要還是把矛頭指向全體人民,這是中共的邪教本性決定的,是其反人類、反社會、反人民的體現。目前中國人民的不斷覺醒,各種群體性事件、維權事件等此起彼伏,使中共已經處於全民的包圍中。

面對如此嚴厲局勢,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中共只能是像歷史上「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以應對危亡。這是我們的第二點判斷。誇大內鬥,將中共看做一盤散沙,四分五裂是非常有害的。

三,中共內部會不會出現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式人物?

前蘇聯的一夜之間解體,得益於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兩個人,中共內部會不會在今後出現類似的情況?

蘇共與中共同為共產制度,雖有共性但中共畢竟不同,國情也有較大差異。人口及素質、經濟狀況、所處國際環境等雙方相距較遠。蘇共的殘暴在斯大林時代最為明顯,而且「冷戰」的背景使得蘇共「外向」特點比較突出。

中共無論怎麼強大,總是「關起門來對內」,外戰幾無作為。中共的反人民與人民為敵是蘇共無法比擬的,其邪惡程度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惡之大全。在這種情況下,出現戈氏、葉氏那樣的人物是比較困難的。

從中共歷史演義中,你也可以看出這一點。中共政權中有一些開明之士,像胡耀邦、趙紫陽,這類人在中共官場上的確難得,雖在體制內但又有很大程度上不同,人們對他們的評價也挺高。但最後都敗在中共特色的制度腳下。

這種帶有中共特色的共產制度,呈現出一系列如殘忍暴虐、毫無人性(獸性)、欺世謊言、黨國一家等極端變異的特徵,發展到今天已經是將邪惡完全公開化、合法化、制度化,一切暴行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隱晦遮掩。整體邪到如此程度,要想一下子鑽出一個戈氏那樣的人是不易想像的。

還有一點,就是中共有一套堪稱完備的自我調節的危機應對機制,使得它能夠在巨大危機關頭,屢屢施展金蟬脫殼之術逃之夭夭。過去中共搞奪權革命時期以及和平建設時期,曾經遭遇過多次滅頂之災,如1927年「清共」、長征潰敗、大躍進餓死人、文革、六四,但最後都僥倖避免垮臺滅亡之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曾標榜的「亂中取勝」(所謂天下大亂達到大治)不是沒有它的一定之理,況且中共又是以不擇手段、手段殘忍和慣於撒謊欺騙著稱。

我們可以靜觀中共的內鬥,樂於坐望其內部的反對派、開明派、親民派,但切忌抱甚麼幻想。有的人表現出一定的親民和親和力,但我們更要看到中共是一個整體,更要看到中共的邪教本性,這個本性任何時候都不可能變。要和平解體中共,還得有賴於億萬中國人民的覺悟,這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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